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去年主持召開的“城市與文明”學術研討會，吸引了國內各主要的博物館、考古所、大學的考古院系等文博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文博界的宗師級人物張忠培、嚴文明和李伯謙等諸位先生也都親至現場，或參與分組討論，或做主旨發言，更提升了整個研討會的檔次。當然，與會學者所提交的論文以及圍繞論文展開的熱烈討論是研討會的最大亮點所在。《城市與文明》即是精選會議論文而結集出版的成果。《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特選發此次研討會的論文集摘要書評及何繼英關于唐代青龍鎮考古與功用的文章，以飱讀者。

在著名的科幻小說《三體》中曾有這樣一句名言：“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文明，作為人類文化的特有成果，從一開始就將人類與其他一切生物區別開來。人類不是這顆藍色生命之星最早的統治者，早在數億年前，大腹便便的恐龍，就征服了這顆星球的陸地、天空和海洋，但身軀高大、種類繁多的恐龍家族卻只是被動的適應環境，其存在的年限雖然遠超現在的人類，但除了一幅幅震驚世人的骨骸，不曾留下什么。雖然人類的進化之路只有短短數百萬年，但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造著這個世界。

城市，人類文明的集大成之地。早期的城市見證了文明演進，尤其是國家演進的重要歷史；而今天的城市化，在中國乃至全球各地如火如荼的進行。探討城市與文明，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上海，中國近代最早開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之后又演進為中國乃至亞洲地區的第一大城市。它見證了中國近代的苦難，也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再次振興。

契機——申城尋蹤

眾所周知，上海簡稱滬，滬字的來歷大致可以追述到魏晉時期；又稱申城，傳上海曾為楚國春申君的封地故而，即便如此，上海的歷史也只到戰國時期，似乎并不久遠。甚而有人說，上海是由一座海邊的漁村發展而來。作為一座完全新興的城市，說深圳如此是可以的，說上海則不能。因為據現在的考古發現，上海的文化歷史不僅可以追述到遙遠的史前時代，即便是到了歷史時期，也曾有過不少輝煌時期，只是因為隨著沿江港口的變遷興廢不定，給人以錯覺罷了。

上海的最早歷史可上溯至馬家浜文化末期，距今約6000年，該文化輻射太湖東部的廣大地區，當時的人們以種植水稻為生，兼營漁獵，其制陶術雖與中原不同，但并不落后。馬家浜文化之后，上海出現了松澤文化，這是第一個以上海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這個文化在上海的分布范圍更大，留下的遺存更多。其代表的人群，擁有更高的技術、更復雜的文化，人口數量也更多。其后，上海又先后出現了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松江區廣富林村）、馬橋（閔行區馬橋鎮）文化，后二者也均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可以說上海地區的史前文明連接不輟，并在良渚文化與廣富林文化時期達到一個繁榮高峰。進入歷史時期以后，唐宋時期的青龍鎮也曾顯赫一時，成為中國東部沿海的重要中轉港口，宋朝時更是曾設市舶司與此。明清時期的老上海，也因連通南北的沙船貿易而興旺發達。至于鴉片戰爭之后，英國選擇上海作為第一批通商口岸，并非簡單出于位置適中而已，而是其深諳中國近代經濟地理和歷史文化使然。上海之所以在眾多的開放口岸中迅然崛起，并在改革開放后也能以傲然雄姿重新騰飛，其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傳承不斷的開放基因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而，在上海召開的這次“城市與文明”學術研討會可謂正當其時、正當其地。

收獲——厚重的論文集

由上海博物館主持召開的“城市與文明”學術研討會，吸引了國內各主要的博物館、考古所、大學的考古院系等文博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文博界的宗師級人物張忠培、嚴文明和李伯謙等諸位先生也都親至現場，或參與分組討論，或做主旨發言，更提升了整個研討會的檔次。當然，與會學者所提交的論文以及圍繞論文展開的熱烈討論是研討會的最大亮點所在。《城市與文明》即是精選會議論文而結集出版的成果。

張忠培先生指出，從歷史的角度看，上海的發展呈現“馬鞍形”的態勢，兩頭高中間低，上海的史前文明和近代文明均獲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二者又不一樣，史前文明的原創性更強，近代文明則學習、模仿的因素更重，希望上海在文化創新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嚴文明先生對城市與文明的關系作了高度概括：城市的出現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志，城市的發展是文明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城市形態是區別不同文明形態的重要標志。李伯謙先生認為，文明或國家起源的研究應在理論方法上要有所突破，考古學研究要重視古代文獻的使用。

