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問題發表了講話，也就是日后人們熟知的“南方談話”。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深刻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經驗，明確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了新階段。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區報》頭版刊登了記者陳錫添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引發海內外巨大反響。由此，對于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討論和學習，在全國大范圍地鋪開。

為什么要進行南方談話？

在小平南方談話見證人之一吳松營看來，一方面是因為鄧小平看到中國當時有一種“左”的思潮，報紙、廣播、電視連篇累牘重提階級斗爭，可能會改變中國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使得一部分人對改革開放擔心或者反對，中國經濟出現了整體下滑。

“這樣一種大的背景，促使他要到南方來，尤其到深圳這一塊他倡議辦經濟特區的地方來講一講。”吳松營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像鄧小平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達的意思一樣——“我退下來之后，在重要關頭，有話還是要講的。”

改革開放的重要關頭

“中國將向何處去？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每一個中國人都在思考的問題。”吳松營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真情實錄》一書中這樣回憶小平第二次南方談話的背景。

1992年，時任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松營被指定作為鄧小平視察深圳的全程記錄人。

他認為，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出現一種“左”的思潮，認為主要精力應該放到階級斗爭上，報紙、廣播、電視連篇累牘重提階級斗爭；另外一個背景則是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使得一部分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擔心或是反對，結果導致中國經濟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整體下滑。

吳松營曾經梳理相關資料發現，1984年至198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五年平均增長率在10.8%，而1989年只增長3.9%，1990年也只增長5%，勉強達到中央要求。到1991年，3年間的年國內生產總值徘徊在1.5萬億元至2萬億元之間。

“經濟一不好，就業問題、老百姓的生活問題、通貨膨脹的問題，會影響整個社會穩定。”吳松營說，“小平同志站在全國、全黨的歷史高度看這些問題，肯定非常擔心。他肯定擔心掛念整個黨、整個社會主義中國的安危問題。”

而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在當時受到了重挫。

吳松營看到的是，外商撤資，工廠關門，大量打工仔、打工妹都返回老家，整個深圳冷冷清清，酒店入住率不到10%。

時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陳錫添認為，“1992年之前的幾年，深圳的改革開放已經基本上停滯了。”

他在2012年接受東方早報采訪時談到，在小平南方談話之前，姓“社”、姓“資”的爭論很激烈，幾乎是一個精神枷鎖，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頭腦。在這種情景下，深圳以前敢為天下先、敢沖敢闖的勁頭都消失掉了。

在接到采訪小平來深圳考察的采訪任務時，陳錫添就意識到，這是對深圳支持的信號，對改革開放支持的信號。

“他有很多話要說”

1992年的1月19日上午，鄧小平一行乘火車抵達深圳。剛在房間坐定，他就對陪同人員說，“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處去看看。”

吳松營在記錄過程中注意到了一個細節——

在1月20日視察深圳國貿大廈時，鄧小平打斷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的話，興奮地抬起右手打了一個手勢，大聲地說：“是的，社會主義就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為老百姓辦好事。”然后，老人家就像是“有所準備”那樣，一句句、一個個問題地就國內外的重大事情發表意見。

在國貿大廈的視察，原本安排了半個小時時間，但吳松營對澎湃新聞回憶，小平同志差不多講了整整一個小時的話。

“我們開始并不知道他會講這么多、這么重要的話，中央辦公廳跟廣東省委、深圳市委的同志只是說要做好接待、安保工作。”吳松營說，“沒想到，后來他到深圳以后，他說坐不住，要馬上出去看看。我們就感覺到，他真的是很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關注深圳的發展，他有很多話要說。”

1992年的那次視察，鄧小平發表的談話涉及方方面面，單是吳松營整理的《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談話記錄》就有一萬三千多字。

小平的南方談話內容，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大膽地試驗；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要抓住機會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經濟發展快一點，必須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

吳松營認為，南方談話離不開改革開放，離不開把經濟建設作為整個黨的工作重心，“他的主題就是講，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一定要把經濟作為我們整個黨、整個國家工作的中心，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

陳錫添曾經總結，南方談話內容極其豐富，題材極其廣泛，針對性和指導性很強，但他同時認為，其中有一條主線，“就是他在考慮中國怎么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迅速地讓中國走向繁榮富強，加速現代化的建設，加快走向繁榮富強的步伐，推動中國前進。”

“改革開放也是為了繁榮富強，人民富裕；抓經濟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縮短跟發達國家的距離，也是為了國家富強，他的談話，萬變不離其宗，都圍繞著這個主線。”陳錫添說。

“沒有南方談話就不會有深圳的今天”

“南方談話后，我們在深圳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吳松營說。

讓陳錫添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小平同志斬釘截鐵地說，深圳姓“社”不姓“資”。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還有人攻擊深圳是‘租界’，新‘租界’，但是深圳還是往前闖，往前沖，就是姓‘社’、姓‘資’的爭論一起，深圳的發展就停滯了。”

“你說，深圳姓‘社’不姓‘資’這句話說得多來勁啊！后來不得了了，真正深圳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還是在1992年以后。”陳錫添評價。

