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來到北京皂君廟四號院內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三樓會議室，見到了彭森會長。他穿白色襯衫，神采奕奕。當記者來到室內，他連忙起身，主動與記者握手。此次他還專門準備了一沓厚厚的手寫材料，顯然，對于記者的來訪作了充分準備。 1978年，高考制度恢復，彭森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分配到家鄉遼寧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自此，彭森與改革事業結下了一生的“緣”。1985年，彭森從遼寧省委政策研究室調入國家體改委，開始了長達30余年更接近改革核心的工作。 

20世紀80年代以來，彭森長期在政府部門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政策研究和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歷任國家體改委秘書長，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職。到齡卸任后，彭森轉任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到中國體改研究會后，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的研究和探索，他目前所關注的是，在新時期如何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彭森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專訪從中國改革的基本經驗談起，彭森認為，中國改革中一條基本經驗是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回顧40多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程，彭森坦言，“雖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仍然存在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沒有根本理順、要素在資源配置中的范圍仍然有限，政府對微觀經濟領域干預過多等問題。” 

有鑒于此，彭森認為新時期改革的重點任務仍是，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在具體舉措上，一是推動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現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二是要完善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著力引導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動。 

2021年12月，彭森主編的《“十四五”時期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研究》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隨著采訪的深入，對于澎湃新聞記者更關心的民營企業、收入分配等問題，他一一作答。如何看待共同富裕以及與此相關的收入分配問題，彭森認為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改革伊始，小平同志就講，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鼓勵一部分人要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他說，關鍵在于“十四五”期間，我們通過什么形式來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 

在具體舉措上，他認為，在初次分配方面，應堅持由市場來主導，效率優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言外之意是，重點通過市場的辦法來解決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偏低問題，提高這個群體的要素性收入。”他強調。 

在再分配方面，他認為主要是發揮政府的作用，用財政、稅收、社會保障這樣的經濟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來調節目前的收入分配結構。“一個重要的舉措是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此基礎上，針對中央與地方關系中，專項轉移支付占比過高的問題，他認為，要加快改革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也作為確立轉移支付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因素，來加快解決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對于近期中央文件高頻提及的第三次分配，彭森說，“三次分配是古已有之”，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人們基于自愿原則對社會分配關系的一種自在的、自為的調整，包括捐助、志愿者、公益性的慈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主要起引導作用。但是要防止搞一些道德綁架或者強迫命令，這個是要堅決防止的，一定是社會自愿自發這樣做的一些收入分配調整。 

疫情以來，民營企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彭森坦言他也長期關注民營經濟，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做出了了不起的貢獻，怎么說都不過分的。”他說，近年來民營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也受到了一些干擾和影響，既有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方面的一些影響，也有因為疫情所引發的一些影響。

如何為民營經濟紓困，“根本上來講，還是要通過體制機制、市場化改革的一些舉措，來解決促進民營經濟、保護小微企業發展的問題，這個可能還是最重要的。”彭森說。

澎湃新聞：改革開放歷程中產生了哪些基本經驗？

彭森：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中宣部請我去做一個報告，報告中有一個部分，我重點講了中國改革的基本經驗。除了堅持黨的領導以外，還有其他幾條最基本的經驗。

第一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是我們一切改革的先導。改革開放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是因為它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78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主題原本是農業問題和后兩年工作計劃。當時農業最重要的是解決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準備調整農產品收購價格，但會議一連開了36天，主題轉到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歷史重大問題評價，這才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所以，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后面所進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諸如農村改革、所有制的改革、城市改革都是難以想象的。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也又一次強調，沒有新時期進一步地解放思想，就沒有新時期改革的新突破。所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是一條最基本的經驗。

第二是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而改革就是為中國的發展來開辟道路，來提供動力源。說到底，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破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和解放生產關系方面的一些障礙，所以改革始終圍繞解決我們發展中最大的一些難題來進行的，效果確實非常明顯。