謝維揚從歷史性事實對考古學證據意義形成的角度，分析了歷史性事實在國家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陳淳從聚落考古與城市起源研究關系的角度出發，回顧了國內外在城市起源研究中聚落考古方法的使用；裴安平用歷時性的角度，觀察了聚落群聚形態下的早期中國城址與城市發展、演變歷程；此外，郭大順、楊建華等學者結合國內外具體的城市（址），分析了不同文明傳統或古今之間的城市發展特色。

史前時期是中國古代城市形成與文明演進的最重要階段，論者頗多，如繁盛一時的魯東南龍山文化、成都平原的龍山時代文化、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等都有學者討論，而其中的良渚文化又是討論的重點，聚落形態、筑城理念、權力結構、意識形態等角度均有涉及；成都平原龍山時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確立了西南地區在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從夏朝到秦統一中國，城市與文明的發展進入成熟階段。徐良高通過對宗廟和祭祀兩個角度透視了夏商周都城的突出特征，或者說中國特色；方燕明論述了夏文化考古學研究的歷程、存在的問題和對來研究的思考；趙化成和耿慶剛則從宏觀角度概述了東周列國都城的建制問題；此外，很多學者還對某一城址或某一區域城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進行了總結概括，如江西新干牛城遺址、三星堆古城、曲阜魯故城、先秦吳城等。

秦漢到隋唐是中國古代城市文明走向繁榮巔峰的階段。此類的研究以往也較多，尤其是對長安和洛陽的研究更多。此次與會的學者則另辟蹊徑，如張建鋒從城市水利的角度論述城市文明，拓寬了城市考古研究的深度；魏存成、鄭君雷和樓建龍從中原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影響出發，探討了城市化或漢化在地域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汪勃從歷時性的角度出發，構建了不同時期揚州城的沿革發展。

上海博物館是上海區域考古的主要承擔者，多年來在考古發掘、文物保護、展覽展示與綜合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績。在論文集中，宋建對比凌家灘和福泉山的資料，分析中國早期文明進程中的古國；陳杰通過特殊器物（玉器）、墓地的墓葬分布和聚落形態等分析良渚文化的權力結構；何繼英與葉倩探討了青龍鎮及其遺址出土瓷器，對唐宋時期青龍鎮的歷史有所鉤沉；李小萍、徐汝聰、王建文、孫慰祖等從金銀貨幣、僧伽崇拜、南人士族及元明印章等角度論述了與上海相關的文化歷史，豐富了上海的古代文化內涵。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論文集所覆蓋的學術研究主題非常廣泛，許多研究也很前衛，尤其是一些重大考古發現的介紹與研究更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全書總計70余萬字，圖片300多幅，全彩色印刷，可謂又是一重“厚重”。會議雖然早已落幕，但會議中提出的研究方向、研究問題卻一直在學術界激蕩。希望能夠借此次論文集的出版，對城市與文明的研究有所推動。

【延伸閱讀】

唐代青龍鎮的功用

何繼英（上海博物館）

青龍鎮遺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區白鶴鎮，唐代華亭縣境內。【華亭縣是唐天寶十年新設立的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載：“華亭縣，上。西至州（蘇州）二百七十里。天寶十年，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昆山、嘉興、海鹽三縣置。”《新唐書》卷四一載：“華亭，上，天寶十載析嘉興置。”它的設置，標志著上海市境內開始有了相對獨立的行政區劃。】在唐代時它據吳淞江下游滬瀆口，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航運條件使其迅速發展成為上海最早的重鎮，唐宋時期東南沿海地區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本文擬從青龍鎮的考古發現、地面古建筑、史料記載幾方面，對唐代青龍鎮的功用作一初步探討研究，以求教于諸位專家學者。

