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與歐陸關系的曖昧不明是英國歷經幾個世紀習得的重要傳統。這項傳統深植于一種舊時代的帝國信仰，即英國的安全、利益和外交應該展現出一種普世意義的全球關懷，而非僅僅維系于歐洲。帝國的野心與信心愈發豐滿，這種刻意的疏遠便會更加明顯。

作為自由精神的源生地，英國長時間以來對于任何具有束縛性觸感的契約帶有一種本能的提防。為了避免深陷歐陸中心地帶幾個世紀以來紛雜細碎的權勢纏斗，英國總是在徹底孤立與離岸平衡之間小心搖擺，除了幾次不得不參與的體系性大戰，從未多踏出過任何一步。

即便是在二戰結束的第二年，當丘吉爾以畢生名望在蘇黎世發表演說呼吁建立歐羅巴共和國時，他在力勸法德之間建立互信，凝聚各國向他設想的新歐洲邁進的同時，仍然極有保留地宣稱，英國、英聯邦不過是同美國、蘇聯一道，成為這項計劃的“支持者和贊助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與歐洲在一起，但并非其中一員”。

1957年，在煤鋼聯營邁出聚合的重要腳步之后，英國拒絕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并將羅馬條約的談判斥為無足輕重。此后不久，當哈羅德·麥克米倫擔心英國可能錯失一個重大的經濟增長機會而改變主意時，他的申請卻被法國總統戴高樂否決。1973年，愛德華·希思最終通過談判使英國加入歐共體，卻有許多人將之視為英國孤立主義傳統的失敗，而非歐洲一體化的勝利，這一理念的回潮與糾結直接導致希思在選舉中下臺。1974年，哈羅德·威爾遜第二次當選英國首相，按照競選階段的承諾，他開創性地將國民對于英國與歐洲距離的爭辯定量化，決意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這次公投穩住了工黨在競選階段極其微弱的勝選優勢，也穩住了英國在后四分之一個世紀跟隨歐洲聚合腳步的基本態度。

四十年后，詹姆斯·卡梅倫面對經濟下滑、移民問題滋生的不利局面決定效仿先賢，遺憾的是，這一次他不僅沒有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且根本性地改變了英國的前行路向，放出了一個復雜而陌生時代的第一只黑天鵝。

脫歐成功后的宿醉時分，深度絕望中的知識精英顫抖著雙手為卡梅倫刻好了墓志銘，“Here buried a prime minister, who ruined the Great Britain”（這里長眠著一位英國首相，他毀掉了英國）。

作為這場宏大民主試驗的肇始者，卡梅倫清楚記得這一切的始終。金融危機以來，歐元地位受到極大撼動，經濟發展受到巨大影響，與日俱增的移民問題正在瘋狂地挑戰國民的本土意識，英國深感受到歐洲拖累的風險或許將大于其收益。與此同時，歐盟為了應對危機，加速了一體化的努力，試圖建立統一的財政政策，甚至政治上也要進一步一體化，這是英國所無法容忍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情緒不斷滋生，面對工黨老冤家米利班德對經濟和安全問題的拷問和獨立黨領袖法拉奇瘋狂的意識形態挑釁，保守黨腹背受敵、每況愈下，對2015年大選毫無勝算，卡梅倫亟需一條奇計背水一戰。

2013年1月23日，卡梅倫發聲了，他決定順應時下對于歐洲問題的爭吵，舉辦英國歷史上第二次脫歐公投。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一石多鳥的全策：對歐盟而言，身處多事之秋的歐洲絕對無法脫離英國的支撐，一次看似被迫的公投將使得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正視自己的姿態，對英國的訴求妥協；對保守黨而言，這樣具有政治魄力的舉動是信心和勇氣的表征，與那些只會叫囂的極右勢力不同，保守黨是敢于擔起民意的；對卡梅倫自身而言，這將使得著名的留歐派米利班德有勁兒使不出，被迫贊同保守黨的留歐主張，同時又客觀上起到孤立和貶低法拉奇的效果，幫助他取得2015年的連任。

事實證明，卡梅倫計劃是成功的。他小心地按照自己制定的路線圖操盤，一方面做出寬容而毫不避諱的政治姿態，另一方面竭力警告全體國民退歐將帶來的巨大風險，歐盟隨即減少了對外來移民的福利補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保守黨的民意支持率就上升了5個百分點，而工黨最終在15年的大選中慘敗，米利班德被迫辭職。至此，卡梅倫在這場英國政治和路向的角力中頑勝，一如其在牛津辯論社期間獲得的無數勝利一樣，卡梅倫愛撫著自己設定的民主試驗，來到了人生的制高點。

