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古史研究領域非常活躍，學界中涌現出了如“政治文化”、“歷史書寫”和“內亞史”等多個學術熱點問題。2016年12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樓勁先生作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暢談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方法和熱點問題。他指出，制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深入研究都是相通的，在不斷革新研究視角、關注多邊關系的同時，歷史研究者應該關注“真問題”，必須從國家的歷史中尋找歷史研究的途徑和理論。以下是澎湃新聞實習生對樓勁先生的專訪。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魏晉南北朝的制度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能談一談您的求學、治學經歷嗎？您是如何走上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之路的呢？

樓勁：我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是從漢唐史入手的，當年在復旦念研究生的時候，畢業論文題目叫《漢唐政治中樞的比較》，在論文答辯中有老師就提出來：我的論文中漢代部分解釋得比較清楚，唐代的也行，但在直接把漢代和唐代的情況做比較時，中間魏晉南北朝的情況還是需要拉個線索。這就是說，想要弄清漢唐史，還需要對魏晉南北朝史有深入的了解。這條建議對我影響很大，說起來，我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算是從這開始的吧。

在做漢唐比較研究時，我得到了一個印象：漢代是先秦以來各方面因素的一個總結，但是到了唐代，情況已經跟漢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制度、文化，很多都是唐代以來形成的，跟漢代已有相當大的區別，這種變化的原因，只能到魏晉南北朝史里去找。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有一些比較關鍵的因素，比如說民族的因素：整個南北朝時期，我們中國人在種族構成上應該是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大家都知道人是歷史的主體，種族構成發生變化，歷史必會有重大變化。這個問題傅斯年先生早就提過，他把先秦到漢代稱為“第一中國”，把唐代及之后稱為“第二中國”，也是從種族出發，認為整個中國的歷史在這段時期經歷了巨大的轉變。陳寅恪先生的“種族文化論”，也經常是從種族的視角來研究的，盡管他從文化角度來解釋種族，但實際上種族本身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從這一點出發，魏晉南北朝史的很多問題就開始進入我的考慮范圍了。

澎湃新聞：您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在制度史，然后以此為中心，您也寫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文章，那么您覺得怎樣做好這三個領域的綜合研究呢？

樓勁：其實每一個領域深入到一定程度的話，其主要方面可能都是相通的。對我來說，制度史研究是一個突破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開始探討中古官制，就感覺到我們以前的制度研究太僵化、太死板。要進行制度史研究，首先就必須考慮，這些制度是怎么樣發揮作用的？是怎么樣形成的？這樣你就不能不深入到制度形成的政治過程當中去。在考慮它為什么會形成，為什么會發揮作用這個問題的時候，當然也就要考慮，它是在一種什么樣的思想指導下形成的？如統治者到底是實行王道還是霸道？是按照儒家的思想，還是有法家的思想背景？如此等等。所以，我覺得這類問題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制度、思想和政治，是天然連到一起的。

中古史上的政治和制度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色，就是秦漢以來往往是用某家學說為指導，用很具體的一些經典作為指導來設計制度。在南北朝時期，有些少數民族政權，曾直接按照儒家經典來設計制度。所以要真正深入下去討論，就不能不涉及到大量思想成分和思潮。討論這種政策、制度的思想內涵和背景，跟傳統思想史界，跟一般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路子不太一樣。這是從政治實態切入進去，從材料到命題，到研究目的，主要都來自實態，回到實態再觀照整個思想界。即以特定思想來解釋具體的歷史過程，當然也是在具體地揭示古代思想的歷史過程。

對思想史研究，我有一個基本考慮，就是一定要圍繞當時人們實際在討論的問題，而不是圍繞我們今天的問題來展開。當時人們究竟在討論什么問題？如果連這個都不了解的話，那是無法研究思想史，無法揭示歷史上的思想進程的，也就談不上為今天的問題提供思想資源和借鑒了。我再說得具體一點，比如在魏晉南北朝時，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寫很多“論”，所“論”的基本上都是當時人們關心的重要問題。這種風氣直到宋朝猶然，如蘇老泉的《辨奸論》、蘇東坡的《留侯論》，都特有背景和所指。那么在魏晉南北朝，為什么會有“崇有論”、“崇無論”、“四本論”等命題呢？嵇康為什么要寫《養生論》呢？為什么要寫《聲無哀樂論》呢？因為這些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十分關注的思想問題。