一、海防要地

明正德《松江府志》記：“青龍鎮在青龍江上，天寶五年（746年）置，按昆山、常熟、海鹽、吳江唯有縣鎮，而華亭縣外又有青龍者，舊為江海要害地也。”明嘉靖《上海縣志》卷六記：“青龍鎮，唐天寶五年建，有將有副職在防御。”《讀史方輿紀要》“青浦舊縣條”記：“故青龍鎮也……唐置鎮于此，為防御要地。”以上記載都說明，唐代設置青龍鎮是為了防守，這同北魏到唐代，鎮基本建在形勝之地，駐兵戍守相同。鎮的主要含義為：古稱一方的主山為鎮。《尚書·舜典》“封十有二山”。孔傳：“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周禮·職方》：“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古代在邊要形勝之地設鎮，駐兵戍守。鎮最早是設置于北魏時期的防守據點，地位與州等同，以鎮都大將或鎮將為長官，下設副將、監軍及長史、司馬、錄事、參軍等職。唐代以防人五百為上鎮，防人三百為中鎮，不足者為下鎮，皆置鎮將、鎮副等。如《新唐書·兵志》云：“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手捉，曰城、曰鎮。”唐代中后期稱“方鎮”，多為節度使管轄。對照青龍鎮，北宋元豐五年（1082年）陳林撰《隆平寺經藏紀略》（南宋紹熙《云間志》下）記：“是鎮瞰吳淞江上，據滬瀆之口……。”與《隆平寺經藏紀略》時間大體相同的《吳郡圖經續記》里也談到今滬瀆旁有青龍鎮（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下《往跡·滬瀆》），清楚寫明青龍鎮在滬瀆出海口段，吳淞江邊。吳淞江，唐《元和郡縣圖志》記：“松江，在縣（吳縣）南五十里，經昆山入海。”（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滬瀆，東晉時多以海防要地出現。東晉咸和、咸康年間（326-342年），南北對峙，北方趙國軍隊時從海上襲擾，時任吳國太史的虞譚，任吳興太守，“譚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房玄齡等：《晉書》卷七六）。東晉隆安三年（399年），浙江爆發孫恩起義，時任吳郡太守的袁山松率眾加強沿海防守工事，重修了滬瀆壘。隆安五年（401年），孫恩從海上登陸，攻海鹽，進軍滬瀆，山松統兵迎戰，寡不敵眾，全軍戰歿于滬瀆，“山松守滬瀆，城陷被害”（房玄齡等：《晉書》卷八三）。虞譚、袁山松防守所處的位置，大概在青龍鎮附近。相傳三國時期，吳王孫權代兄領兵割據江東，欲攻曹操，大造青龍戰艦，命周瑜、程普各領萬人與劉備軍遇于赤壁，大破曹軍，遂識武功因名。其地為青龍江，后為青龍鎮。“青龍鎮，一稱龍江，孫權造青龍戰艦于此，故名。”（崇禎《松江府志》卷三。）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抗金名將韓世忠為抗擊過江南進的金兵，曾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后軍駐海口，大破金兵于黃天蕩（崇禎《松江府志》）。在青龍鎮內的今白鶴鎮陳岳村的酒瓶山遺址，呈一小土墩，原占地2700平方米，土墩內保存大量陶瓶，又稱“韓瓶”。一說是韓世忠為抗擊過江南進的金兵，“以酒犒軍，瓶積成山，今遺址尚存”。

青龍鎮，自東晉至宋代，歷代都在這里設戍，以防海抄，在唐代時應該已有鎮將把守。

二、佛教勝地

在青龍鎮南部至今尚保存著一座寺院———青龍寺，因位于青龍鎮南邊，俗稱南寺，始建于唐天寶二年（743年），初名報德寺，宋代更名隆福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皇帝南巡，途經青龍鎮，親書“精嚴壽相先”額，并賜寺名“吉云禪寺”。青龍寺內矗立著一座塔——青龍塔，始建于唐長慶年間（821-824年），原名隆福寺塔、吉云禪寺塔，俗稱青龍塔，磚木結構，七級八面，殘高29.50米。南宋《云間志》記，“隆福寺，在青龍鎮，原報德寺，唐長慶元年造。”萬歷《青浦縣志》卷三記：“龍福教寺，天寶間建，中有寶塔，長慶間建，前即升仙臺。”

青龍寺、青龍塔先后于宋、元、明、清多次修繕和擴建，為青龍鎮內最重要的寺宇。據光緒《青浦縣志》載：青龍寺占地60畝，領寺田450畝，建筑宏偉，有大雄寶殿、地藏殿、韋馱殿、禪堂、齋堂、方丈室等。鐘鼓之聲不絕，梵唄之聲達旦，有“佛教為天下之雄”之譽。清嘉慶三年（1798年）失火，咸豐十年（1860年）又遭兵焚，殿堂、寺屋廢損大半。僅存青龍塔和清康熙六年（1667年）《重興隆福寺碑記》、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賜吉云禪寺重建大殿碑銘》。目前經過多年修葺和重建，青龍寺已恢復當年雄姿。

