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不少人就開始緬懷喬治·華盛頓，而到特朗普就職前夕（2017年1月19日），《紐約客》發表魯塞爾·肖圖（Russell Shorto）的評論文章《喬治·華盛頓、特朗普和謙恭之禮的終結》，強調華盛頓一生奮斗，為的是要做一個“善良、誠實、正直、體面的人”，似乎具有美德的總統才是國家繁盛、民眾幸福的保障。不可否認，華盛頓是一代偉人，面對權力的誘惑，華盛頓卑以自牧，立國興邦，在個人權力退出的歷史空白地建立了全新的共和制度。他以凡人的自律，贏得了“圣人”的美譽。但制度建設僅憑圣人的道德改造就能完成嗎？退一萬步說，若華盛頓真想成為獨裁者，他能做到嗎？反之，若華盛頓是軟弱的總統，他能帶領新生的國家度過重重危機嗎？從這個角度說，華盛頓的領導藝術值得后來者借鑒。

順應民意 節制權力

獨立戰爭結束后，盡管華盛頓明白此時十三個殖民地需要統一管理，但他依然決定跟士兵們一起解甲歸田。解散部隊既是華盛頓的個人選擇，也是當時的形勢所定。北美殖民地經過一百多年的自治，早就習慣于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們有自己的法律和憲章，有民選的議會來決定地方事務。作為英王的臣民，北美殖民地忠于國王的統治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一旦權利受擾，他們就要揭竿而起。北美殖民地人鬧獨立的原因與其說是英王的暴政，不如說是他們強烈的權利意識不容侵犯。英法兩國為爭奪殖民地，在北美征戰七年，英國政府在戰爭結束后對殖民地增稅以充實國庫，彌補戰爭損失，這件事本身并不大，但卻觸犯了一個原則——未經合法程序就隨意更改既定規則。英國議會此前并不對殖民地征稅，突然單方面更改稅法，殖民地人認為他們作為英國人的權利受到侵犯，這就是暴政。

自由慣了的殖民地人對任何可能影響自己權利的力量都保持警惕。獨立戰爭尚未結束，對“常備軍”的非議就時有耳聞。此前英國為節省開支，并未在殖民地設置常備軍，后來為鎮壓殖民地抗稅才增派了部隊，因此“常備軍”在殖民地人眼中就成了助紂為虐的象征。在獨立戰爭最艱難的時期，華盛頓不得不采取消耗戰術，盡量避開英軍的鋒芒。這時卻有流言蜚語指責他故意拖延戰爭，以增強個人權力。好不容易熬到法國的援助，取得約克鎮大捷，華盛頓為鞏固勝利果實，要求大陸軍繼續保持戰備狀態，以防英軍反攻。殖民地人非但不領情，反而懷疑華盛頓想做美國的克倫威爾，擔心他帶領大陸軍直抵費城，解散大陸議會，成為歷史上常見的軍事獨裁者。

華盛頓對殖民地的各種輿論了然于心，他從不為自己辯護。然而，當一名年輕軍官劉易斯·尼古拉（Lewis Nicola）提議他應該當國王時，他回信駁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錯事，使你誤以為可以向我提出這種請求？這樣的陰謀是可能降臨到我國的最大災禍。”華盛頓嚴正要求劉易斯“請從您腦中抹去這樣的想法。”消息傳到英國，深知權力之誘惑力的國王喬治三世評價說，如果華盛頓真的歸隱鄉間，他將成為世上最偉大的人。華盛頓確實很偉大，他憑內心的道德力量，自覺放棄手中的兵權，自愿服從文職政府的領導，這是劃時代的舉動。同時，它也是順應時代的決定。

殖民地經過長期自治，已經培養了一批擅長管理的社會精英，民眾也有了相當強的自由意識，他們不僅會反抗英國的暴政，也絕不會容忍任何人大權獨攬。殖民地人對自由和自治的信念塑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它是自立的、自主的，并不期待任何大人物來拯救自己；它是法制的、有序的，并不需要強權來維持公正。這樣的文化抽去了獨裁的根基，使之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華盛頓是在自由氛圍中成長起來的領袖，相信“劍是我們捍衛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我們獲得自由后應最先放下的東西”。他放下手中的劍，實踐了當初對公眾的承諾。