繁華轉眼凋零，工于心計常常是短命的別名。身承勝選后巨大的民意合法性，卡梅倫試圖快刀斬亂麻，盡快了結自己開出的公投支票。然而事實證明，卡梅倫是一個好的戰術大師，但他絕對不是一名合格的戰略擘畫者。他，甚至連同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政治精英們都沒有能夠注意到幾十年來全球化、民主化、精英化的傳統政治風貌下隱藏的不公和民粹的憤怒，當倫敦以外的鄉村地帶選票以近乎報復的姿態逐漸呈現出一邊倒的局面的時候，大家方才明白，英國不過是不小心觸動了那個開關，卡梅倫不幸成為歷史關鍵節點的剪彩者。

卡梅倫承擔了政治責任，選擇了辭職。他做出這一選擇的核心理據在于他個人是主張留歐的，但英國52%的投票者選擇的是脫歐。因此，出于某種意義上的政治操守和行為潔癖，他認為自己將無法代表英國啟動脫歐程序。在他的辭職演講結束之后，或許由于心情太好，或許由于需要刻意掩飾，從演講臺到唐寧街10號門口不到5米的小路上，卡梅倫竟然哼起了小曲。

然而卡梅倫逃避了歷史責任。在辭職演講的最后階段，他兩次強調英國人民的選擇必須被尊重。然而他錯了，英國作為現代民主的重要源生地，其立國之本是代議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這種政治結構貼切于英國的人口規模和國情，歷經了幾個世紀以來多次戰事的考驗，是極為成熟的政治運籌方式。卡梅倫為了滿足階段性的執政黨利益和個人利益，允諾以公投的方式決定國家的戰略走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無法挽回的后果。試管已經炸裂，試劑四處流溢，警報器響起，這場民主試驗的操盤者匆忙中逃離了實驗室。

如同魚貫登場的小丑，競爭取代卡梅倫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現身。鮑里斯·約翰遜，產地牛津，公投日的當天下午他輕松地打著板球，安靜得仿佛自己從未為脫歐聲嘶力竭過一樣，歷史的轉折點不過是又一場牛津辯論社的比賽；邁克爾·戈夫，產地牛津，其宣言讀起來永遠像一篇逼仄拗口的本科生論文，其行為的一切根源不是帝國的偉大理想，而是偎依在政治懷抱里的中產溫馨感；安德里亞·利德索姆，三個孩子的母親，視撒切爾夫人為女神，但卻注定無法領導保守黨贏得大選的強硬右派，一如締造了史詩般民意支持率但卻同樣不可能領導工黨贏得大選的工黨極左派杰里米·科爾賓。而這些政客的算盤全部打錯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刻的英國已經慌亂，對于公投結果的深刻反思和懊悔已然轉換為應激性的行動力，人們開始瘋狂打聽候選人的政治立場，了解接下來即將面對的政治議程，然后去注冊保守黨選民并填寫選票。

正如上世紀60年代保守黨殖民地事務大臣伊恩·麥克勞德指出的：“保守黨是一個非常寬厚的政黨。它總是寬恕那些犯錯的人。有時，它甚至寬恕那些做對了的人。”不幸中的萬幸由是出現，進退的兩派力量在這場民族路向的撕扯中氣力用盡、兩敗俱傷，誰都無法累積足夠的合法性帶領整個帝國前行，誰也不愿承擔責任，甚至也干脆不知道應該往哪兒走，在內政大臣的位置上蟄伏了六年之后，隱藏的留歐派——特麗莎·梅的身影從這個被譽為內閣墳場的位置上凸顯而出。

特麗莎·梅出生于英國薩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一個天主教社區牧師家庭，她懵懂的政治意識也正是這樣的環境下被塑造起來的。她曾經和傳記作者講起，記得自己從小就注視著那些祈求命途垂憐的人們從房門出入，面向她的父親，傾訴著不同的故事。到了晚上，一家人經常會和來訪的陌生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吃著東西談論時事，在特麗莎·梅看來，“那是一種滋生政治意識的自然環境，父親不會談及自身，重點永遠是別人，我時常感到心中的利他主義情結被極大地喚醒”。在她看來，政治存在一種先驗性的神啟，是與傾聽、分憂、解難等高貴的品格永遠伴隨的，“政治是一種召喚、一個旅程，而非一項工作”。她曾多次表示，這種信仰深刻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將引導著她接觸任何事物的方式。