在青龍鎮北，今舊青浦希望小學校址所在地，原是隆平寺廢址，因在隆福寺北，故俗稱北寺，唐長慶元年（821年）建，宋太平興國（977-984年）中僧寶重修。《云間志》記，“隆平寺，在青龍鎮市，原名國清院。寺有米元章所書《經藏記》”。又“隆平寺，在四十五保三區青龍鎮隆福寺北，故俗稱南寺、北寺”。北宋元豐五年（1082年）陳林《隆平寺藏經碑記》載：“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陲蠻域交廣之途所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族之所會。其事佛尤謹，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怵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兇，薦衛非佛無一自恃也。故其重楹復殿，觀雉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頃。”（南宋紹熙《云間志》下。）陳林的藏經碑記雖然寫于北宋，應該也反映了唐代青龍鎮佛教的興盛。

青龍鎮與佛教的因緣可上溯到晉代，從敦煌莫高窟《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壁畫》和南朝梁簡文帝（550-553年）蕭綱撰寫的《吳郡石像銘》可知：建信元年（313年），吳郡婁縣界松江滬瀆口發現2尊佛祖弟子石像的位置，可能就在青龍鎮附近，自此，佛教由青龍鎮傳入今天的上海境內。

唐代上海境內的佛教建筑還有，華亭縣治（松江區）內的李塔，傳為唐太宗子、曹王李明為蘇州刺史時建，故以姓名塔。松江唐經幢，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建；青浦泖塔，唐乾符年間（874-879年）建；嘉定南翔的2座唐經幢，唐咸通八年（867年）和唐乾符二年（875年）建。佛教建筑是傳統社會中人地關系的一種反映，唯其人地關系已經定型，寺院分布格局才會相對穩定。唐代青龍鎮、上海境內佛寺的普遍興建，反映出佛教已在上海地區廣為流傳，信教人數增多。這從松江唐經幢幢身上刻有150余捐錢、捐物者姓氏，及距離青龍鎮以北約4公里的大盈鄉寺前村出土的唐乾符四年（877年）蔣敬章墓志“釋僧敬章……二十歲披緇，好游云水，參禪問道，金剛辨宗疏為業焉。……同超苦海，普愿西方”，松江唐開成二年（837年）沈仁儒墓志“中年悟道，深契玄門。雖處囂塵，而囂塵不染，可謂方外之士也”，嘉定方泰唐處士吳文昊妻施夫人墓志“原登仙道，羅漢同居”等，反映出上海唐代信教人數之多，佛教的興盛。

三、貿易港口

沿海的地理優勢，是到了航海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逐步顯示出來的。自唐代開始，海外貿易逐漸興起，特別是交州（越南）、廣州、明州、揚州四大港的設立，使“海外雜國賈舶交至”，也帶動了青龍鎮的貿易交流。青龍鎮襟江帶海，吳淞江密如蛛網的江南水道，成為長江三角洲對外貿易的樞紐。據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記，青龍鎮因據吳淞江下游滬瀆之口，鎮東臨海水面寬闊，具備良港條件。當時從海上入滬瀆，溯吳淞江去蘇州，或經顧會浦（通波塘）去華亭，沿大盈浦南行去嘉興，都要經過這個水上交通路口。青龍鎮將沿海與沿江聯系起來，在唐代發展成為重要港口。

有關青龍鎮的貿易交流，唐代及以前的文獻資料中幾乎不見記載，但青龍鎮地下大量陶瓷器、建筑遺跡的發現和宋元明清對青龍鎮的記載，使我們對唐代青龍鎮的貿易交流有了初步認識。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在今天的青龍村范圍內，村民在挖河、挖井、挖魚塘和平整土地時經常發現陶瓷器，如瓷碗、缽、盂、壺及陶盆等等，其中不乏唐代瓷器。特別是1988年，在發現清理的一口唐代水井中，出土了唐代長沙窯褐彩胡舞伎樂貼花壺等，引起了上海文物考古部門的關注。2010年到2012年，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按照大遺址調查發掘的要求，對青龍鎮遺址進行了發掘、勘探，發掘面積1500多平方米，勘探面積近30000平方米，發現唐宋房屋基址、水井、灰坑、鑄造作坊、磚砌爐灶等遺跡，出土銅、鐵、木、陶瓷器等2000多件和大量陶瓷碎片及殘磚碎瓦等。