然而缺乏統一管理的自治對一個大國來說又是危險的，它讓整個國家的行政陷于癱瘓。當大多數殖民地人都為《獨立宣言》所樹立的自由平等原則而熱血沸騰時，華盛頓卻冷靜地看到殖民地大陸議會因管理乏力而存在的隱患。《獨立宣言》描繪了豐滿的理想，華盛頓則了解骨感的現實。打仗需要經費，殖民地的征稅權在各個州，大陸議會雖然是形式上的國會，卻一窮二白，甚至無法給大陸軍提供最基本的軍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殖民地反抗英國統治的理由是“無代表，不征稅”，獨立戰爭中殖民地卻正因為大陸會議缺乏統一的征稅能力而捉襟見肘。

華盛頓決定耐心等待民意的覺醒，他決心讓民眾去試錯，讓他們自己發現群龍無首的壞處。這就像一名睿智的老者，明知道年輕人要犯錯，卻不提醒他繞道，因為老者知道，無論他怎么解釋，倔強的年輕人不撞南墻都不會相信自己走錯了路。

1783年12月22日，大陸議會在安納波利斯舉辦舞會，華盛頓莊嚴宣布：“我從偉大的軍事舞臺上退下……在此我奉上自己的任命書，從此離開公共生活。”有論者說，華盛頓出發時是去參加獨立戰爭，他歸隱后大家才發現他領導的是一場美國革命。這場革命釋放了人性對平等的訴求，在它的最高將領解甲時達到勝利的頂點，它意味著這個新的國家將開始一場前所未有的試驗，民眾不打算把自己的命運交到強人手中，他們不盼望明君或清官，而是相信自立，愿意在法律的約束下共享自由。華盛頓交出軍權，打破了武力奪權的定律，從而成全了殖民地人的自治夢想。

鉗制民意 利在千秋

經過六年實踐，美國人終于意識到松散的邦聯弊大于利，他們在1787年重新制定憲法，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喬治·華盛頓親自坐鎮制憲會議，卻幾乎一言不發，他的存在就是一種力量，讓不同的利益方看到協商的可能性；華盛頓保持沉默，讓所有代表各抒己見，讓棘手問題得到充分辯論。代表們只需探討問題，不必揣摩上意，最終在充分思辨的基礎上達成妥協。如果說民主的特點就是不一致、不穩定，那么華盛頓則盡己所能在民主這個變幻莫測的大海中尋找前進的方向。華盛頓的沉默幾乎成了他的特點，大多數時候沉默是一種謙恭的態度和自我保護的方式，但有時沉默也是深思熟慮的過程，一旦思慮成熟，則謀定后動。

華盛頓一生尊重民意，但他并不屈從于多數的暴政，有時為了維護共和制度，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甚至不惜違背民意。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支持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和簽署《杰伊條約》。

華盛頓的內閣中，約翰·亞當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約翰·杰伊都是堅定的聯邦主義者。亞當斯希望從儀式上給予總統應有的尊重，他向參議院提出總統的稱呼為“尊貴的閣下”（His Mightiness），提案非但沒通過，還落得參議員奚落他是“尊貴的矮胖先生”（His Rotundity）。美國人只愿意接受“總統先生”這樣平實的稱呼，他們從儀式上就打消了任何人高人一等的念頭，哪怕這個人是他們選出來的總統。

漢密爾頓試圖從財政制度上確立聯邦的控制權。他在獨立戰爭期間曾擔任華盛頓的副官，經歷過血與火的洗禮，自然知道建立強大聯邦的重要性。當時聯邦政府在財政上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償還獨立戰爭期間的國債，漢密爾頓提出由聯邦承擔獨立戰爭期間的州政府債務，然后設立國家銀行，負責聯邦的投資和支付事宜。漢密爾頓的措施從經濟上看有助于建立美國的公共信用，能夠快速刺激商業的發展，挽救瀕臨破產的國家經濟。但在政治上，這項政策立刻引來以托馬斯·杰斐遜和詹姆斯·麥迪遜為首的南方種植園主的強烈反對，他們強調1787年憲法中并未規定該由誰創立集團公司（銀行屬于集團公司的一種），而依據憲法第十條修正案，未經明確規定屬于聯邦的權力，均屬各州。漢密爾頓隨即發表一萬三千多字的長文回擊麥迪遜，他指出依據憲法第一條第八款，在“必要和適當的”條件下，聯邦政府應當被賦予更多的權力。華盛頓這次不再沉默，盡管反對者眾，他表示支持漢密爾頓的政策。

