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里限韻作詩有兩處。第三十七回里寶釵與迎春作七言律詩，結果“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頭一個韻定要這‘門’字。”到了第七十六回里，湘云與黛玉做五言詩，結果“偏又是‘十三元’了”，湘云還抱怨“這韻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押韻呢”。兩次都選中了“十三元”，背后有什么緣由么？

從《切韻》說起

“十三元”其實是韻部的名稱，提起“韻部”，就不能不先說《切韻》。

先秦兩漢時期，中國其實沒有韻書（為寫作韻文的人檢查哪些字可以押韻而分韻編排的字書），而“音韻蜂出”要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方面是為了審音，一方面是為了作文。這是和當時文學創作中聲律論的興起，文學形式上講究辭藻，講求聲律和形式美有很大關系的。此外，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之后，受梵文的影響，齊梁時期沈約等人發現了漢語的“四聲”，為了讓梁武帝明白“四聲”是怎么回事，還拍了一個高級馬屁，“天（平聲）子（上聲）圣（去聲）哲（入聲）”。文學界講求聲律的風尚和音韻研究的興起互為因果，相互啟發也推動了韻書的大興，而《切韻》就是其中集大成者。

根據《切韻序》記載，隋朝開皇（公元581-600年）初年，有一次，顏之推和劉臻、魏淵、盧思道、李若、肖該、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一同到陸法言家，“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他們談論了古今語言的不同，南北方言的差異，按照顏之推的說法，是“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又評論了當時各家的韻書，由于分韻辯音的不同，“各有乖互”，所謂“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 吳楚則時傷輕淺， 燕趙則多涉重濁， 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因此，他們討論了“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又進一步“除削疏緩”。他們根據晉以來的韻書以及方言材料，通過集體討論，初步擬定了《切韻》的編寫大綱，并由陸法言記錄下來。十八年后，陸法言罷官居家，才根據上次的討論，加以整理修訂，于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才把《切韻》編篡完成。

雖然《切韻》的原書已經亡佚（只剩下保存在《廣韻》里的《切韻序》），但根據文獻記載以及今存殘卷，還是可以知道它的大概內容和體例的。《切韻》全書共有五卷，按四聲分卷，其中平聲分上下兩卷，上、去、入三聲各分一卷，共收字12158字。《切韻》共分韻部193個，其中平聲54韻，上聲51韻，去聲56韻，入聲32韻。每一韻以常用字作為韻目，每個韻目下的字是同韻字。至于“元”韻正是其中之一，主要包括“元袁愿勸言晚”這些字。當時還沒有拼音，所以用“反切”為漢字注音。所謂“反切”就是用兩字表示一字之音，前字決定聲母，后字決定韻母和聲調。比如“東”是“德紅切”，即“德”的聲母（普通話是d），紅的韻母（ong）和聲調（陽平），拼出“dong1”這個音。

《切韻》一問世，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推祟。直到宋代，前后七百多年，《切韻》一直處于官韻的地位，大家都得遵循，最多只能“刊謬補缺”，不得作根本的改動。至于唐代的《唐韻》和宋代的《廣韻》都不過是《切韻》在唐代和宋代的修訂本，其主要內容和體例都是一樣的。現存的《廣韻》是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陳彭年丘庸等人主持修訂定名為《大宋重修廣韻》，簡稱《廣韻》。所以說隋以后的各種韻書幾乎都沒有跳出它的框架，它處于韻書的支配地位長達一千多年之久，難怪早在唐代的王仁煦就在《刊謬補缺切韻序》中稱贊它是“時俗共重，以為典范”。

傷腦筋的《平水韻》

問題在于，《切韻》反映的只是公元六世紀后期的漢語共同語語音，距離現實的語音變化越來越遠了。所謂的語音變化大體言之是兩種，一種是音值上的。譬如“日母”字，在《切韻》時代的聲母是n，這從今天日語音讀里的“人”是“nin”，“日”是“nichi”也看得出來；而這些字今天在普通話里的聲母已經變成了“r”。這樣的變化在語音上很明顯，在文字上卻很無關緊要——因為不影響分韻（和押韻）。另一種音類上的變化就顯得麻煩許多，譬如“打”字，反切是“德冷切”，這無論如何也切不出普通話里的“da”來，對于實際語音里已經發生了這樣變化的人來說，遇到詩文寫作只有一個辦法，死記硬背。

早在晚唐時期，就有人抱怨過這個問題。李涪就批評《切韻》“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當時的北方語音有一個明顯的變化，一部分上聲字歸入了去聲，所以李涪的抱怨不是沒有道理的——在科舉時他必須人為背出那些歸入去聲的上聲字，這當然是記憶上的負擔。但他接下來就有些偏激地攻擊《切韻》是“吳音乖舛，不亦甚乎”，等于是質疑《切韻》的共同語合法性，這就顯得沒有什么道理了——“陸”雖然是個典型的江南姓氏，陸法言卻是個鮮卑人，本姓步六（陸）孤，所謂“惟陸氏《切韻》盛行于世，但人不注意其出于鮮卑耳。”大概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李涪的批評并沒有取得什么效果，《切韻》仍舊是官方的權威韻書。