我最近在研究魏晉以來的“革命”論。漢代以來，一直到魏晉南北朝，關于湯武革命這個話題，很多人都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涉及到朝代更替的合法性，王朝統治的合理性，一直到少數民族建立王朝的根據，都有人在討論。他們憑什么建立王朝？他們都說自己是“革命”，其間又有種種差別。那么這后面到底有著什么樣的思想觀念？有關命題和討論跟當時的統治過程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我們只按今天關心的問題，從那些所謂思想家的著作中擇出相關的東西，然后分析分析，說這個思想是這樣，那個思想是那樣，這跟當時的歷史過程，跟當時實際存在的思想過程恐怕是有很大距離的。所以我說，重要的是找準問題，一定要調動自己的全部學養，牢牢抓住那個最具實質性的問題來開展研究。像我剛剛所說，制度史的研究，包括制度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作用？它是怎么形成的？盡管這是很平淡的問題，但它恰恰就是制度的根本，圍繞這類問題，制度存在和發展的一系列方面都會浮出水面，并且全都內在相連，需要加以會通，就可以切實推進認識。如果圍繞一大堆看起來很熱門的問題，但實際上那些問題跟事情的本質沒有什么關系，那么研究的意義就要打折扣了。制度的本質就是它是怎么形成，是怎么發揮作用的，當它出現問題以后，又是怎么修正的，這個修正的過程，也就是制度發展或者淘汰的過程。

學術界經常會弄出很多方法，很多套路，很多游戲規則，一個成熟的學者，一個已經合格的史家，他應該是熟練掌握了所有這些業內的規則，可以跟大家一起玩這些游戲，但在此同時，不能忘掉真問題，這個是最為關鍵的。

澎湃新聞：關于湯武革命的問題，孟子提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種思想，在當時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漢初又有著名的“食肉不吃馬肝不為不知味”的爭論。好像到了宋代之后，朱熹他們基本就把這種思想當成應然的模式來接受。從先秦到宋代，這方面的提法是否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樓勁：是的。實際上孟子討論這個問題也有長期以來的思想背景，從堯舜到湯武，代表了兩個時期的兩大易代模式：堯舜是禪讓，到湯武，易代方式是革命，是放殺。這兩個模式，古人叫“禪讓易代”和“干戈易代”。但是湯武革命這種易代方式對于統治者來說是一個敏感問題，因為它牽涉到人民能否起來推翻暴政，關系到統治秩序、君臣綱常的維護。如果動不動打著“湯武革命”的旗幟犯上作亂，就會沒有辦法鞏固統治，只能天下大亂。在這種情況下，戰國以來堯舜之說和湯武之說，都在不斷排除雜音，這個排除雜音的過程，或者說逐漸統一口徑的過程，一直要到漢代才基本上完成。所以，孟子他們既討論湯武，也相應討論堯舜，如果要研究他們討論湯武革命的部分，就一定要同時去考慮他們是怎么討論堯舜禪讓的，因為這兩個問題本來是連在一起的。

在孟子以后，可以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看到他對堯舜禪讓和湯武革命的完整闡述，董仲舒的持論跟孟子相當接近，但從漢初到西漢后期，革命論在逐漸退化，孟子的這個說法從來都沒有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占據過主導地位，這是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因為，后世統治者做的最多的，就是對革命過程施加種種前提，以圖限制革命的方式。班固的父親班彪，寫過一篇《王命論》，這又是一篇著名的論，旨在限制革命易代的條件，說明不是誰都可以改朝換代的，只有“賦有天命”的人才可以來領導革命。否則的話，任何一個小丑都跳出來革命一下，國家就沒法治理了。

還有一些更具體的原因，比如說漢代為什么要排除革命問題上的種種雜音？因為漢代劉邦起來的時候，就是打著革命的旗幟來跟六國貴族相爭的。六國的貴族都是家世、淵源深厚，祖先大都可以上推到堯舜時期，但劉邦是一個平民子弟，他身邊的將軍宰相也大都是平民出身，所以要打著革命旗號與之抗衡。但建立了政權以后，他就要殫精竭慮地限制革命的前提、革命的方式，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就不能再按孟子的口徑來討論革命了。即便后世的人還在討論這個問題，也不是漢初轅固生們爭論的內容和樣子了。

