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來沒有盤點一年閱讀的習慣，一來多少中了點后現代的毒，對于年終總結這種秩序感強烈的儀式懷有本能的抗拒，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盡管在大學中以教書、做研究為稻粱謀，使我表面上具有了職業讀書人的身份，但至少對我個人而言，這種“職業讀書人”的身份反而降低了閱讀上的自由度與愉悅感，因授課、研究所需自然是要不斷地披覽各種相關的史料及論著，但這種閱讀無疑具有相當強的目的性，而且受制于學術規范的要求及當下發達乃至過剩的學術生產力，大量圍繞論文寫作（或可美之名曰知識生產）所展開的閱讀，不但內容頗受局限，毋庸諱言，所讀論著的質量也參差不齊，加之專業閱讀往往并無多少公眾性可言，因此要來進行盤點總結，或者推薦一二，確實讓人有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茫然感。蒙澎湃編輯厚意，應允給我很大的自由度，便勉力就2016年記憶中讀過或瀏覽過，印象深刻的著作和論文做一簡要的回顧，亦盡量避熱趨冷，以示與通行的排行榜有所區別。

從專業閱讀的角度而言，2016年印象最深的一組論文是鐘焓撰寫的，包括《安祿山等雜胡的內亞文化背景——兼論粟特人的“內亞化”問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失敗的僭偽者與成功的開國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傳奇性事跡為中心》（《歷史研究》2012年第4期）、《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評介》（《中國中古史研究》第4卷），無論是對前人研究得失的評騭、對史料的分析與運用，還是借助理論工具對于研究結論的提升皆讓人佩服不已。

鐘焓像（李媛 繪）

在媒體上，鐘焓更多的是以新清史批評者的身份而為公眾所知，這多少掩蓋了他本人的研究業績。最近一兩年來，新清史這一話題漸漸從學界蔓延到媒體，任何學術話題一旦被賦予公眾性，其討論往往無可避免地走向失控。目前而言，中文世界對于新清史一般的了解，仍以劉鳳云、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較為便利，其中如羅友枝《再觀清代》一文雖有刪節，但在網上并不難找到完整的譯本。除此之外，程秀金《“新清史”清朝統治模式之述評——以清朝平定和管轄新疆為中心》（《學術月刊》2015年第6期）一文的介紹與評述也堪稱扎實周詳。但就筆者對相關論著閱讀的直觀感受而言，或許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如果說上一代漢學家多成長于六十、七十年代左翼運動的潮流之中，因此對于中國近代的命運及其奮斗抱有相當的同情，那么1980年代以后完成學術訓練的新清史研究者一方面受到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的對象多集中于中國的邊裔與少數族群，其共情的對象已悄然發生了轉移。因此，其對于建立在征服基礎上的傳統帝國（如列寧所謂沙皇俄國是各民族的監獄），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依舊大體保持了原有疆域與民族構成，這一歷史現象的必然性與合法性抱有懷疑，甚至傾向于加以否定（如羅友枝《再觀清代》被刪一節），至少認為是需要討論的話題（周錫瑞《大清如何變成中國》，《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121期）。這無疑與中國學者思考與論述的起點有不小的距離，這種先天的差異使得雙方的對話與評論很容易導向情緒化，互相質疑對方的研究預設（中國學者或許被天然地視為民族主義者），如柯嬌燕在網上貼出的回應文字中多處質疑何炳棣寫作《捍衛漢化》一文時的身體狀況（Ho, a revered scholar then retired and known to be in uncertain health, would have been the last individual against whom other scholars would evince indignation. We know that even geniuses can have a bad day and produce a ponderous irrelevance such as Ho 1998，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shtml）。毫無疑問，攻擊研究者具有政治目的已超越了正常學術批評的范疇，但柯嬌燕對何炳棣身體狀況輕率的評論，恐怕也距離政治正確稍遠。事實上，何先生的壞脾氣與好身體同樣為眾周知，何炳棣的反駁文發表于1998年，在此之后，還出版了相當轟動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之后又發表關于先秦諸子的論著，直至2012年辭世。