政見不同尚可辯論，利益受損卻無法淡定。為了幫助償還債務，1791年聯邦政府開始向威士忌酒征稅，這遭到部分美國人的激烈反抗，到1794年8月，匹茨堡附近的六千多個農民聚集起來集體抗稅，華盛頓親自領兵前去鎮壓，他成了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在自己國土上率兵出征的在職總統。原本振振有詞的叛軍聽聞華盛頓親自帶兵，立即作鳥獸散，而華盛頓則提出，只要參加反叛的人簽署誓言，表明愿意遵守聯邦法律，他們將立即獲得赦免。華盛頓并非真要鎮壓異見者，而是希望異見者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表達不同意見，他在告別詞中提醒所有人，“人民有權力和權利建立政府的這一思想，是以每個人有責任服從已建立的政府為先決條件的。”

財政政策帶來的危機被有些人解釋為華盛頓年老力衰、被人利用，但《杰伊條約》的簽訂則實實在在地損害了華盛頓的名譽。有史家稱，美國歷史上沒有哪一部協定像《杰伊條約》那樣，簽署時遭人唾棄，經年后卻得人贊許。1793年，英法再次開啟戰事，華盛頓采取中立政策，由于法國曾大力支持美國的獨立戰爭，因此美國的親法派人士對華盛頓大為不滿，尤以杰斐遜為代表，他為此辭去國務卿職務。到1794年，美國的中立政策不僅讓法國人憤怒，而且遭到英國的挑戰，英軍在加勒比海附近攔截美國商船，在美國西北邊界制造事端，不斷鼓動俄亥俄的印第安部落反對華盛頓的安置政策，致使美國邊疆無法安寧。

1794年4月，華盛頓派約翰·杰伊赴倫敦求和，希望避免與英國發生戰爭。因為他太清楚，以美國的實力，當時無論如何都承擔不起跟英國的第二次戰爭，所以他希望不計代價地爭取讓英國從美國西北邊境撤軍，甚至答應償還獨立戰爭前殖民地人欠下的債務。《杰伊條約》雖然讓美國人損了顏面，卻緩和了英美關系，保證了美國西部領土的完整，為美國向西擴展打下穩定的基礎。但當時美國國內的反對聲音特別大，杰伊曾說他晚上沿東部海岸行走不需要點燈，因為一路上都有抗議者在焚燒他的紙人像。華盛頓力排眾議，簽署了這一條約。

杰斐遜不甘心眾人反對的條款竟然成了合法的條約，他提出眾議院有裁決一切法案和條約的權力，盡管他說不出憲法哪項條款賦予眾議院這樣的權力。麥迪遜到底是法律專家，他指出眾議院有權決定所有經濟類法案，可以通過否決《杰伊條約》中的賠款，間接破壞這一條約。1796年春天，紐約州的羅伯特·利維斯頓（Robert Livingston）要求華盛頓上交所有跟條約簽訂有關的文件，以供眾議院討論，華盛頓拒絕了這一要求，認為它會破壞“三權分立”的原則。同時，華盛頓質疑眾議院有何權力在條約簽署中扮演任何角色？麥迪遜并不畏懼華盛頓的權威，他主持了眾議院的辯論和投票，會前麥迪遜信心滿滿，以為自己能夠贏得足夠的選票否決賠款，畢竟對這一條約的反對聲不絕于耳。然而，投票結果卻是51：48，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了這項條約，華盛頓的威望由此可見一斑。

在《杰伊條約》長達兩年的發酵過程中，華盛頓本可保持沉默，置身事外，讓杰伊去承擔后果，但華盛頓卻因知道此事事關重大，一旦與英國失和，國家就會陷入戰爭泥潭，無法自救。因此，華盛頓不僅沒有在洶涌的民意前退卻，還向前一步，不惜以自己的名譽抵擋各方阻力。此事過后，正好華盛頓第二屆任期已滿，他堅決辭去總統職務。告別詞數易其稿，表明華盛頓受到民眾誤解后，難平心中憤懣。

在告別詞中，華盛頓告誡美國人民，“排除對個別國家抱著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以及對另一些國家感情上的依附，培養正直的、和睦的感情來對待一切國家。”在國與國的交往中華盛頓始終堅持國家利益高于感情偏見、現實目標高于政治幻想。他把自己在獨立戰爭和農場管理中學到的經驗和常識運用到行政管理中，坦然地表明自己對重要事件的態度，關鍵時刻敢于運用手中的權力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

法國政治家約瑟夫?德?邁斯特伯爵說過，“每個民族都擁有它配有的政府”。如果說自由平等的理想是現代文明的共識，那么要在具體細微的政府管理中實現這一理想，則需要理性的民眾和謙恭的權力共同努力，控制權欲這匹野馬，使之成為帶動人類前進的良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