一如英國政壇大部分精英，特麗莎·梅的大學在牛津度過，她在當時唯一的女院圣休斯學院主修地理學。這座校園是卡梅倫、約翰遜、戈夫之流的自由天堂，所有對未來充滿競逐欲望的年輕心靈都會在這里參加牛津辯論社，醉心于文字間的高級修辭與復雜幽默，在他們看來，演講術是最為高貴的品格。普通英國學生幾乎不學歷史（正如退歐辯論中所顯示的，無數選民對于歐盟幾乎一無所知），而辯論社的未來政客們則不斷地抬頭仰望威斯特敏斯特的議會大廈，而后低下頭拼命涉獵英國歷史，向卡斯累里、帕默斯頓和丘吉爾等先賢致敬。每臨辯論社選舉新的領袖時，他們會踏遍牛津的每一寸土地，攔住任何一名路過的學生問道：“你可以投票給我嗎？”

特麗莎·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埃德蒙·伯克協會，她曾經擔任主席并推動了很多極為艱辛的思辨，這里的人們習慣于自負地認為是協會對于更深層次的智識追逐為辯論社的瘋狂活動提供了解藥。在大學時代，她的最大收獲或許是找到了一生的伴侶菲利浦·梅，他和約翰遜們一樣，都做過辯論社的主席。所以很大意義上，這對夫婦能夠毫無障礙地分享很多屬于高智商群體的復雜隱喻。他們都是極其幽默的人，總是能夠說出有趣的俏皮話和雙關語，他們的幽默靈感來自于那個年代最為著名的喜劇“The Goodies”。這部劇從1970年播到1982年，在最后的兩年里，梅的父母接連死去，他們也相繼離開校園開啟了真正的政治生活。朋友們逐漸發現，特麗莎·梅開始嚴肅起來，她不再肆意地開玩笑，如果有人講一個笑話，她會在旁邊笑，但她不再是那個主動挑逗的人了。

這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是極其自然的。特麗莎·梅不是一名傳統意義上的政客，英國政壇的權力斗爭夾雜著階級出身、立場派系、精英意識等復雜因素，加之當今時代各種經濟與移民問題、與歐盟若即若離的關系，很多尺度的把握需要極其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言蜚語。特麗莎·梅患有糖尿病，必須每天定時注射胰島素，這也使得她要非常注意飲食。2013年，她決定適當減肥，當時便有留言傳出，認為她是在為取代卡梅倫作形象準備。梅對于這種說法怒不可遏，斥責他們是“馬基雅維里式的陰謀”。話雖如此，事實上，特麗莎·梅對于政治生活向來嚴肅而認真。她的一名朋友弗蘭克蘭德曾經告訴BBC，他很難想起梅不是充滿政治抱負的樣子。她非常篤定并總是為之努力，總是在做她認為是正確的事情，總是會在大家都喝醉的時候繼續工作。在威爾遜公投的前夕，有關英國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辯論遍布牛津的街頭巷尾，特麗莎·梅被這種政治氛圍深深感染，比她低一年級的好朋友柯林森記得，在一次早飯時，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成為大英帝國的首相。她依稀記得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當上首相的時候，她甚至有些憤怒，在她看來，這個女人先于她達到了目的。

為了實現遠大抱負，特麗莎·梅多年來兢兢業業，小心積蓄著政治能力和政治名望。在移民問題上，她早在任職之初就確立了三個基本原則：“到這兒來的人必須擁有真正的親屬關系；必須自己支付路費；必須能夠融入英國社會。”在她看來，那170萬從敘利亞戰爭中逃離出來的難民正在祈求幫助，但這種幫助更應該被施與那些仍然困在約旦、黎巴嫩和土耳其難民營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逃出來的人。她堅持英國每年最多接納5000個移民，并強烈抨擊默克爾在德國的慈善行為。為了最大限度減少移民，那些從印度、中國和中東來的留學生成了她的目標，她提出工作簽證的申請者年薪必須達到至少20500英鎊的標準門檻，這使得印度留學生減少了將近50%。她的格言是“不要讓那些混蛋（滋事移民）折磨你”，恰恰是這樣的姿態贏得了選民的信任。