話說回來，韻書分韻過細（《切韻》193韻，《廣韻》更增加到206韻）實在不利于作文賦詩，所以從唐代開始，又有了變通的并韻做法，也就是把語音接近可以通押的幾個韻部并作一韻。在世人普遍認為廣韻韻目分得過細，應用不便而合并《廣韻》韻目的風氣影響下，金代出現了一部連“何以得名、何人并韻”都難以確知的《平水韻》，并在日后成為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官韻。

這部《平水韻》將《廣韻》的206韻合并為106韻，幾乎減少了一半，自然大大方便了詩文寫作。但它仍舊是沿襲《切韻》傳統，與當時的現實語音已嚴重脫節的一部韻書，所謂“十三元”的問題，正是它從《切韻》系統帶來的“胎里疾”。

在《切韻》音系成型的南北朝時期，“元韻”與“魂痕韻”關系密切，于是《切韻》就把元魂痕三韻排在一起，這三韻通押就成為當時的用韻規范，比如梁武帝在《二教鐘銘》里的韻腳“門昏尊元”就分屬魂元兩韻。因此，到了《平水韻》里，更將“元魂痕”并作平聲第十三元部，也就是所謂的“十三元”。

問題在于，元韻的實際語音在《切韻》時代以后，與魂痕韻早已經漸行漸遠，就像普通話里的an與en一樣涇渭分明。《平水韻》將兩者并作一部，實在令人傷腦筋了。單憑普通話（與除福建一帶之外的絕大多數現代漢語方言）的語感，“十三元”中的“魂渾溫孫”諸音很容易和上平聲的“十一真”、“十二文”和下平聲的“十二侵”混淆；而另一些“元煩言軒”的讀音又很容易和上平聲的“十四寒”、“十五刪”，下平聲的“一先”、“十三覃”、“十四鹽”、“十五咸”混淆。一個“十三元”就扯進去平水韻10個韻目，占了平水韻30個平聲韻目的三分之一，以其不易分辨給人帶來的記憶負擔自然可想而知了。

“該死十三元”

實際上，元韻的“繁軒言原”和仙先韻的“員緣田年”相押本來很和諧，只是規則不允許，因此一不留意就會出錯，有時即使是有名的文人也不能避免。由于《平水韻》是欽定的官韻，而在科舉考試里用字出韻是大錯，幾乎意味仕途完結；所以讀書人只能把所有“十三元”的字統統背下來。背得下來，自然可以故作輕松地說什么“今科舉詩帖平仄拈背，本非難解”，背不下來，就是一出出悲劇了。

傳說，清代后期的咸豐年間，江西湖口人高心夔（1835-1883年）才高一時，人稱“文學為江右之冠”。他出身書香門弟，自幼好學不倦，穎悟異常。咸豐元年（1851年）十六歲時就中了舉人（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描寫的范進中舉時已經54歲）。咸豐九年（1859年），高心夔應會試并進入前10名。然而到殿試時，鬼使神差，竟將命題律詩限押的十二“文”韻誤入十三“元”韻，遂不與三甲之列，列為四等。狀元的頭銜就這樣與他擦肩而過。

等到下一次科舉考試，高心夔在會試又入了二甲。當時他是咸豐朝的權臣肅順的幕客，人稱“肅門五君子”之一。因此，肅順也有心提攜他，“必欲得為狀元”。殿試之前，權勢熏天、神通廣大的肅順居然在考前一日探聽到詩題為“紗窗宿斗牛得門字”，出處為唐人孫逖之詩《夜宿云門寺》。肅順立即將高心夔叫來，囑咐他連夜趕做。第二日入場，果然是這個題目。當時殿試場中三百多人，幾乎沒有知道此題出處的。高心夔自然心中大喜，結果得意忘形之余，匆匆寫就，出來就找肅順報喜。肅順接過詩稿一看，頓足捶胸，大呼“完了！完了！”原來，高心夔又記錯了韻部，不知“門”字在“平水韻”中屬于“十三元”韻，結果押到了“十一真”韻。考試出韻，內容再好也要被淘汰，結果發榜一看，高心夔又列四等。當時有人幸災樂禍送他一幅對仗工整的對聯，“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遂令“該死十三元”之稱流傳后世。

在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時代，雖然“該死十三元”的說法尚未出現，但這個“十三元”在讀書人中顯然早已臭名昭著。《紅樓夢》中的寶釵與迎春、湘云與黛玉都以元部限韻做詩，無疑也是一種顯示小說人物文采的手段。但頗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小說第七十六回中湘云與黛玉連用30多個字做韻腳，即“元繁軒喧媛萱園宣暄坤昆門諼痕根吞奔孫存昏魂盆溫鴛捫原蹲屯猿源村煩言”，結果曹雪芹居然也犯了一個錯誤，誤將仙韻的“宣”字押了“十三元”。以曹雪芹之大才，居然也在“十三元”上跌跟頭，可見用這個“該死十三元”做詩是多么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