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瑞周有光老先生于2017年1月14日，一百一十二歲生日的次日辭世。他漫長的一生經歷了清朝、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涉足的領域涵蓋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人生的豐富程度和貢獻世所罕見。

絕大多數人了解周有光老先生，主要是因為他對漢語拼音方案的貢獻。的確，漢語拼音對現代中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終結了晚清到民國漢字拉丁化“萬馬奔騰”的亂象，并從根本上改變了漢語教學的方法。

然而，周有光老先生還有另外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即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常州吟誦”的代表傳承人。

周有光老先生于1906年出生于江蘇常州。明清以來，江南一直以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著稱全國。常州雖然始終處于引領全國風尚的近鄰蘇州的陰影之下，但也屬于文教發達之地。明清常州府城及附郭縣武進和陽湖共出進士五百一十五人、狀元五人，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

進士狀元多的背后，是讀書人多。明朝朝鮮人崔溥遭遇海難，流落浙江，獲救后一路沿運河北上歸國。他回朝鮮后對江南讀書人之多、識字率之高印象深刻——作為朝鮮兩班大夫的一員，崔溥漢文修養相當好，漢語口語則不怎么靈光，一路與中國人交流主要依靠筆談。對自己交流順暢的江南地區，崔溥如此評價：“且江南人以讀書為業，雖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識文字。臣至其地寫以問之，則凡山川古跡、土地沿革，皆曉解詳告之。”常州府城更是獲得了“府即延陵郡吳季子采邑，湖山之美，亭臺之設，自古稱道”的極高贊譽。

對讀書人而言，誦讀詩文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常州吟誦的產生正仰賴當地興盛的讀書風氣。

常州吟誦的產生

當代中國人不管是讀現代白話文還是古代詩文，一般采取直接朗讀的方式。但是，這并非中國一以貫之的傳統。相反，中國古代的韻文一般需要配樂，以近乎演唱的方式讀出來。

唐朝以前的韻文到底如何演唱已經了無蹤跡，我們無從了解，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唐朝詩人雅集，吟詩作賦之時，是會把作品按照一定規律唱出來的，并不會像現代人那樣直接地讀出來。

就詞曲而言，它們作為音樂文學的地位則更加清晰。宋詞和元曲都有所謂詞牌和曲牌，所謂牌就是一套相對固定的樂譜。在有樂譜的前提下，填詞作曲的文人則需要按照樂譜的旋律，選擇聲調適當的字填入譜中，以取得聲樂和諧的演唱效果。

由于年代久遠，現今我們對殘存的詞曲譜的認識較為有限，復原嘗試的可靠度尚存疑問。但是作為中國音樂文學傳統的繼承者，肇始于明代的昆曲卻為我們了解當年的詞曲音樂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昆曲中，所有的曲牌都以工尺譜的形式標定曲譜。其中不少曲牌和宋詞詞牌和元曲曲牌一致，如《菩薩蠻》《粉蝶兒》等宋詞中常見的詞牌，均在昆曲中有使用。雖然昆曲曲牌的音樂旋律未必和比它更早上幾百年的唐宋時代完全一致，卻是我們這個年代欣賞古人音樂文學最靠譜的方法。

盡管中國音樂文學傳統源遠流長，吟誦的產生也和音樂文學傳統息息相關，但是常州吟誦的出現卻并非用來抒發感情。

如果給一個當代的中國人播放傳統常州吟誦的錄音，多半會覺得旋律單調不堪，極其乏味。倘使說昆曲的旋律雖然緩慢，卻富于變化，常州吟誦則調式較為有限。這和常州吟誦的目的有關——吟誦是背誦古詩文時，用較為簡單重復的旋律以幫助記憶文字之用，而非用以欣賞音樂。

作為常州府和武進陽湖兩縣全體讀書人普遍掌握的技能，常州吟誦不用來表演，而是輔助記憶的手段。因此，和當今許多新出現的吟誦或詩朗誦流派相比，傳統的常州吟誦相比之下可謂樸實無華，也遠談不上動聽。就使用的范圍來說，常州吟誦也遠不僅是用來吟誦韻文，各種散文也可以用來吟誦。如《左傳》的開篇故事《鄭伯克段于鄢》就是當年常州稚童開蒙學習吟誦時最常用的文本之一，一向被當作“小學生讀書腔”。

