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2017年1月20日上午，唐納德·特朗普在華盛頓參加就職典禮，正式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

原脫口秀主持人兼房地產商特朗普以比較大的優勢當選美國總統，無疑是繼英國脫歐公投成功后，2016年發生的另一件國際大事。

由于特朗普當選的事實，與被自由主義者所掌控的美國主流媒體的預期產生了巨大反差，這一事件也為我們反思目前美國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自身的合理性，產生了良好的契機。就此，筆者的管見是：

既然新自由主義者連發生在其所在國的重大歷史趨勢也不能做出合理的預判，我們中國學者更要自覺地擺脫對于西洋人文社科界主流意見的盲從心態，堅持運用唯物史觀和與之相應的實證態度，以更為獨立的姿態去“知人論世”。

不過，要對新自由主義的學術主流進行剖析，筆者首先要確定：筆者的論域乃是政治哲學，而不是經濟學。

在經濟學領域，“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乃是大力鼓吹私有化、反對福利國家建設的哈耶克（倫敦學派領袖）、弗里德曼（現代貨幣學派領袖）、盧卡斯（理性預期學派領袖），其在政界的“粉絲”則是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與美國前總統里根。由于特朗普已經在多次公開言論中表達了對于里根的激賞，以及對于福利國家色彩濃郁的“奧巴馬醫保方案”的不屑態度，此人于經濟方面的執政理念，反倒是與作為一種經濟學立場的“新自由主義”有著部分重合的（不過，特朗普對于關稅壁壘的執著態度，卻的確不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因此，從邏輯上看，對特朗普的執政持有強烈反對態度的，肯定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而是當代西方社科界頂有“新自由主義”名號的另外一路門派：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理論的“新自由主義”。

而要搞清楚這種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路，我們就不能不說說其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非常寬泛地說，古典自由主義具有一個從洛克到穆勒與邊沁的漫長傳統。該傳統強調個體自由的不可置疑性，并主張對政府為了管制方便而施加于個體自由的種種措施，均抱有“有罪推定態度”，即下述態度：“除非被證明為必要，否則政府施加于個體自由的限制均不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自由主義者特別強調經濟所有權方面的自由對于個體自由的凸出意義，因此，其對于私有制的執著態度，反倒與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的“新自由主義”暗通款曲。不過，古典自由主義并不因此就成為了一種公然為資產階級利益鼓與呼的理論，因為像邊沁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恰恰是將“提高勞工的生活條件”明確地納入了自己的奮斗目標之一。而為了使得這種看似與馬克思主義爭奪受眾市場的論調與其自由主義基底相吻合，古典自由主義者特別強調：縮小貧富差距的方式乃是使得窮者更富，而非使得富者更窮。由此，對于資產者的經濟剝奪，便始終被排除在了古典自由主義者的選項菜單之外。

那么，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論點是什么呢？按照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看法，美國的多元文化本身便是一個不容否定的現實，因此，新自由主義者的任務便是為這種多元文化提供一個中立的推理架構，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與政治立場的觀點都能夠在其中共存——而在這一框架中，對于“財產自由”的古典式強調卻遭到了削弱，其它向度上的問題（如男女平權、種族問題）的權重則被大大提高了。導致這一思路轉向、并為新自由主義者所自覺意識到的相關動因有：

（甲）他們對于古典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自由市場至上原則”的不滿（因為該原則看似無法消除貧富差距），以及（乙）他們對于民主政府的民意代表能力的信心的增強（這使得他們不再像古典自由主義者那樣敵視“大政府”）。

這最終導致了像羅爾斯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將理論研究的興趣集中于抽象的“分配正義”問題上，并由此對于任何不帶平權色彩的分配制度都持以一貫的“有罪推定”態度。雖然這種態度貌似可以類比于古典自由主義者對于政府權力的“有罪推定”態度，其在客觀效果上卻反而有利于作為“分配者”的聯邦政府的權力擴大——因此，在“官－民”關系問題上，新自由主義對于古典自由主義的所謂“修正”其實都已有“欺師滅祖”之嫌疑了。

很顯然，就美國政府戰后執行的具體政策而言，無論是各種有利于移民與有色人種的平權方案，還是曾經貌似轟轟烈烈的“奧巴馬醫保方案”，都是此類新自由主義理念經由美國民主黨這一執行者而產生的現實結果。

那么，導致“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之差異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呢？從更大的歷史背景來看，穆勒、邊沁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乃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帝國意識形態的一種副產品：這種意識形態堅信科學理性、經驗歸納與某種或隱或顯的盎格魯民族優越論，而為這種意識形態做現實支撐的，則是大英帝國的全球殖民體系的興盛。而在“二戰”后出現于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卻有著與之不同的學緣背景與歷史背景。

從學緣背景上看，帶有康德色彩的“先驗論證”的思路（即從給定現實中剝離出其先驗結構的思路），占據了像羅爾斯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的論著的核心，而對于像“正義”這樣的抽象概念的分析，則成為此類著作的首要關涉（換言之，德國康德哲學的思路，其實是繞開了英國經驗論的影響，在當代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著述中完成了“隱蔽的逆襲”）。

再從歷史背景上看，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執行的“威爾遜主義”政策，明確意味著對于英帝國時代的殖民主義體系的否定，而美國作為“移民國家兼民主世界領頭羊”的現實，亦要求能有一種與之匹配的學說，至少可以在表面上否定盎格魯種族優先論，以便在全球受眾面前改善資本主義門面國家的“吃相”。而新自由主義學說，則是這種下意識的“形象改良工程”的最重要的理論裝飾品之一。