如果細讀過鐘焓的論文，其實不難體會他個人對于新清史的批評最初并不是基于民族主義的情緒，作為一個民族史學者，鐘焓本人的研究其實非常重視內亞視角，對于各種流行的理論工具也并不陌生，但他的研究路向或仍傾向于傳統的東方學，即強調考據，以廓清史實為研究的第一要義，對于歷史性質的解釋與判斷則屬于錦上添花。因此，他發表的長篇述評《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語種史料考辨互證的實證學術還是意識形態化的應時之學?》（上篇刊《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7輯，但下篇似未見刊出），我最早在往復上讀到，不但是國內學者在學理上對于新清史最為系統的批評，恐怕更反映出作者與新清史研究者在治學理路上的分歧，盡管他們都強調內亞傳統對中國的影響。從目前不多的譯介中不難注意到，新清史特別是新清史2.0所涉及的很多議題，確實是傳統的清史領域關注不多的，至于在新清史的脈絡下被凸現的種種面向，是否足以改變我們對清帝國性質的認識，待到熱度冷卻后，自可以交付學術史來加以檢驗。

另外印象較深的兩種專著是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兩書作者的背景與寫作的年份皆大不相同，但兩書研究的時段恰好接續，討論了從王安石變法落幕到紹興和議成立這段歷史，關涉傳統宋史領域中聚訟最多，同時也是評價受時勢影響最大的兩個人物，王安石與秦檜。方書中雖未正面討論王安石，但眾所周知從哲宗至徽宗朝政治的起落皆圍繞著如何承續、評價王安石變法的遺產展開，作者的高明之處在于擺脫了傳統以黨爭為中心的政治史分析框架，而是以政治體制及政治文化的變易為中心，其中后面三章皆圍繞徽宗朝展開，一改傳統鑒戒史學意義上徽宗昏庸無能、貪圖逸樂的刻板形象，特別是對于徽宗與蔡京關系的分析，徽宗如何運用御筆和內批靈活地行使皇權及對“豐亨豫大”這一政治話語的解說，令人印象深刻。

寺地遵一書日文本出版于1988年，臺譯本1995年便已出版，并不能算是新作。作者對于南宋初期政治史的探討，大體圍繞著宋高宗作為一個僥幸從開封之圍中脫逃的親王，在缺乏可以依憑可靠力量的情況下，如何解決收兵權、整合財政、獲得金人承認這三大問題，進而奠定南宋偏安的基礎。某種意義上南宋初期的政治形勢或可以與東晉初相比附，只是高宗面臨的局勢較東晉更為嚴峻，要面對金這一持續施壓的強大外敵。根據作者的討論，兵權與財政問題互相關聯，因此和戰之爭中，和議最終占據上風，后一個問題則關系到高宗統治的合法性基礎。紹興和議最終穩定了金、宋局勢，使得高宗的統治體制得以最終成立，作者以此為基點考察了高宗對于秦檜的信用與縱容。本書的長處在于對政治過程的動態分析，因此盡管也采取了黨派對立的論述模式，但不顯得生硬。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劃分政治黨派時，將呂頤浩、秦檜歸入北宋權門的余緒，又將李光視為江南地主階層的代表，有意在北宋政治的延長線上觀察南宋政權的構成，而方書中對于徽宗時應奉司的重新評價便承續了寺地遵的思考，另一方面這一分析模式也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于老一輩日本學者潛移默化的影響。

由于近年來學術的（過度）繁榮，一年中總有不少時間奔走于各種學術會議中，因此在飛機或高鐵上的通勤閱讀，成為專業閱讀外主要的場合。自從廣西師大出版社講談社中國史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以來，日本學者撰寫的普及性文庫本近年來被翻譯引進的不少，這一類大家小書，也往往成為我火車上打發時間的首選，倒也符合文庫本的初衷。所讀印象較深的有兩種，一是宮崎市定《雍正帝》（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宮崎市定對于雍正朱批奏折的興趣與研究，學者多有所知，我個人特別有興致的是第三章《對基督教的誓言》，主要勾勒了因在儲位之爭中傾向八阿哥而被雍正流放的蘇努一家，如何因基督教信仰受到更加嚴酷的迫害，又如何借助信仰的力量，在極為困頓的環境中保持了尊嚴。傳教士及其信徒與明末清初宮廷政治的關系，因為教會史漸成顯學，已頗受學者關注，但宮崎市定早在1950年出版的這本普及性著作中，便已為此專辟一章，確實讓人感嘆其學問之廣博。另一本則是堀敏一《中國通史》（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這本小書并不是面面俱到的中國史，事實上無論篇幅多么浩博，沒有任何一部中國通史是真正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正如作者所談到的，“一般的概述性專著雖有事實羅列，卻對這些事實為何被選取、被研究，哪些部分很重要等問題缺乏說明”。越是簡約的通史，越容易面臨的詰問便是選取何者作為時代的代表來加以呈現，實際上不自覺地反映了作者的史觀，因此堀敏一的這本《中國通史》重點并不在于闡述事實，而是探討自己在歷史分期論爭語境下對于中國社會性質及變遷的認識。