澎湃新聞：現在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當中，歷史書寫和史料批判研究也是一個比較熱門的方向，您對于史料批判研究有什么樣的看法呢？您覺得這種方法有什么突破和問題呢？

樓勁：這應該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方法，實際上劉知幾《史通》的內篇通篇都在講這個問題。我剛剛說，學術界在討論專業問題的時候，總是會有很多討論方式。這些方式有很多都值得提倡，是有利于推進研究的。但歸根到底這只是一種方法而已。實際上歷史書寫尤其是正史的書寫，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史書的編纂”，它一開始就要受到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寫《道武帝所立廟制與拓跋氏早期世系》那篇文章，部分用意就是要揭示道武帝時期國史書寫跟他祖先的世系到底有什么關系，這是當時國史編纂需要解決的重大政治問題。以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過程中，圍繞崔浩之獄等很多問題都展開過討論，實際上也都涉及了這類問題。

正史本身在古代的意義或者說地位，是要遠遠超過我們今天一般歷史書這種層面的，史館在古代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部門，一般來說都是由宰相兼領、監修，皇帝也非常關心這個事情，它的重要性，我們今天的歷史書寫是沒有辦法相比的。歷史書寫的牽涉面可以很廣，前朝史或國史又尤其跟當時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密切相關，這都是應該進行研究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這個問題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說我們今天的學者發明了這個問題。像陳垣老講史源學，他很早就這樣來研究了。近代的“古史辨派”其實也是在做史料批判，是在辨別史料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了解文獻本身形成的過程，這樣就可以更好地解讀文獻的記載，更好地利用文獻。這是從史學產生以來就存在的問題，至于最近熱門的歷史書寫問題，好處是明確了更多的角度和方法，提醒我們要更多地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但說到底，這些東西仍屬于基本功，仍是要強調史料需要進行分析，文獻需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形成、發展的。從我所知道的我們的老師，以及我們老師的老師，從這幾代學者的情況來看，比較廣泛和精深的史料批判，或者說史書是怎么形成的討論，他們一直都自覺在做。比如說陳垣老還有像余嘉錫先生的不少文本研究，我們今天可以稱之為歷史書寫研究的經典之作了。

當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問。實際上，史學或者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總是有一群人在前沿探索，也有更多的人在做基礎工作。在一代一代的更新換代中，新一代學者總是要從頭學起的，能夠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情形并不普遍，在從頭學起的過程中，當然就會有好多重復的發現。包括發表文章也是這樣，我當年寫文章覺得是自己的創造，后來年紀大一點，看多了，發現前人其實已經寫過。當然現代學者有條件發現和提出更多的東西，但是認真說來，進步其實是有限的。從代際更迭的總體來看，可以說后一代人總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但大量的重復發現實際上不可避免，就具體個案或學者來說，其研究較之前人倒退也并不鮮見。

歷史書寫和史料批判，我的解釋就是，它屬于重新發現問題過程中的一種現象。這種問題雖然并不新鮮，卻仍可以拓展論域和方法。我還是強調，我們一定要抓準問題。實際上，在任何一個領域中，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有限的。真正的問題是什么呢？對歷史書寫來說，重要的依然是對歷史和文獻編纂學的認識，是要在文獻的歷史形成過程中加深對文獻記載，包括其內容和形式的認識。只要始終抓住這個問題，就可以確切地推進研究。

對于歷史過程的研究也是這樣，我再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唐宋變革論”。“唐宋變革論”到底應該怎么表述并不重要，關鍵是中外史學界，都公認唐宋之際中國的社會，很多方面的現象都發生變化了。至于到底應該怎么表述，是表述成一種革命、一種改良還是一種轉型，那是另一個問題。歸根到底，史界最終面對的，依然是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在各個時期生生不息的發展過程。史界當然要講究方法、規則或套路，學術需要規范化，就會形成模式，形成公認的話題和關鍵詞。但是，我們一方面意識到研究創新和規范的重要，另外一方面，我們不要忘掉問題本身。我一直是這個想法：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尤其是一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他始終應該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是怎么樣一步一步發展過來的，這才是根本問題。