特別是在1988年出土唐長沙窯胡舞樂技執壺的唐代水井附近、窯河南岸的考古發掘中，發現在不到100平方米范圍內，分布著密集的唐代瓷片，局部堆積在一起，形成瓷片堆積，最厚處0.6米。數以萬計的瓷器碎片和少量陶器殘片雜亂無章的堆疊在一起。

經初步分類拼對，可修復瓷器、陶器1000多件。瓷器器類有碗、缽、罐、壺、盆等，以碗為大宗，次為缽、罐、壺。瓷器中80%以上為越窯瓷器，20%為長沙窯等窯口的瓷器。

越窯瓷器中，以大圜底碗、玉璧底碗、瓜棱執壺及罐、缽多見。釉色多為青釉，部分青中泛黃。

少數碗、盤、罐的碎片和法門寺地宮秘色瓷釉色相近。

湖南長沙窯瓷器，有壺、罐、缽、碗、燭臺等。罐、壺及部分碗上有模印貼花或彩繪，花紋可見人物、禽鳥、獅子、椰棗、幾何紋等等。

特別是發現了至少3件唐代褐釉瓷腰鼓殘件，1件綠釉變形蓮瓣紋碗等具有鮮明域外特色的瓷器。

綠釉變形蓮瓣紋碗，在國內唐代瓷器中幾乎不見，而在1998年于印度尼西亞海域打撈的“黑石號”沉船中多有發現。

陶器主要為灰陶盆、甑等。這些陶瓷器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絕大部分為殘件，但表面光潔，沒有使用過的痕跡，顯然是在運輸中因顛簸破碎而被丟棄的；二是相同器物數量較多，如越窯大圜底碗有幾百件之多，越窯玉璧底碗也超過百件；三是這批瓷器同寧波唐代明州港和義路碼頭（林士民：《再現昔日的文明——東方大港寧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江蘇揚州港出土的唐代外銷瓷器的器形、紋飾相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揚州城——1987-1998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有的器物與日本、菲律賓等地出土的越窯、長沙窯瓷器相同；四是同上海境內的閔行馬橋遺址、浦東嚴橋唐代村落遺址以及上海市市區中山北路、共和新路和唐代墓葬中發現的浙江越窯、湖南長沙窯等窯口的唐代瓷器基本相同。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批瓷器經湘江、長江、吳淞江進入青龍鎮，以青龍鎮為集散地，一部分銷往上海境內，但絕大部分作為外銷瓷運往日本、非洲等國家，而破碎的被當場丟棄。大量越窯、長沙窯瓷器的發現，證明了青龍鎮作為上海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的興盛。木官泰彥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記，中唐時期，日本遣使來中國，新開辟了南路海上交通線，從日本九州直趨長江口。日本圣武朝遣唐使多治比之成一行，在中國完成使命后，于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年）十月從蘇州返棹回國，其后遣唐使也多取此道返航。當時蘇州附近的港口，只有常熟福山和華亭青龍二港，日本使者極有可能是從青龍港返航的。如果說，唐開元年間日本使者從青龍鎮返航只是推測的話，那么，100多年以后的唐大中年間（847-859年），日本的船只已到達青龍鎮，這在日本僧人圓仁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明確的記載。該書記述了他于唐大中元年（847年）五月回國，從蘇州松江海口（青龍鎮）上船起航的情況。北宋迪功郎應熙有一篇《青龍賦》說：“粵有巨鎮，控江而浙淮輻輳，連海閩楚交通……”這篇《青龍賦》雖然是北宋的作品，也概括了唐代。

四、手工業鑄造場所

2012年在老通波塘西、窯河南岸發掘區域Gf區T2560、T2660、T2760探方內，在南北長14、東西寬約3米的區域內，清理出4個火爐，呈南北直線排列，編號從北到南為L1、L2、L3、L4。火爐上部已被破壞，平面呈圓形，口徑30-40、深10-20厘米，從內到外依次為紅褐色、紫褐色、青灰色。