在脫歐運動中，她幾乎全程隱匿在角落，某種意義上，她甚至過于無視這項革命性的運動了，她曾多次表示英國是世界上第五大經濟強國，脫歐還是留歐都不會對英國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她不溫不火的態度受到了很多批評，一名支持留歐的部長曾經指責道，“特麗莎總是在一旁隱匿，并高貴地希望這一切結束時不會有一滴血液濺到她身上。”對此，特麗莎·梅從未否認，在就職演講結束后，有記者問她是否感覺自己同德國總理默克爾一樣讓人乏味，她坦誠地回答道：“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長于展示自己的政客，我不去參加那些脫口秀節目，不和大家在午飯時聊天八卦，不去議會的吧臺喝酒，是的，我很少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讓人們看到，我只是去做好眼前的事。”

某種意義上，這是特麗莎·梅與約翰遜之流之間最為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使選民在驚慌失措時傾向于對她產生一種先天的信任。脫歐目標實現的當日，約翰遜輕描淡寫地告訴選民，移民終將繼續，仿佛這與他聲嘶力竭捍衛的脫歐立場毫無關系一般。這是辯論社的偉大傳統之一，技巧本身才是目的，政策結論根本無人關心，波蘭人、孟加拉人是不是住在倫敦以外的土氣城鎮，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所謂。這些辯論精英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個將脫歐付諸實施的計劃，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乏味的治理問題，最好留給埋頭苦干的公務員。在退歐公投后，他們可以繼續忙著去競選保守黨領導人，競選本身比承擔責任有趣味得多。越是到后來，人們越是看出，特麗莎·梅的態度格外認真，她嚴肅地批評約翰遜之流，“政府不是一場游戲，而是對人民生活產生真正影響的嚴肅的事”。

在評述這次運動時，《衛報》總結到，“對一個急于洗刷自身精英風貌、學院派色彩和可笑的名望意識的政黨而言，特麗莎·梅呈現出一種政治家的不同風貌，她猶如一名管理著淘氣的男孩子們的女校長，即便面對很多詰難她也未曾動搖。她從不會在骯臟不堪的商業交易和污穢遍地的政治陷阱中弄臟自己的雙手，她總是會派出自己的團隊，以最簡潔的方式對抗她的對手們。”

現在特麗莎·梅取得了這場政治纏斗的勝利，她在選民們慌張而驚恐的眼神中被擁戴到前臺，她被先驗地安排好了所有任務，沒有退路、沒有曲線、沒有中間選項，這是大英帝國的選民做出的歷史承諾。這項承諾決意把英國從歐洲繁復的制度體系中撕扯出來，重新回到充滿英式自洽的自然狀態。相比之下，蘇伊士運河危機和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都不過是二戰以來的小波瀾。

特麗莎·梅深知此刻走向唐寧街10號的含義。59歲出任首相在英國政壇已屬高齡，有時站在議會的演講臺放眼望去，那些自詡年富力強、出類拔萃的校園精英仍然稚氣未脫，滿目皆是向上競逐的欲望。如果不是這次將永遠改寫歷史的公投，如果不是卡梅倫玩脫了的民主試驗，或許特麗莎·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內政部的位置上多坐幾年，把這項紀錄延長下去，而后放下自己年輕時的遠大抱負。對約翰遜而言，他的政治道路過于順利，這場脫歐運動為他累積了足夠的能量，將來有的是時間把這份政治資本變現，他看得到卡梅倫過早離任其實也無事可做，他可以等下去，等到事情好轉再說，像自己的偶像卡斯累里一樣成為一代名相。對于特麗莎·梅而言，機運只有一次，沒有選擇。

所有人都明白，退歐談判是一場無盡之途，未來幾年的英國領導人很有可能是自丘吉爾以來最為不幸的角色，他將注定在歐盟與國內反對派之間腹背受敵，深受委屈卻無處發泄。最終，特麗莎·梅選擇了擔起這一切，如果說卡梅倫的政治遺產是開啟了一場史詩般的民主試驗，那么她將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試管內的化學反應，宣布一個個令人震驚的試驗結果，而后拿起掃把，清掃這個烏煙瘴氣的民主實驗室。