以此衡量，我們以往對于自身歷史的描述，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最近一直在說：第一，我們對自己的歷史太冷漠，好像這是跟我們沒有關系的事情一樣。我們研究中國史跟研究日本史沒什么區別，這個現象是世界史上很少見的。各國學者在研究自己的國家或自身族群歷史的時候，總是不太一樣的，在研究自己過去朝代和皇帝的時候，總還是有一點感情在里面，甚至有一點神圣性。而當代中國人沒有，一說過去都是批判，就像解剖尸體似的冷靜中立，有的更多的否定。第二，我們現在勾勒的歷史，認為中國大概是按照與其他國家差不多的規律發展過來的，再加上一些說法調劑一下，說我們中國的發展是有特點，有中國特色的。這兩種說法都不太能讓人滿意，我們今天描述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有好多環節互相之間的關系是斷裂的，或者是含糊的，不少地方是脫離歷史實際的。第三，我們總是在隨外人起舞，還沒有真正從中國或中華民族出發來研究自己的歷史。他們說唐宋變革論，我們就探討唐宋時期的變化；他們說貴族制，我們就大力研究六朝的門閥等級；他們說古代中國是一個長期停滯僵化的社會，我們就討論其到底是不是一個長期停滯僵化的社會；諸如此類。近年這種現象尤為明顯，似乎是外國人關心什么，我們就一涌而上，其實只是為之擴展外延。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是獨特的，也就都必須首先立足于自身來加以研究，從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的歷史和問題當中，去尋找和形成研究方法和理論。我覺得這是史學界一定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現代史學就難言成熟。

無論是對人類發展過程，還是對于一個人、一群人的發展，對于一個家庭、一個國家的命運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其實不多，大量問題都是圍繞基本問題展開的，史學就是要著重去考慮歷史上的這種問題。現在我們很多人在研究以前不受關注的一些領域，比如說醫療史、生態史、婦女史等等，這些都是有價值的，都揭示了歷史過程的重要側面，但也必須意識到，這些畢竟不是古人最為關心的問題，而是在當代觀念中凸顯出來的內容，邊緣可以與中心相關，卻畢竟不是中心。事實上，我們需要的是，在這些邊緣的基礎上，對中心有一個更好更深入的綜合，要自覺去尋找自己的家國之根、民族之根、歷史之根，這才是史界最重要的任務。

澎湃新聞：您在新書《北魏開國史探》的自序里面談到，研究北魏也要從傳統王朝的那一方面來進行。如今有很多學者提倡用“內亞史”視角來研究，請問您對此有什么看法呢？

樓勁：內亞史、東亞史、區域史以及很多新的視角，對于我們豐富自己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確實打開了很多窗戶，可以從新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史。如果用內亞史的角度來觀察，先就要面對南北朝時期的北族。北族對中國歷史有非常大的影響，他們建立的王朝，從北魏、遼、金、元到清朝都含有內亞色彩，內亞視角就是要去觀察、揭示這些東西。中國歷史中存在很多內亞因素，但這一點不能直接說明中國本身的歸屬或定位。比如北魏，它主要是一個內亞帝國還是中國的傳統王朝？恐怕不能因為它有內亞因素就說它主要是一個內亞帝國。我的觀點是，中國傳統的王朝體制，是完全可以包容內亞等多種因素的。如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制度，有內亞成分，你能說它不是中國的制度嗎？南北面官制度也有內亞成分，是遼朝的制度，你能說它不是中國的制度嗎？我們肯定內亞因素對于中國的影響，但是不能說內亞的因素就不是中國因素，這是不行的。中國相當一部分版圖都在內亞，內亞各族對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中國對內亞同樣存在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不少原出內亞的族群都融入了中華民族，這些地區和族群的歷史，實際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所以，提出“內亞視角”本身不是問題，不具有什么挑戰性，無論是內亞視角也好，東亞視角也好，或者是區域史視角也好，所有這些視角的基本共同點，就是一個地區的歷史，必須在跟其他地區的相互關聯當中，才能夠得到準確描述，否則就會有缺漏、有問題。這個立場和方法是我們贊同的。

