克里斯托會否為特朗普工作？

克里斯托出生于保加利亞，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根據他自己的描述，他計劃用六英里的銀色織物“包裹”美國西部阿肯色河科羅拉多區段兩周，并且自己已經為這個雄心勃勃的項目工作了20年，盡管這個項目所要花費的5000萬美金由東歐移民資助，但面對環保人士的反對，克里斯托一直以來都在為此不斷游說。

然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后，克里斯托放棄了“包裹”科羅拉多河的夢想，他說他不想在美國土地之上，做有利于特朗普的項目。

正如眾多參與“藝術罷工”的藝術家以不同的方式發出對于特朗普政權的抗議，克里斯托提出藝術家應該如何正確看待和抗議美國政權的“黑暗轉折”。

對此英國《衛報》藝評人喬納森·瓊斯認為，克里斯托等藝術家以停止項目等方式抗議，非但不會給特朗普政權帶來任何傷害——因為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本就對藝術沒有興趣，反倒對剝奪了藝術對年輕人的啟發和滋養。藝術是跨越情感邊境最簡單的方式，特朗普試圖修建邊境墻以控制移民和犯罪，但藝術卻可以沖破國境的壁壘，保持美國與世界的對話。

“當代藝術”是美國的發明，羅伯特·勞森伯格，賈斯帕·約翰斯，安迪·沃霍爾，羅伯特·史密森，辛迪·謝爾曼……如今世界范圍內的當代藝術領域幾乎都受到了他們的影響。不僅如此，藝術在美國的發聲通常代表了進步、激進的自由主義。

盡管克里斯托出生于歐洲，當他在科羅拉多河的項目讓人想到了羅伯特·史密森的“螺旋槳碼頭”，沃爾特·德·瑪利亞的“閃電場”和詹姆斯·特瑞爾的“羅登火山口”等贊美自然的美國大地藝術傳統。

克里斯托等似乎代表了全美移民藝術家對特朗普政權的擔憂，但不應該因為這種擔憂而阻止藝術的表達。

在美國開放的空間表達藝術和特朗普并無關系，從19世紀的美國“哈德遜河畫派”的風景畫到馬修·巴尼（Matthew Barney）名為“The Cremaster Cycle”的景觀序列作品贊美的均是自然。

美國藝術家在特朗普的4年任期內應該比任何時候更慷慨的給出自己充滿想象力的藝術愿景，而不是甩手不管。因為特朗普政權下的是美國的土地，而不是他私人的高爾夫球場。文化本就是“暴君”的敵人，如果特朗普政權將構成對民主的威脅，那么文化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選擇沉默。

克里斯托之前都干了些什么

包裹柏林國會大廈是克里斯托最被公眾熟知且影響最大的公共藝術項目，當整個項目的過程并不單公眾所見，克里斯托的團隊花費了24年與6位總理打過交道，才最終通過投票實施了這個項目。

數年之后，克里斯托回憶這個項目依然滿懷熱忱：

這是計劃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事情：1995年6月，100名攀巖運動員沿著柏林國會大廈的正面滑下，慢慢展開巨大的銀色幕布。沒有使用起重機或者機械設備，只是工作人員以一種空中芭蕾的狀態伴隨幕布緩緩下降，在之后的2周，有超過500萬人來到此處，觀看被撫摸被被包裹的國會大廈。而在過去的很長時間，我們并沒有想過這個項目可以最終落地。

我和我的妻子珍妮 - 克洛德（Jeanne-Claude）第一次提出包裹公共建筑的想法是在1961年德國科隆的一個展覽上，而真正開始實現包裹公共建筑的想法是從1968年包裹瑞士伯爾尼的美術館開始的。

8年后，我第一來到柏林，此時城市正在分裂，間諜遍布城中，我甚至擔心自己被逮捕。歷史學家邁克爾·卡倫向我介紹國會大廈，我覺得似乎是一個完美的議題：柏林國會大廈建于1890年代，1933年它毀于大火，二戰后被廢棄，兩德分裂期間（1961年至1989年）柏林墻就在國會大廈的東側走過。就我而言，我作為逃離保加利亞的移民，相當關注兩德的關系。

這棟建筑像是政治和歷史的縮影，我在完成“包裹”國會大廈項目過程中，面對了很多的反對。我用了24年，與聯邦議院的6位總理打過交道，并被拒絕了3次。對于近20年的努力，我很是沮喪，但在幾乎要放棄這個項目之時。卻最終在1994年投票通過了包裹國會大廈的計劃。

而后我們通過自己出資和籌款的方式完成了國會大廈的項目（其中也包括出售此次項目的模型和圖紙），1995年“包裹”國會大廈花費了1530萬美元，這在1995年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我們不希望這個項目被商業目的包裝，即使三個男高音想在被包裹的國會大廈前高歌，也被拒絕，我們希望這個項目保持純凈。

而后柏林提出是否可以保持國會大廈“包裹”時間更久一點？但我們的項目從未超過兩周，如果你錯過觀看這次“包裹”，那就是錯過了。我們也不會重復包裹其他國會大廈。

特朗普對藝術的不屑，以及克里斯托對特朗普政權反對和對藝術的執著都宣告著這一份請愿書幾乎是癡人說夢，但這卻探討了藝術與政治之間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1947年的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是寫給德國文化的苦澀情書，也以巴赫、貝多芬等音樂家表達出德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書中描述了納粹獨裁的噩夢，卻充滿了對德國文化的愛。藝術永遠不會沉默，勇敢的藝術家的抗議不應該是沉默的無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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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會大廈項目經理Wolfgang Volz回憶創作過程

現在想來當時的我們很天真，我們以為可以完成這個項目，但在柏林墻還在的日子里，完成國會大廈的包裹幾乎是不可能的。但1989年，一切都改變了。

1971年以來，我用相機記錄了克里斯托和妻子珍妮 - 克洛德國會大廈項目的工作狀態，我也從他們的當地翻譯，成長為項目的政治顧問和項目經理。

包裹國會大廈項目似乎演化成為了一個政治項目，國會大廈體現的是德國傳統和民族主義，德國納粹也曾經在此舉行過宣傳展覽。在通常的認知下，很難想象國會大廈會被藝術撼動。

所以我們不得不變成政治家，去議會游說，并與所有350位議會代表闡述我們的想法，當時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并不看好我們，但我們以三點說服他們：一是，只是一個完全公開的藝術項目；二是，資金由我們自己承擔；三是，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再利用。

之后我們開始申請建筑許可證，并撰寫了一份700頁的文件，這幾乎比建造一座永久的建筑還嚴格。除此之外，我們還不得不得到警方、消防等監管部門的認可。

幸運的是，我們有足夠的準備時間。我們做了全尺寸的模型，在漢諾威附近的一座城堡塔上鋪設織物模擬，甚至租了前蘇聯空軍基地建造了國會大廈測試。經過大量的模擬，最終克里斯托和珍妮 - 克洛德選擇了一種通常使用于水過濾器的鋁布。克里斯托包裹國會大廈的項目時至今日依舊被津津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