第三是我們始終堅持的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一直是計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不斷地做一些調整，直到十四大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對商品經濟爭議很大，根據黨內理論工作負責人的意見，黨刊曾直接發文批商品經濟，重申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改革目標模式的變化經歷了曲折的探索，反映了思想解放的過程，也是人民在實踐中的正確選擇。應該講這是中國改革通過實踐所實現的一個偉大的創舉。

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才能解決目前我們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過程中遇到的體制機制障礙，說到底就是要正確地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這是中國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經驗。

第四條是我們正確地處理了改革和法治的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定，實際上都是要將改革納入到法治軌道，一方面是要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另一方面要用法律為改革來提供保障，來開辟新的空間，這都是我們重要的改革經驗。

澎湃新聞：黨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的目標，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同時，貧富分化也成為國內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如何看待共同富裕的遠景目標與收入差距擴大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有哪些具體舉措可以進一步推動共同富裕？

彭森：共同富裕是黨的十九大、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重點強調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導向，提出要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我想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改革伊始，小平同志就講，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鼓勵一部分人要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我們解放生產力的目的是什么？還是要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后能夠實現整體的社會富裕。

在新時期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中央強調共同富裕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課題，也是非常必要的。對于共同富裕的重大意義。中央的文件和社會上討論也都比較多了。那么我們通過什么樣的形式來實現共同富裕？最近一次的中央深改委的會議，專門講了要到2035年之前，實現這些重要的目標，包括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范圍，包括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盡快縮小居民間、城鄉間、地區間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能夠構建起一個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的政策和體制架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求。

怎么實現中央的要求，從初次分配來看，還是要堅持由市場來主導，效率優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言外之意是，通過市場的辦法來解決中低收入群體的要素性收入，提高這個群體的要素性收入。講的什么呢？通過市場化改革的辦法，比如土地制度改革，農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通過集體建設用地的入市，來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辦法。

另外，像勞動力要素，怎么樣最大限度地來減少城鄉的差異，所有制的差異，對勞動力價值價格認定方面產生的一些差異，都要通過市場化的辦法、體制機制的辦法，來解決初次分配中的一些問題。

在再分配方面，主要是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應該用財政、稅收、社會保障這樣的經濟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來調節目前的收入分配結構。一個重要的舉措，是要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個大課題，要解決整個國民收入在分配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分配中的一些問題，以及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一些問題，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極大減少目前收入差距所帶來的一些社會弊病。

第二，要加快改革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轉移支付制度是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產生建立的制度。過去一年，5-6萬億的財政收入是通過中央轉移支付再分配給地方，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專項轉移支付。一般而言，專項轉移支付由中央部門確定了這部分財政支出的支出方向，甚至具體的項目，地方政府只能按照中央的建議來落實這個工作。現在可能要更多地考慮地區發展的差異，確定一些標準性的收入范圍，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也作為確立轉移支付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因素，來加快解決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第三，要盡快地落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方案。中央明確提出，“十四五”期間要確定一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方案，把目前可能只占全部人口的20%左右的中等收入群體，能夠一步一步提高到占總人口的30%、40%，最后形成一個橄欖狀的、以中間收入群體為主體，中間收入群體占我們社會居民多數的收入分配格局。用稅收的手段來進一步調整不同人群之間的收入分配情況，包括增加直接稅的強度，對于遺產稅、房地產稅要擇機出臺，使更多的低收入群體，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從目前看，中國現在還有差不多1億以上的人口，年人均收入只有6000多元，有3億左右的人口，年人均純收入在12000元，這還是一個相當低的水平，雖然我們通過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消除了這種絕對貧困。隨著高質量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收入水平相對比較低的群體，要給予更多關注。

實際上，三次分配古已有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人們基于自愿原則對社會分配關系的一種自在的、自為的調整，包括捐助、志愿者、公益性的慈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主要起引導作用。但是要防止搞一些道德綁架或者強迫命令，這個是要堅決防止的，一定是社會自愿自發的行為。

我認為，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中央所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標，在2035年會有一個實質性的、明顯的進展，到本世紀中葉能夠實現或者基本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澎湃新聞：新時期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核心的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改革初期叫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現在叫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所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是指，我們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源配置中，是以政府配置為主，還是市場配置為主。