深圳對于鄧小平而言，是極其特殊的。

1979年，根據鄧小平倡議，中央決定在深圳等四個城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改為經濟特區。1984年、1992年，鄧小平兩次視察深圳，對特區的改革、探索給予支持和保護。

1984年1月，鄧小平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中國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長期關注珠三角發展的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異告訴澎湃新聞，深圳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戰略的一個經典案例，也是鄧小平理論正確性的證明，證明了如果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經濟就會繁榮，我們國家的人民就可以得到好處。1984年的這番題詞在任何時候都是證明。

金心異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了20年時間，他的結論是：“沒有南方談話就不會有深圳的今天。”

“全中國有兩個地方各樹了一個鄧小平的雕像，其中一個在他的故鄉四川廣安，是他坐在藤椅上很休閑的一個雕像。另外一個就是在深圳的蓮花山上，是一個昂山闊步揮著手的雕像。廣安那個雕像更多是展現他生活的一面，而深圳雕像是一個政治符號，深圳民間經常講鄧小平在看著這個城市。這就是鄧小平和深圳的關系。”他說。

不僅是對于深圳，在金心異看來，小平的南方談話可以說把當時人們心頭的烏云一下子吹散了，“很多人大喜過望，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是需要鄧公這樣一言九鼎的人，才能不至于迷失方向。”

“南方談話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并在21世紀的頭十年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部分地區迅速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這些都由鄧小平南方談話奠定了基礎。”

而吳松營指出，南方談話還向海外釋放了重要的信號，那就是中國還會繼續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會有新的、大的發展。

一個例證便是，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簡訊一經境外媒體播出，“香港的股票，包括其他像紐約、倫敦這些大股票市場的股票，全部都升得很厲害。”吳松營說，“這就是對于鄧小平南方談話的一種積極反饋。”

深圳與香港

1981年來到深圳工作時，吳松營面臨的現實是沒水沒電沒路，自己還要開荒種菜。

三十幾年間，深圳從一個邊境小鎮成長為現代化大都市。這讓前美聯社駐華記者劉香成感嘆，深圳的成功是個“奇跡”。

在今年深圳“兩會”期間，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作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時介紹，初步核算，深圳市2016年生產總值超過1.93萬億元，同比增長9%左右。

作為市人大代表的金心異也在深圳“兩會”上表示，“這兩年，深圳經濟增長成績單十分亮麗，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均保持高增長，科技創新模式和環境在全國一枝獨秀，尤其是華為、騰訊等企業業績驕人，很給深圳長臉。”

回想25年前，深圳的目標是要打造成“社會主義的香港”。

1992年1月20日，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曾向鄧小平匯報工作時說道，深圳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把深圳打造成“社會主義的香港”。

鄧小平對李灝說，你們要把深圳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香港”，是好事。希望你們帶個好頭。

吳松營說，25年后，無論是經濟總量、發展速度還是生活水平，深圳都已經超過了香港。

在金心異看來，香港在治理方面的成就依然值得深圳借鑒。

金心異告訴澎湃新聞，“城市治理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政府、社會、企業這三者之間共謀的結果，這三者之間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而是一種伙伴關系。”

他認為，深圳和廣州是目前國內城市治理水平相對較高的，因為政府是以一種相對比較謙卑的心態來跟企業合作，跟社會合作，共同解決社會問題，促進整個城市社會發展。

“未來國內城市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城市管理水平，更取決于城市治理水平。”

金心異的觀點是，深圳如果想要進一步奠定城市競爭力優勢，應當在上世紀80年代優先于全國其他城市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下，進一步建立一個比較好的城市治理結構。

力挽狂瀾

回憶起25年前的南方談話，金心異說，鄧小平是在當時的大背景下，以南方談話的方式“力挽狂瀾”。

陳錫添則感慨，“他88歲高齡了，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開放的潮流滾滾向前，不要停滯，如果停滯了，他的心血白費了，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夠力挽狂瀾，別人不行。”

他分析，同樣的話，只能鄧小平來講，要是別人來講，沒用。

“小平同志在長期革命戰爭和建設的歲月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德高望重，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有著非常崇高的威望，這是其一；其二，他的講話高瞻遠矚，指導性強，針對性強，又非常正確，正因為如此，他的談話才能夠發揮巨大的威力。”陳錫添說。

25年后，鄧小平南方談話依然值得回味。

吳松營曾表示，自己寫作《鄧小平南方談話真情實錄》一書的最大意義，就是通過回憶那一段歷史，學習小平同志的談話，喚起人們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敢闖敢干的精神。

他認為，紀念南方談話很重要一點，是一定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動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確立了并始終堅持適合中國國情和順應世界潮流的基本路線，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吳松營說，強調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同時，一定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定要改革開放，“現在一定要把握好這個方向。”

他還談到，深圳正是有一批真正的開拓者、開荒者埋頭苦干、腳踏實地，才能打下一個好的基礎，紀念南方談話就要強調實干精神。

“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里面反復地講，會議太多、講話太長沒有用，一定要做實事。現在也一樣，不能夠光說擁護，實際上沒干實事。”吳松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