L1位于T2760北部，平面為圓形，圜底。口徑40、深20厘米，表面光滑，近口部有數道弦紋。爐膛填土為灰褐土，夾較多的紅燒土顆粒。L3位于T2660北部，平面為圓形，略呈袋狀，圜底。口徑40、深14、壁厚10厘米。爐壁內外為紅燒土，中間夾層為黃灰色硬土。爐膛填土為灰褐土，夾較多的紅燒土顆粒。火爐周圍堆積著大量的陶范碎塊、紅燒土塊、耐火磚、爐渣、灰燼等，厚約30-50厘米，面積500余平方米。

在這個區域西南約40米的另一個發掘區域也發現爐渣、陶范密集堆積區，東西長約20、南北寬約10米，最厚處0.8米。兩個區域加起來面積近千平方米，由此可見這個作坊規模還是比較大的，使用時間也比較長。

出土的大量陶范殘塊，尺寸不一，多為鑄造圓形容器的范，內壁呈青灰色，細膩光滑，外壁紅褐色。

巧合的是在L1火爐西1米處的Gf區T2759中部發現1口唐代水井J21，井中出土了1件鐵釜，1件鐵提梁鼎等。

鐵釜，侈口，寬折沿，深腹，圜底。合范澆鑄。口徑34.6厘米，高17.8厘米。

鐵提梁鼎，侈口，沿外折，上端立兩個云紋耳，兩耳之間有一提梁，腹部圓鼓，圜底，三足。鼎身合范澆鑄，耳、足焊接而成。口徑22厘米，高22.3厘米。類似這兩件鐵器的口沿，在陶范殘塊中多有發現，尺寸也差不多，而此類鐵器在考古發掘出土的唐代鐵容器中幾乎不見，極有可能就是在這處作坊中熔鑄的。

同2件鐵容器同時出土的還有3面唐代鸚鵡銜綬帶銅鏡、1雙銅筷和數件銅鉤、銅釵及2件木雕殘件等。

3面銅鏡，形制、尺寸基本相同。直徑約28厘米，鏡背上一對鸚鵡首尾相對，拖著細長的尾羽，各銜一結滿花葉的長綬帶，造型生動，工藝精湛。聯想到與之相似的唐代銅鏡1979年在距青龍寺4公里的青浦香花公社龐涇大隊開挖金匯河北段時也出土過3面，再考慮到井的深度和精湛的建筑工藝，J21為上海已考古發現的數百口井中深度最深、做工最為精致的一口。井深4.5米，平面為圓形，井身上下筆直，直徑70厘米。井壁用小青磚斗磚錯縫豎砌，磨磚對縫，對接處又榫卯套合。磚面向外凸出有細微的弧度，磚面上有拍印的手印紋。井底平整，底部原有一層竹片，已腐爛。出土的銅鏡、銅釵、銅筷等銅器是否也為此作坊鑄造呢？值得重視。

青龍鎮發現的4個火爐同1975年揚州唐城T113探方東北角發現的2個圓筒形爐相似。揚州唐城的簡報說，“兩爐相距25厘米，爐口徑23、深35厘米，外壁的泥土被燒成紅色，約厚10厘米，燒土越往底越薄。在爐壁上有一層約2厘米厚的結晶物，比較堅硬，上有氣泡。爐中有坩堝殘片，殘片上有銅銹，說明這爐可能是為熔銅用的”。又記，揚州發現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分布范圍初步估計至少在2000平方米左右，從他們的內涵分析，可以看到有金屬熔鑄和制骨兩種手工業作坊。手工業有分工，可能和唐代長安洛陽一樣，在城市布局中已有專門的坊市存在（南京博物院：《揚州唐城手工業作坊遺址第二、三次發掘簡報》，《文物》1980年第3期）。青龍鎮的鑄造作坊和揚州發現的金屬熔鑄手工業作坊相似，說明青龍鎮已有較為發達的手工業生產。手工業發達，必然促使商業隨之興盛。

青龍鎮形成于唐代，鼎盛卻在宋代。據《宋會要輯稿》記載，熙寧十年（1077年）青龍鎮的稅收為15879貫400文，幾乎占華亭縣商業收入的一半。大觀元年（1107年）設監鎮理財官，治水利，兼領市舶。當時商業貿易繁盛，海商賈人密至，當時國內的船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漳、泉、明、越、溫、臺等州，歲兩至；廣南、日本、新羅（朝鮮）歲或一至”。青龍鎮已是“據滬瀆之口，島夷閩粵交廣之途所自出，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的繁盛之地，成為東南地區最大的貿易港口，出現了“人樂斯土，地無空閑”的繁華景象，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橋三十六坊，享有“小杭州”之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