黨的十九大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對新時代推進深化改革，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已經提出了一個很明確的目標。但是目前我們在整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按照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對于我們目前改革進展的一個描述是，雖然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仍然存在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沒有根本理順、要素在資源配置中的范圍仍然有限，政府對微觀經濟領域干預過多等問題。

所以，面對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國外的挑戰，中央近年來高度重視推進市場化改革，其中的核心是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文件和一些方案意見。2020年3月，中央出臺了《關于加快構建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關鍵是要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5月份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這幾個意見的重點是加快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用市場化的改革來破解我們目前發展中遇到的一些難題和矛盾。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是下一步中國改革的最根本的兩項基本任務。

2020年以來，我們對中央出臺的意見決策，進行了全面解讀，我在中央電視臺談過，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發表了很多文章來談這個事情，我想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根本要解決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問題。

比如，土地要素市場化，應該講是整個市場改革中比較滯后的領域。說得再深刻一些，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還更多地體現了計劃經濟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特征。所以，下一步我們要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從“十四五”時期或者當前開始，就要加快推進這些改革：如對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土地不是完全由政府征用；農村集體建設性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性用地入市可以同價同權。同價同權，這是個非常重大的改革。

另外農村宅基地的改革也亟需推進。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大量的農民工到城市務工，第7次人口普查顯示，有4.9億人是“人戶分離”的。所以農村存在大量閑置的宅基地，對我們高質量發展形成了一個很大的障礙，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十四五”規劃里明確提出，可以在自愿的原則上，在有償收回農民閑置宅基地的情況下，把農民的閑置宅基地作為集體建設性用地入市。入市了以后，實際上就突破了過去只限于在同一個集體內流動的問題。

真正要解決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實際上就解決了土地可以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集體經濟中的流轉，包括城市居民也可以到農村，和農民一起共建共享，把一些過去的集體建設用地也可以做產業發展，可以做養老相關產業，這樣我想可以為新時期的高質量發展添加很大的新動力。

另外，完善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雖然多年來，勞動力市場的培育發展也還較快。但是總體來講，目前的戶籍制度以及基于戶籍制度所形成的城鄉差異，所有制的差異，對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市場定價還是形成了很大障礙。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需要從制度層面，真正打破過去的“二元經濟”結構所建立起來的這種戶籍制度，進一步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尤其是對一般農民進程的落戶敞開大門。

另外，對戶籍制度還要進行根本性改革。我們設想在一些地區或者一些城市可以先行一步，用目前的居住證制度逐漸來替代實行了70年的戶籍制度，戶籍制度將來作為一個影子制度，可以保留，用來記錄人口的出生、遷徙情況。

但是個體的居住證，體現了個人目前的就業、生活、社會保障、醫療以及學生的入學，都和你的居住證制度相配合，這樣能夠更大地促進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也是從根本上進一步解決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一些重要舉措。

另外關于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也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制度，因為它鼓勵競爭，競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性制度。

過去我們談論公共政策，大家更多聚焦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不太關注競爭政策；實際上對市場經濟來講，競爭政策是一個基礎性的政策，而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它針對的不是市場主體，針對的是政府部門。

不論是中央政府部門，各級地方政府，有沒有行政分割、地區封鎖，破壞了市場競爭的規則。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政策出臺，對4個領域，20個方面的全面審查來為公平競爭開辟道路，奠定一個法治基礎。應該講，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市場化改革取得的一個重大進展，目前落實得還不是很好，但是政策的要旨，最根本的要求已經慢慢深入“民心”了。各級政府部門要把這個政策真正作為自己出臺各種政策的一個基本遵循，出臺各種政策首先在部門內部就要經過公平競爭審查的環節，出臺以后根據實踐，再對這個政策進行一個評價。

我們體改研究會長期以來跟蹤這個工作，為配合中央部門的一些要求，準備將來再確立一些公平競爭審查的地方運作情況指數，建立一個評價體系。用我們實實在在的工作，來引導市場化改革的順利健康進行，更好地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澎湃新聞：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疫情以來，相關數據顯示，民營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經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您長期在國家發改委工作，從您的角度，政府如何能夠為民營經濟紓困？