區域歷史有別于國家歷史，區域是在跟相關地區和國家的互動中，才顯出這個區域的存在。我們以前的確有中國中心論，就如歐美學者常見的西方中心論。舉一個例子，國內有學者在討論東亞世界時，說無論東亞世界怎么變化，有一個始終不變的中心，那就是中國。這聽起來很有道理，因為中國在東亞真的很重要，這個日本和韓國的學者都公認，像漢字、佛教、教育、科技、儒學，這些東西構成了東亞共同的一些色彩，尤其是漢字，古代很多東亞國家的文獻都以此寫成，因為他們都是用漢語作為通用語言和基本文字。但是根據這個就能說中國是一個始終不變的中心嗎？不行。比如有些日本學者勾畫的東亞世界歷史是這樣的：漢代開始形成一個以漢朝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但是到了唐代，東亞秩序已經是大崩潰后的重建結果；唐代結束后東亞世界又崩潰了；再經宋元明清東亞秩序的屢屢重建和文明重心的游移變遷，一直到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人家至少是在說明，東亞世界是有一系列復雜演化過程的。韓國人、越南人勾畫的東亞世界，也有與之相類而不同的樣態。因此，粗糙地說，東亞的中心始終是中國，跟人家精致得多的勾勒相比，明顯就是拿武斷來代替研究。

總之，我們的確應該在中國和內亞互動的關系當中來研究、描述中國和內亞。同理，我們也必須要在中國跟東亞密切互動、互不可缺的關系中，來研究、描述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或者是中南半島。對于中國史、東亞史或內亞史來說，近年以來全球史、區域史或多邊關系史等角度的提出，本身都是切實有益的，其間存在國家、民族立場或感情之爭，也在意料之中，是可以討論的。在此同時，學術界的確應該自覺摒棄那種不切實際的大國中心主義或自我中心論。

澎湃新聞：您強調以中原王朝為本位來研究北魏，又是基于什么呢？

樓勁：長期以來，我們多是把北族政權主要當成異族政權來研究的，但實際上這些王朝都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一個異族政權；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個傳統王朝，即是按照中國傳統王朝的方式來建立和實施統治的。我們長期按照異族政權的角度來研究，大概有兩個出發點：第一，它的文明程度比較落后，所以入主“先進”的中原后，一定會有一個社會生產力發展，向中原文化學習的過程，這個就叫“漢化”過程。第二，它的社會形態有一個“封建化”過程，畢竟這些異族原來可能都處于奴隸社會甚至是原始末期。這樣一來，實際上我們就是在研究異族政權的“漢化”過程和“封建化”過程。

但是北魏也好、遼朝、金朝也好、元朝、清朝也好，它們除了漢化和封建化過程，還有很多重要的歷史過程，是“漢化”和“封建化”沒法概括的，這些過程對當時的民族關系，對當時制度、思想、文化和統治體系的發展同樣非常重要。更何況，這些政權本身有極為錯綜的歷史，拿北魏來說，其歷史的不斷展開有多種過程的加入和交織，北魏對北齊、北周和隋唐歷史的影響，對南朝和北方各族的影響，光用封建化和漢化過程顯然是難以解釋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異族政權，不少也都在按照傳統中原王朝的方式來建立統治體系，并且展開統治。所以我認為，當我們按照前一個方式已經研究了很久，而且取得了豐碩成果以后，也應該回過頭來看看，是不是將之當作傳統王朝來研究，同樣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助于發現以往關注不夠的許多問題？我不僅是從補缺的角度來提出這個問題的，還要更進一步上連下掛考察，實際上周秦漢唐，都經歷了統治種族的變更。夏商周是這樣，商人推翻夏人統治，周人推翻商人的統治；到漢唐也是這樣，漢人推翻秦人有種族背景；隋唐“還依漢魏”也有推翻異族政權的成分，當然隋唐統治集團多有胡人血統。那么為什么沒把這些朝代當成一個異族政權來研究？這說明當代史學也有某種局限，也還是受到了我們以前正統史觀的影響。

把這些問題放到一起來看，就會發現我們以往研究存在著一些缺陷，還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那么研究就有了推進的余地。我的《北魏開國史探》就是這么寫出來的，此書試圖通過北魏建國前后問題的研究，來提出和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以前的相關研究仍有片面之處，大量以往關注不夠的問題應該再作深入考察，增進對之的認識。進而言之，中國傳統王朝的體制，也有必要納入我們的視野來重新研究和理解。