特麗莎·梅迅速成立了內閣，盡管她堅定地保留了脫歐承諾，然而最終內閣里支持留歐的占到18人，支持脫歐的僅有7人，特別是在與脫歐談判相關的重要位子上，她有意安排了這次脫歐運動的各位領袖。其含義很明了，一方面，利用他們在競選中所呼吁的，最大限度地物盡其用、發揮特長；另一方面，脫歐派們幾乎是扯著選民的衣服跳下懸崖，在自由落地運動中告訴大家我們需要在著陸前制造好自己的降落傘。特麗莎·梅則向他們明確，不要光說不練，將來如果有任何事情做得太過而無法收場，你們將繼續背負這些詰難，在脫歐這項歷史選擇中，誰也別想輕易逃掉責任。

第一時間，特麗莎·梅進一步肯定了英國的航向，“脫歐就是脫歐（Brexit Means Brexit）”，沒什么可猶豫的，再拖下去，移民問題只會愈來愈糟，歐盟內部只會對新英國愈發不耐煩，她明確提出在2017年3月底之前觸發脫歐條款。在保守黨大會之后，她的態度變得愈發堅定，她沒有興趣“保留一些歐盟成員國身份”，在她看來，“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的話，那你就不屬于任何國家”。在達沃斯論壇前的公開講話中，她完成了“硬退歐”的路線圖，她說英國不會“半退半不退”，不會尋求其他國家已采納的模式，她希望“英國與歐盟達成一個大膽且雄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協定”，并希望繼續實施零關稅貿易，為企業在退歐談判中盡可能提供確定性，并安排一個實施階段以避免退歐跌落懸崖。特麗莎·梅已經為這一切做好準備，她堅定地傳遞了自己對于可能面對的來自歐盟的重重羈絆的考慮，“英國希望在兩年的過渡期結束前與歐盟達成合作協議,尋求與歐盟單一市場聯結的最合適道路”。最后的補充極為關鍵，英國沒有什么可畏懼的，“達不成協議好過達成不好的協議”。

至此，歐洲單一市場的最后希望被徹底堵死，“硬退歐”夢魘成真。然而這次會議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命題——全球主義。英國重新回到了丘吉爾式的曖昧不明的表態中，英國“不希望歐盟解體，歐盟的成功符合英國利益”。也即，“我離開了，但你們一定要幸福，這樣我才會幸福”。與過往的歷史教義一樣，英國重新投入了世界懷抱，“英國將成為比之前更加外向型的國家，希望英國成為偉大的全球貿易國家，吸引國際人才的磁石”。英國近期的外交已經在逐漸展開這一點，特麗莎·梅先是為中國的項目投資放行，而后親自拜訪了英國重要的人才來源地印度，甚至重新介入了亞洲防務，在巴林重建了一處海軍支援設施，在阿曼保持了常駐陸軍部隊，在迪拜和新加坡設立了新的國防參謀中心，并與日本軍機舉行聯合訓練。在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亞洲分所執行主任赫胥黎看來，“這反映出目前執政的保守黨希望以全球視野而非歐洲視野來思考本國的角色”。

然而問題在于，歐盟市場占到英國出口的近一半，這種戛然中止的損耗是巨大的，英國的貿易談判代表根本無法與全球其他地區短時間內獲得同樣體量的補償性協議。事實上，在英國與歐盟敲定協議之前，其他地區很可能不會把英國視作可信的談判伙伴，這樣將導致的局面就是，到2019年3月，英國可能享受不到任何市場的特惠準入待遇，這將是英國經濟自戰后以來從未有過的災難。

歷史有一種動能，一旦事情開始沿著某個方向發生，便一定會延伸下去，直至前行的能量耗盡。比如戰爭，一旦國際主體間的利益齟齬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物質性摩擦，我們大體可以預知，如果特定的國際機制無力化解這些潛在的矛盾積怨，注定會轉化為大干一場的戰爭動能，直至精力耗盡。

卡梅倫如果知道自己的民主試驗會導致這樣的后果，一定不會過早夸下海口；特麗莎·梅沒有選擇的余地，她只能不斷做出強硬的姿態，沖在這條道路的最前面，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帶給我們的極大復雜和永恒未知。

這注定是一場無盡之途,達沃斯論壇前的講話結束后,整條路線圖已經被完整鋪展,沒有任何繼續猜想的必要,一如過往的一年所深刻教育我們的,即便猜想也很可能是徒勞。大英帝國又一次由于畏懼彼岸的荒蠻選擇了獨立，以敏感的嗅覺第一個撕扯掉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化和區域化的虛假幻象，同時奉上的還有代議制民主的優良傳統和整個歐洲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即便有任何不測，歷史永遠不會允許他們將這一切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