彭森：民營經濟的發展是中國市場化改革或者40年改革的一個很成功的領域，也是很成功的一個經驗。在改革初期我們叫做所有制改革，到了黨的十六大以后，把兩個毫不動搖作為一個基本經濟制度固定下來。所以，中國的民營經濟在1990年代后期，包括本世紀初期取得了重大的發展。

剛才你講的“56789”，在企業的數量方面民營經濟占了90%，就業方面能夠占到80%，這個是了不起的一個貢獻，對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所起到的貢獻，是怎么說都不過分的。近年來，民營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也受到了一些干擾和影響，既有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方面的一些影響，也有因為疫情所引發的一些影響。

意識形態的問題，比如在2018年，出現了“民營經濟消亡論”這樣的一些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的11.1講話對這個問題做了澄清，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疫情暴發以來，民營經濟中的餐飲、文旅、航空業等第三產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出現了企業停產、甚至破產，這對民營經濟是一個大的考驗。目前的就業問題，公開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中國就業形勢總體平穩，但16-24歲青年調查失業率明顯高于城鎮調查失業率，而20-24歲大專及以上人員調查失業率更高。青年群體就業壓力較大。

對于青年就業問題，有一定比例的青年存在失業，或者就業沒有落實的問題。靠什么解決？完全由國家和各級政府，很難解決這些人的就業問題，必須通過進一步的保護、鼓勵、發展民營經濟，通過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解決青年的就業問題。

所以，這幾年我們強調改革也好，發展也好，一定要培養建立更多有活力的市場主體——民營經濟。從過去所反映的民營經濟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央也對央行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從各個商業銀行，大商銀行到地方銀行對于小微企業的貸款，在利率上、在放貸比例上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微企業發展方面遇到的一些問題。

與此同時，必須看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也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存在市場準入限制，“玻璃門”、“旋轉門”這樣屢禁不止的問題，即政策做得很好，但是民營經濟轉了一圈又轉出去了。存在實際稅費偏重，企業合法權益遭受侵犯的問題。非公有制經濟的營商環境亟須進一步改善，以便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場競爭中健康發展。

比如說煤炭的國際貿易問題，這是很早就放開了，過去從國外進口煤炭是集中在國有企業手里，2018年把煤礦的進口權也放開了，民營企業可以從事煤礦進口的業務。但是后來發現，有的民營企業在俄羅斯買了大量的煤炭，但還是進不來。關鍵在于民營企業在國內的鐵路也拿不到運力指標即“車皮”，或者國內的鐵路只為國有企業在海外進口的煤炭承擔運輸。這個問題向有關部門反映了以后，馬上現場辦公，很快就來解決了。總的來說，遇到這些問題，發現一起，解決一起，對一些普遍性的問題，通過一些國家政策，比如說，融資難、融資貴這樣的問題，通過一些重大政策來解決。但是根本上來講，還是要通過體制機制、市場化改革的一些舉措，來解決促進民營經濟保護小微企業發展的問題，這個可能還是最重要的。

如果著眼長遠，還是要通過改革來激發民營經濟的內生動力，建立促進民營經濟穩定發展的暢銷機制，這對總體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意義十分重大。我曾就此提出五點建議。

一是盡快推出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當前各級政府陸續清理并公布政府的權力清單，但對企業及市場來說，更重要的是負面清單。允許企業依法平等地進入負面清單之外地領域，真正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

二是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對那些長期以來民營經濟難以進入的領域，要加大改革力度，要有大的改革動作。

三是抓緊推進電力、石油、天然氣、醫藥等領域的改革。凡是涉及競爭環節、競爭領域的價格，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能放開的要盡量放開。特別是要還原能源的商品屬性，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能源價格的機制。

四是全面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做法，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包括一些地方自行出臺的優惠財稅政策，減少并最終取消國企因所有制性質所享有的各種補貼。

五是積極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發》執法檢查。要探索全面取消預算資金對競爭領域的補貼，清理過度干預微觀活動的產業政策，同時要建立健全鼓勵充分競爭、有利于各類生產要素平等自由流動、激勵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等方面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