不過，雖然吟誦不比唱歌，自由度相當高，有些最基本的規矩還是需要遵守的。傳統的常州吟誦旋律和字調大體貼合，而基本符合平聲較長、上去入三個仄聲較短的規律。尤其是入聲，在吟誦的旋律中，一定是極短的。就不同文體而言，常州吟誦古詩和古文整個調子較低，節奏較快，拍子簡單，異乎其他地方的吟誦，應是常州本地發展起來的旋律。而吟誦律詩時，則節拍舒緩，拍子復雜，和其他地方流行的吟誦較為接近，可能反映確有歷史傳承關系。而在常州內部，各人的吟誦大同小異，差別主要在一些小腔上，算是個人的創新，大的旋律則相對統一。

常州吟誦用什么話

常州地處長江下游的江南吳語地區，雖然離開明清官話的起源地南京僅僅一百五十公里不到，語音卻大不一樣。明清以來當地方言和通行的官話相差極大，以至吟誦究竟應該用什么語音也成了一大問題。

由于缺乏有效的錄音介質，我們已經無法得知明朝常州吟誦的原貌。然而，根據明朝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對明朝語言使用情況的記錄，當時南方各省的讀書人和上流社會在正式場合統統使用官話。以此推斷，使用場景較為莊重的常州吟誦當時也很有可能采用官話。

但到了清朝，南方用官話的風氣卻在很大程度上消退。極南的閩粵地區當地人完全不曉官話，以至于雍正皇帝設立“正音書院”自不必說。就算是離開南京不遠，且和北方官場交往密切的江南地區，官話的普及程度也大大降低。因此，在常州讀書人的圈子里，常州方言的地位逐漸升高，并且慢慢侵蝕官話的使用領域。就算是極嚴肅的吟誦，也改為以常州方言進行。

清朝光緒年間著名的小說《兒女英雄傳》里有個叫程師爺的角色，正來自常州。這位師爺顯然是飽學之士，說話談吐極盡文縐縐之能事，各種成語典故幾乎是順手拈來。平時說話也能打點京腔。但凡拽起文來，家鄉口音就會立刻冒出來，語音佶屈聱牙，書里以北方人為主的諸多主角時有聽不明白的情況出現。如書中第三十七卷中程師爺就說道：“顧（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鴨（學）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學）為裘’。顧（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頂（庭）訓，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傘（斬）快（愧），傘（慚）快（愧）！嫂夫納銀（二字切音合讀，蓋“人”字也）。”和當下的常州方言近乎一致，書中除了經常和程師爺打交道的安老爺，無人能懂。《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本是滿洲鑲紅旗人，卻能對江南人的語言習慣有如此精到的觀察，可見應是遇到的江南人多數如此，見怪不怪了。

據常州籍大學者趙元任回憶（他的童年和《兒女英雄傳》時代相差不遠），小時候他隨在北方當官的祖父居住時，家人平時言談普遍可用官話，但是凡讀起書來則只能用常州方言。家里請來的河北先生因把入聲字“毓”教成了去聲字“逾”（兩字常州方言不同音），就立刻丟了飯碗。

無論如何，在已有留聲技術的時代，我們能聽到的常州吟誦已是全用常州方言。當然，雖說是常州方言，但是吟誦畢竟是供讀書人念書之用，根子上仍然受到官話傳統的影響。吳語方言往往有比較明顯的文白異讀現象，即同一個字在口語中讀一個音，書面語中讀另一個較為接近官話的讀音，像“人”字常州方言口語音同“寧（nin）”，書面語中音同“神（zen）”；上面程師爺引用的“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中的“學”也采用了同“鑰”的文讀音（yah），而不用同“涸”的白讀音（ghoh）。常州吟誦中，原則而言，所有有文白異讀的字字音悉用文讀音，不用白讀音。

周有光老先生曾經在采訪中說到常州方言不好聽，也不怎么會說了。老先生如何在不說常州方言的情況下傳承常州吟誦，不得而知。

盡管常州吟誦既不算好聽，也談不上多有傳統，卻是很多常州游子對家鄉最為深刻的記憶。趙元任自1939年以后長期居住美國，卻發表了多篇關于常州吟誦的論文，并灌錄吟誦唱片。他于1982年病逝美國，據家人記述，去世前老先生始終低吟詩文，縈回的吟誦聲至死方休。

私塾教育的結束讓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常州人少有能會常州吟誦的。曾經全縣讀書人都能掌握的基本功，已經成為極少數“非遺傳承人”薪火相傳的“文化遺產”。周有光老先生的去世讓本已衰微的常州吟誦更加前途渺茫。讓這種已經失去時代和環境基礎的文化現象安靜而有尊嚴地走完剩下的路，或許比強行“傳承”后以荒腔走板的形式再次粉墨登場，對它更為友善一些。

趙元任吟誦錄音：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LE1ReYIE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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