同樣讓我頗有感觸的著作，還有陳明忠的回憶錄《無悔》（三聯書店，2016年）。近年來有關戰后臺灣左翼運動歷史的著作陸續被引介入大陸，如藍博洲《幌馬車之歌》、《臺共黨人的悲歌》都已有大陸版，后一本據說頗有一些反響。陳明忠回憶錄除了具有史料價值之外，所提出的最重要論述是作者借助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指出，二二八事件是左翼進步力量反對國民黨統治的起義，與臺獨意識無關，所謂臺獨思想形成要晚至六十年代，根源在于國民黨土改中利益受損的地主，這些地主子弟赴美留學后，漸次生發了臺獨思想。陳明忠以自己在監獄中的見聞指出，在五十年代的臺灣政治犯中幾無臺獨者，都是共產黨人或左翼人士，在回憶錄中，陳明忠以二二八親歷者的身份意欲否定臺獨借助受難者敘事形塑的二二八記憶。二二八事件是少數海峽兩岸都予以正面評價的歷史事件，當然雙方為這一事件賦予的意義迥然有異。對于史家，尤需警惕、甚至感到惶恐的是，盡管這一事件距今未遠，當事人猶有在世者，但歷史事件本身的真實與操控歷史書寫的話語糾纏在一起，使得這一事件本身已被賦予政治正確的色彩，對于真相的追索與重建變得困難，如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黃彰健依據大量文獻與當事人回憶撰寫完成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由于稍有為國民政府辯護之處，便招致了親綠人士的攻訐。陳明忠此說當然基于個人的經歷，但是否能在史實層面加以證明或證否，或至少在實證層面加以深化，無疑是史家的責任所在。

我個人與專業有關的一項業余愛好是看展，連帶著（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收集各種展覽的圖錄。盡管大陸各級博物館也大都出版有館藏精品這樣名目的圖錄，但往往只有圖片與簡要的說明，很難讓人真正理解器物的功用、價值乃至背后反映的歷史。這方面國外博物館導覽圖錄的編纂要高明許多，往往配有精確而細致的解說，去年讀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指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如何讀中國畫——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中國書畫精品導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分別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基本陳列與中國書畫收藏的導覽手冊。作為印制精美的圖錄，這兩書最大的優點都是將定價控制在了相當合理的范圍。

目前大陸博物館至少在特展圖錄的編寫上已有與國際接軌的趨向，這方面上海博物館做的尤為出色。去年參觀過的“酌彼金罍”、“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藝術珍寶展”兩個特展，免費分發的小冊子便已印制得相當精美，陸續出版的博物新知叢書，也將歷年特展時邀請專家學者撰寫的普及性論文結集成書，頗便瀏覽。去年出版的《博物館與古希臘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開始將觸角伸到海外，將世界十余家著名博物館收藏的古希臘文物精品裒集成書，并邀請學者撰寫導讀與解說，無疑為國內博物館發揮公共教育職能樹立了一個新標桿。

若問去年買到圖錄中最滿意的一本，可以舉出的是《心放俗外——定州靜志、凈眾佛塔地宮文物》（中國書店，2014年），一來定州靜志、凈眾兩寺唐宋地宮出土文物精美，特別是靜志寺出土了從北魏、隋、唐、宋歷代的舍利石函、石棺、石志，所存銘文詳細記載了靜志寺歷代供奉的情況，頗具史料價值。兩寺地宮本身都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囿于條件，一直未見有完整的展出，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特展是個難得的機遇。二來這一圖錄與國內很多特展圖錄一樣，不但定價昂貴，而且似未見公開發行，后來僥幸在孔夫子舊書網上以半價覓得一本，也算是意外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