——但既然如此，為何新自由主義者控制的美國知識界與媒體界，如此痛楚于特朗普的當選，難道特朗普所揚言要誓死捍衛的美國經濟利益，不正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裝扮工作”所要加以掩護的嗎？對于該問題的回答，或許主要是心理學兼經濟學性質的：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將自己裝扮為“普世利益”的虛假言辭，可能在相當程度上也欺騙了這些意識形態理論的具體構造者，并由此綁架了相關知識分子與媒體從業人員的職業榮譽感，以及相關的制度性利益（如在申請科研經費、獲得學界地位等方面的現實好處）。

而作為政壇“素人”的特朗普為了博得學院外選民的同情所采取的“揭破意識形態面紗”的策略，雖在主觀上的確是出于維護整個美國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本能，卻也在客觀上砸了那些“意識形態裝扮師”的飯碗，因此，其長期受到后者的口誅筆伐，也并不在意料之外。

不過，上面的分析也產生了兩個連帶的問題：特朗普為何連“意識形態裝扮師”的工作價值也要否定呢？一邊靠特朗普式經濟政策掙里子、一邊靠新自由主義樹面子，難道不能將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進一步擴大化嗎？第二，為何大批美國中下層白人（甚至是一些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的原支持者）也會支持特朗普呢？難道他們的利益和資產階級一致嗎？

對于上述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如下：孔子早就教導過我們，名與實要相符，否則就難以名正言順。眾所周知，特朗普主義的特色乃是不加修飾地強調美國利益優先論，其生猛的表達方式的確與新自由主義的“小清新”言論南轅北轍，二者之間的鴻溝之大，已經難以通過任何“意識形態補妝”來加以掩蓋，若強行“上粉底”，恐怕只能造就一個頗具違和感的“妝容”。

換言之，在特朗普的競選團隊看來，與其落下“偽君子”的口實，還不如直接撕破臉皮去做“真小人”：放棄既有的“政治正確”標準的束縛，并由此以最大的輿論凸顯度，來爭奪選民的眼球。此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國國內的平權方案，最終是與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威爾遜主義相輔相成的——而威爾遜主義恰恰要求美國付出相當大的精力來維持一個運行良好的國際政治秩序。在特朗普看來，美國由此付出的巨額運營成本，并不能抵消由此得到的好處，因此，威爾遜主義本身也是一個過于昂貴的理念，他已不想為之“買單”。

對于上述第二個問題的解答如下：使得特朗普競選成功的“奇葩”的策略之一，便是特朗普本人通過拼命炫富來獲得底層人民的同情。這一策略或許會在別的國家導致反效果，卻在美國本土的特殊風土中收到奇效。

美國民眾普遍崇拜成功者，而特朗普恰恰是一個商業上的成功者；美國民眾對于華盛頓建制派政客的政治獻金來源心有戒備，而特朗普恰恰是一個富得不再需要政治獻金的政治新手。換言之，恰恰是通過大肆炫富的極端方式，特朗普巧妙地完成了“自證清白”的過程，并由此加強了與底層選民的精神溝通。同時，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言論，以“為美國創造工作崗位”為誘餌，其具體可行性雖一直受職業經濟學界的懷疑，卻在理路上非常符合底層人民的簡易推理模式（此即：“把工作從別國搶回來，我們就有工作了！”）。

相反，希拉里·克林頓團隊的競選語言充滿學院色彩的套話，卻缺乏“闖王來了不納糧”式的鮮明口號，其最終的失敗其實并不難預料。

從一個更抽象的理論層面上看，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之所以在預估美國總統競選結果時全體遭遇滑鐵盧，乃是得緣于他們對于自身“生態位”的全面誤讀，即將自身“意識形態裝裱匠”的身份誤解為“國師”的身份。他們在意氣相投者控制的媒體與社交網絡中不斷強化著自身對于世界的刻板成見，卻對與自身意見不同的美國同胞動輒進行污名化（比如隨意為之貼上“種族主義者”與“納粹”的標簽，而不反思這樣的做法本身是不是一種另類的法西斯主義）。

而對于中國的學者來說，他們的失敗的預測，恰恰證明了：通過美國的所謂學院主流意見來把握美國實際政治走向的做法，的確是蘊含了巨大的風險，因為他們自己也只是能理解他們所能夠看到的“小半個美國”而已。而要對美國做到知己知彼，以下兩個舉措就顯得非常必要了：

其一，在學理上認真對待以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為核心文本的唯物史觀，分清楚別人的“意識形態忽悠”與其真實利益運作之間的關系；

其二，在對美進行政情分析時不再過分依賴其主流媒體、智庫的意見，而要積極開拓針對其底層民情的資訊搜集管道，切忌“挑食癥”與“懶惰癥”。

此外，我國的人文社科研究在推進“國際化進程”的時候，也要注意不要讓一些本身就帶有偏見的西方社科成果的意識形態成見左右我國學者的頭腦，而要抱著“為我所用”的態度，在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學術領域（如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哲學中的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等）積極鼓勵國際化，并在其它一些領域做到有收有放。

［本文首發微信公號“哲學人”（philosophs），原題為《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理念何以遭遇滑鐵盧？》，澎湃新聞獲作者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