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這個世界里的人們，很久沒有像現在一樣，在新舊年份交替的時候，能夠有著一個如此統一的愿望——期待著被治愈。

原本以為不過是像流感一般的疫情并沒有那么聽話的流走，反而逗留在人類社會中，還有著反客為主的趨勢。最初的不在意，變成了時刻擔憂，總覺得偶然的事情，也變成了生活中必須習以為常的一種狀態，不得不說，疫情徹底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

曾經平平無奇的日子，變成了可以被拿來懷舊的黃金年代，持續的高速成長，只有在停下來的時候才會顯得彌足可貴，只有在苦日子的時候，才會反思曾經的好，也只有在傷痛的時候，才能明白健康的重要。

疫情就像給日漸狂妄的社會敲響了一記警鐘，提醒人們，超人并不存在，永恒的榮耀也只是無端的想象，人終究是人，是有限的，脆弱的，委身于自然之下的人。即便上帝死了，那至高無上的空位也只存在于彼岸，并不會給凡人加冕。

所以在新的一年中，人們期待被治愈的，首先是懸在每個人肉身之上那疾病可能性之劍，不去除它，人只能惶惶不得終日。

但需要被治愈的遠不止于此，在人們已經習慣了把地球當作小小的村落隨意行走的時候，突然被關進大小不一的籠子，一顆向往外界的心，和一雙原地打轉的腳之間就產生了巨大的落差。

原本旅行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如今卻成為一種需要精心謀劃的稀缺資源，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內心也會漸漸空虛。就像是被關進籠子的小白鼠，曾經輕易就可以發泄掉的那些熱情，只有在滾輪上原地奔跑來抵消，卻無法等效。

健康的威脅，不僅向外反映在機體上，向內也呈現在思想里。一方面，緊迫感、焦慮感凝聚成的悲觀情緒不斷蔓延；另一方面，原本可以疏解日常憂慮的那些手段，也在物理空間上被隔絕。

人，好比掉進了一個無底的深淵，抓不到東西，無所附著的慌亂遠遠要大于對摔到地面的擔憂。人的身體病了，人的心也病了。一股末世心態蔓延著，在恐懼中下墜的人，一旦略微適應這種失重感，就會越來越虛無，仿佛把一切看輕，也會讓自己變輕，變輕了之后，就仿佛可以停在半空中，不再下墜。

可實際恰恰相反，虛無的內心減少了人向上的靈性，肉身反而變得愈發沉重，下墜的也就更加迅速。

就連最后的稻草，那個曾經在榮耀的上帝面前也不曾低頭的科學，也失去了魔力。在上帝死后，科學曾經扮演了一種全知全能的角色，它給人們以不斷向前發展的期許，帶著對自然規律征服的承諾，現代人大多臣服在科學的腳下。

但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危機中，科學變得無法兌現它的承諾，曾經被認為無所不能的它，在人類的呼喚中似乎遲遲給不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那些對科學寄予厚望的人，從期盼到等待，從等待到懷疑。

他們不僅開始懷疑科學，而且也開始懷疑自己的生活，懷疑自己即將要經歷的生活能否被科學再一次拯救，懷疑曾經在心里確認過無數次的美好未來到來的可能性。這種懷疑也勢必會突破某一個人的內心，開始指向社會，指向對現代性的懷疑，指向對人類生存狀態和未來發展的一種普遍懷疑上。

這些懷疑，會反饋到每個人的內心，反饋到人與人的關系，反饋到整個社會。仿佛推倒的多米諾，當被寄予厚望的科學面對苦難一拖再拖時，啟蒙之后被塑造出來的理性深化的光輝也注定消退，科學的神話在它無法兌現的承諾里，也注定將從那對抗不確定性的唯一王座上退位，變成一種可供人選擇的工具，而且是之一。

人總是寄希望于在墜落中抓住什么，當一個越來越不確定的生活帶著人一同下落的時候，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思想，給出各種各樣的許諾，它們用各種各樣的形態，打著各種各樣的幌子，最終實現的都是給人以安慰的目的。一旦接受的人多了，思想開始流行，就像滾雪球一般，會裹挾著更多的人，產生一股強烈的力量，并催生一些可以兌現的社會現實。

雖然我們知道，最終對抗病毒的，一定是科學。但是在最終答案到來之前，這種確信并不能延緩人們的焦慮，反而會迫使人們去尋找各種隨意給出夸張承諾的思想，把它們當作心靈的慰藉，比起身體被治愈，人心更需要治愈。

或許這也是一種機遇，在諸多試圖撫慰心靈的努力中，無論理論也好、宗教也好、藝術也好、文明也好，可能就會出現一些新的觀念世界，就像柏拉圖、康德、黑格爾、弗洛伊德曾經做過的那樣，借病毒危機之名誕生，卻可以解決長期盤踞在現代人心頭的意義危機。

進而，向人們呈現一個全新的世界圖景，不再是狹隘、單一、虛無和焦慮，而是充滿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全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