澎湃新聞：在《北魏開國史探》里您提出一個叫“儒家化北支傳統”的命題，您認為這是書中最為重要的結論之一，您能給我們詳細解釋一下這個命題嗎？

樓勁：儒家化的命題陳寅恪先生已經提出來了，后面瞿同祖先生在他論述法律儒家化時也有非常系統的闡述，但是我們還可以對其學說做進一步研究。從漢代開始，儒學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但是儒學向制度、社會體制、政治體制滲透有一個長期的過程，我認為，這個過程應該是到唐代才完成的。我們可以看到，唐代的整個政治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各種制度，確實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但是在漢代，情況還不是這樣。

這個滲透過程有兩支，魏晉南朝是一支，北朝是一支。北朝的問題在于它有民族因素，北朝要很好地統治中原地區，必須要更徹底地按照儒家學說進行變更。所以北朝經常是大規模地進行制度建設，因為北族政權是平地起家的，是從頭來建立一個政權，而不是現成接受一個政權。我剛剛已經提到，南朝魏晉就是禪讓易代；而北族就是要強調革命的，它是推翻你的統治，自己建立王朝。在儒家化的傳統當中，恰恰是北支為隋唐開辟了道路，北支更大地影響了歷史。

北支傳統有幾個特點：第一，它有大規模的變革活動。第二，它比魏晉南朝這一支更大程度地信奉“本本主義”，恰恰是更落后的、或者是更野蠻的北族，它更教條主義，北朝真的按《周禮》來改革，幾次“周官改制”都是在北朝發生，南朝不會發生，因為南朝原來的制度就是很系統的，重新推倒重來是不可能的。第三，北支擴充了儒學中的民族內涵，它要通過儒學建立一個不同種族可以合作的平臺。原來的儒學是在“尊王攘夷”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孔子也比較強調“夷夏之辨”，但對于北朝的統治來說，就要淡化這方面的內容，要強調文化的重要性，強調他們都是在堯舜文武之道下實行統治，而不要那么強調種族之別，這是北制傳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正因為胡漢合作才會有偉大的隋唐，所以儒家化北支傳統對中國影響是極為深遠的。我把這個看成個人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認為我揭示出來了這一點。而且“儒家化北支傳統”也是我命名的，以前人們只說儒家化就完了，而我認為，儒家化有南支北支兩個傳統，北支傳統才真是代表隋唐的傳統，它重新建立了王道，重新解釋了王道。

澎湃新聞：蒙文通先生在《經學抉原》中提到，經學歷史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南學”和“北學”兩支，兩者是互相影響的。您覺得這個儒家化的北支傳統跟南支傳統，有什么樣的聯系和區別呢？

樓勁：蒙文通先生的這個“南學”和“北學”，應該是從學術風格層面來說的。南方的儒學或者南方的學術對于北方的影響，是一波又一波完成的。陳寅恪先生已經揭示了一波，就是太武帝時期平定河西，河西士大夫進入北魏，這是南學對于北朝一次大的影響。之后東晉、劉宋之際，劉宋、蕭齊之際等幾次改朝換代都有大批士大夫北逃，大批的人口北移，其實北移本身已經表明，北朝的異族性已經淡化了，人們不再把它看成一個異族政權了，而是把它看成一個地區政權。到了隋唐時期，實際上已經不能再從北方文化中辨別哪個是南方的，哪個是北方的，它已經都吸收到那里面，成為一個系統了。

儒家化北支傳統，本身是受到南方儒學、南方學術影響的，但是形成的東西最終是北方的，因為它要解決的是北方民族的問題，因為北方的民族問題呈現了一系列特點，這些特點也是南方所沒有的。北朝大規模進行制度改造，比較多地按照教條主義的方式來建立制度，最終是為了解決這個民族問題，解決胡漢合作的問題。北支傳統要在王道的旗幟下淡化種族，強調政教，即政治和教化。

南方一直抱著一種不切實際的文化優越感，最后南方為什么競爭不過北方？我的《北魏開國史探》中有一篇文章叫《北魏開國之際的文明程度》，就是說南朝國史當中對北朝歷史言之鑿鑿，卻連北方具體的文明程度都弄不清楚，有機會就貶低他們兩句，認為要是王肅不到北方的話，北朝連什么叫制度都不知道。這樣子南朝能不輸嗎？北方統一南方，絕對不只是一個偶然，到后期從制度、物質到精神，北方是全面勝出南方的。所以儒家北支傳統，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