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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書學書法,溫故知新
書法是我中華文化之精氣神的一種獨特的表相——“相”與“象”并不相同,二者若比較而言,則“象”還有跡可尋,“相”卻是“羚羊掛角”的無可捉摸之“靈境”一層意義了。用語言文字來講這種道理,本是十二分困難的,何況講得再好也還是“紙上談兵”的“本領”,接受領會者能在這兒獲得實益與否?好比你看了一本講如何“拉胡琴”“彈琵琶”的“入門”書,就能“演奏”得好?這會是可信之理嗎?
然而,講講畢竟比不講要有些用處——至少是“應該”如此。中華書法,只就隸楷一體而言,自漢至晉,從南北朝到隋唐之際,已然發展到了精醇美好的頂巔,無論手跡或是石刻,都令人愛不釋手,也百習不肖,很難企及那種高度。但時至今世(近代當代),所顯示的“書法”面貌精神已大不相侔了。其間差距實在遠甚,遠甚。是進步(所謂“時代創新”)?是退化?論者看法針鋒相對。從我個人的感受來說,竊以為“進展”是在高峰基礎上“更上層樓”,而絕不可以變為連基礎也還不大明白,甚至有意拋棄基礎,追求一些“光怪陸離”的筆墨游戲,以為這就是“時代”的“新”,云云。
漢字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智慧創造,其美無比,天上人間獨一無二。漢字書寫也成了專門的高超藝術,已傳承了幾千年之久,這門藝術不容荒廢衰落。書學書法,溫故知新——“故”且不明,“新”從何來?不會“從天上掉下”或“異域移來”。真的“新”是偉大母體的親生兒女,而不是離奇古怪的毫無文化內涵的“假熱鬧兒”。
竊以為,幾千年大師們創造積累的書法原理法則,必不可棄,必當講求——然后再談創新,庶幾有真“新”可言。我深深祝禱中華人都熱愛漢字,珍惜書法藝術,不要破壞她的美,也不要“戲弄”糟蹋她。
我對“書學”下功夫比對“紅學”多得多。開始于日寇侵華后,母校燕京大學被他們封閉解散,為了不受敵偽教育的“招編”,我隱于暗室躲避偽組織“新民會”的搜尋。當時精神痛苦已甚,無以為“生”,就以書法為一種寄托之道——這在不明當日具體情況的評論者聽來,定會譏嘲責備……若如此,我亦承當不辯,知愧而已。《書法藝術答問》之草草寫成,則又是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城,在“避震棚”里的“遣悶”方式——可見我這書學,實際也是“憂患之作”“發憤著書”的意念。
今將《書法藝術答問》作為上編,新寫的作為中編。還選入了前些年寫的長、短論文,有的通俗,有的學術性略強些,均包含一些以前未及的新意——如講唐太宗的“躪躒”說,就十分重要。
這些聚在一起,代表了我自少年時研習書法的經驗見解——成為一種“路數”或“系統”。其主旨是講書法要先懂中華文化,曉悟漢字、毛筆兩大特異文化創造所組構成的中國書法的規律和審美要求。而這是書法書學的基本課與“功底”,只能在這一重要“基”“底”上逐漸尋創今后的進展——即求“新”。
中國民間流傳的最通俗的一副對聯是“謝草鄭蘭燕桂樹,唐詩晉字漢文章”,此文囊括了中華文化的六特亮點,其中一個就是“晉字”。這是歷代公認的“關鍵詞”,代表著中國書法的高峰造詣。所以“晉字”是書法學的真正命脈。追尋和認識這個命脈,才是這本拙著所想望的目標。切望讀者了解這一要點。對此有所啟輔佐助,是為一點微忱祈禱——若能如此,其他細節就都可以迎刃而解,無須絮絮繁言了。
平生最欽服中華文化上的“三圣”:書圣右軍、詩圣老杜、情圣(稗圣)雪芹。另一“文圣”則是彥和(劉勰)。對此四家,都用過一番心力,想留一點痕跡,以慰一己之情懷,以助學子之研索。我遇上的各種災難和苦味,“結晶”成為這樣的文化論述,功過得失,必然兼而有之。自家的感慨,原不足為人道,聊于此間逗漏端倪,或亦無大妨乎?是以略述所知,供愛好中華書法者參考。
詩曰:
此日清和硯有芬,明窗想像絳軒蕓。
中華書道今何在,詩圣長吟王右軍。
本文為《永字八法:書法藝術講義》的自序部分,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永字八法:書法藝術講義》(增訂版),周汝昌/著 周倫玲/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2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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