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核能規模化發展，核電站乏燃料產生量日益增加。按照我國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目標，2020年我國大陸運行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5800萬千瓦，乏燃料累積量將達到7000余噸，2025年累積量將達到14000余噸。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就確定了核燃料‘閉合循環’和‘核能發展必須相應發展后處理’的技術路線。”我國核工業行業管理部門——國家原子能機構秘書長劉永德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多年努力，我國乏燃料后處理、貯存和運輸科研攻關和能力建設均取得了積極進展，有效保障了核電站乏燃料安全，為推動核工業跨越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核電發展的重要環節

鈾礦是核電的“糧食”。但鈾礦中可用于熱堆電站（如壓水堆）發電的鈾－235，在鈾礦里的富集度僅約0.7%。

乏燃料是在核反應堆或核電站中使用一個周期（12—18個月）后卸出的核燃料，但它并非“廢料”，除含有一定數量的放射性廢物外，還含有許多有價值的物質，如未裂變和新生成的裂變核素（鈾-235、鈾-233、钚-239等），以及可用作放射源的裂變產物同位素（如鍶-90、銫-137等），這些核素均具有循環利用價值。

將乏燃料從反應堆卸出后需要進行各種處理，這是核燃料循環的后段，乏燃料后處理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復雜和最具挑戰性的化學處理過程之一。

劉永德說，世界各國對乏燃料的處理有三種做法：通過后處理進行循環利用，如法國、英國、俄羅斯、日本等；作為放射性廢物直接深地質處置，如瑞典、瑞士等；進行干式或水池臨時貯存，根據未來核技術發展情況再作決定，如美國、西班牙、韓國等。

81歲的清華大學首屆核化工專業畢業生、中核集團科技委顧問嚴叔衡認為，后處理技術的軍民兩用性質，決定了后處理的技術研發和能力建設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與經濟問題。

從全球范圍來說，經濟可開采的鈾資源不是無限的。嚴叔衡說，據測算，如能實現快堆和后處理閉合循環，鈾資源利用率可提高幾十倍，另一方面，經過后處理后產生的高放廢物量僅為直接地質處置處理方式的1/4，同時可使最終處置廢物的放射性毒性降低一個數量級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早建成軍用和商用后處理廠的美國一直反對搞后處理和快堆，但近年來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其能源部設立“燃料循環科學技術計劃辦公室”，投資研發燃料循環工藝技術，并公開提出要發展閉合燃料循環。

夯實乏燃料安全管理基礎

多年來，國家原子能機構圍繞核燃料閉合循環體系建設，高度重視乏燃料安全處理處置，做了大量工作，有效保障了核電站乏燃料安全。

“我們堅持戰略導向和問題導向，制定了‘中試規模—示范規模—工業規模’的乏燃料后處理產業發展路線，同時確定了乏燃料貯存、運輸以及后處理近中遠期規劃，對我國核電站乏燃料安全管理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指導產業發展。”劉永德說。

近年來，我國圍繞自主掌握先進的乏燃料后處理技術，支持開展了多項科研攻關和科研能力建設。2015年，核燃料后處理放化實驗設施正式投入使用，為我國后處理科技水平提升提供了重要保障。2010年，后處理中試廠成功完成熱試，標志著我國基本掌握了中試規模乏燃料后處理技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后處理能力。為盡快形成我國工業規模后處理能力，我國也在積極探索國際合作。

此外，我國持續完善政策支撐體系，推動建立核電站乏燃料處理處置基金，為開展乏燃料運輸貯存、后處理等工作提供了資金保障。乏燃料貯存和運輸能力建設也穩步推進。

科研專項將為根本解決乏燃料“出路”問題奠定基礎

針對“我國乏燃料處理能力比印度還要落后二十年”的輿論，劉永德認為，對此說法不用太糾結，“這并不是精確的結論，只是將某些指標對比后的形象表達。”但他同時認為，這也提醒我國需要在這方面奮起直追。

談及下一步工作，劉永德特別提到，根據國務院專題會議精神，我國將加快后處理科研攻關和能力建設，2016年底參照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設立了后處理科研專項，由國家原子能機構牽頭管理，該專項將為從根本上解決乏燃料的“出路”問題奠定堅實基礎。

“我們將按照從易到難、由小到大的思路，堅持自主創新，在掌握后處理關鍵技術的基礎上盡快形成能力。”劉永德告訴記者，這包括繼續對中試廠進行完善配套，充分發揮其工藝工程驗證平臺作用，打通核燃料閉合循環之路；大力推進后處理科研攻關，為自主建設工業規模后處理廠奠定基礎；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加快提升后處理能力。

他特別強調，將堅持依法依規管理，抓緊完善乏燃料法規體系和標準體系，包括加快推進《原子能法》立法進程，抓緊研究制定《乏燃料管理條例》等。

（原題為《到2025年，我國乏燃料累積量預計將達到14000余噸——乏燃料安全管理：打通閉合循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