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月10日上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就2016年年底社會熱議的曹德旺、“死亡稅率”等問題作了回應。徐紹史表示，去年中國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大數大概1萬億元左右。

徐紹史表示，“我依然相信，我們國家的市場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依然是外資最佳投資國之一。同時，我們也非常關注這些企業的訴求，我們通過簡政放權、減稅降費來降低企業的成本，應該說去年一年還是取得了積極的成效。”

“12月份的數據我手里還沒有，1至11月份全國規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收入當中的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營業務收入的利潤率同比提高了0.26個百分點”，徐紹史稱，“這很說明問題。”

關于降低企業成本1萬億元的構成，徐紹史介紹稱主要有四部分。一、減稅降費共有5500億元；二、企業用能成本大數減少了2000億；三、利息負擔下降，去年1—11月份大數利息減少了787億；四、物流成本降低了350億左右。

以下為問答實錄：

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記者：我想請教一下您，對于2016年的中國經濟來說，可能“漲”這個字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詞。在2016年的年末，隨著曹德旺的一段訪談，我們國家企業的稅負在朋友圈里一直看漲到了“死亡稅率”，這種輿論的背后實際反映了一線實業家的一些擔憂，乃至整個社會的焦慮。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方面其實中央對降成本這項工作非常重視，2016年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來降稅清費。請教徐主任的是，在中央的政策和一線實業家的獲得感之間出現了什么樣的問題，導致了這種現象的出現？謝謝。

徐紹史： 謝謝你的提問，最近這個話題挺熱，制造業的成本、企業的稅負議論也很多。曹德旺董事長，可能還不止他一個，另外還有些企業也反映了一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問題。我感到，一些個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過分解讀。當然我也注意到，財政部、稅務總局分別從稅制改革和稅負構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應。他們的結論是，我們國家宏觀稅負的水平總體上并不高，他們兩個部委的分析非常重要。我想，這個問題是不是能從更多的角度來看，比如說，既要看到絕對的成本，也要看到相對的成本；既要看個案，也要看總體；既要看成本競爭力的指數，也要看構成指數的具體數值，總成本當中還有分項研究和分析，這需要做客觀科學的分析來比較，全面考慮上述這些因素。

我也總體上贊同，與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依然相信，我們國家的市場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依然是外資最佳投資國之一。同時，我們也非常關注這些企業的訴求，我們通過簡政放權、減稅降費來降低企業的成本，應該說去年一年還是取得了積極的成效。12月份的數據我手里還沒有，1至11月份全國規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收入當中的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營業務收入的利潤率同比提高了0.26個百分點，這很說明問題。我大體算了算，去年我們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大數大概1萬億左右。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減稅降費。減稅，大家都知道我們去年開始全面推進“營改增”，2016年能夠為企業減少稅負大數是5000億，涉企收費通過我們去年清理，特別是進出口環節的涉企收費，銀行卡刷卡的收費定價機制等等，銀行卡刷卡是收商家錢的，不是收消費者的錢，涉企收費大概減少了560億。這樣減稅降費共有5500億。

二是企業用能成本大數減少了2000億，用能一個是電，通過電煤價格聯動，輸配電價的改革，鼓勵電力直接交易，完善兩部制電價等等，這個大數是1000億。另外，去年我們降低了非居民用氣的天然氣價格，這樣企業用氣的成本也減少了1000億。

三是利息負擔下降。去年1—11月份大數利息減少了787億。

四是物流成本，我們通過航道疏通、樞紐互通、江海聯通、關檢直通四大暢通工程，公路甩掛運輸、無車承運人等措施，整個物流成本降低了350億左右。還有一個項目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我現在也算不出來，我最近也關注到有一家很大的企業，說它的涉企收費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高，我們正在跟企業配合，來很好地調查。我們去年全年取消了13項行政審批，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的取消了152項，職業資格行政許可取消了222項，清理規范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192項，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查處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案件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實際上也有所下降。我們通過一個大數據的分析，網民對降成本的總體評價還是正面的，他們認為“三去一降一補”里面降成本的積極效應正在顯現。我想，我們會進一步關注企業的訴求，進一步完善政策，簡政放權、降稅減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的負擔。但是我也建議企業在現在經濟下行情況下，在注意用好國家政策的同時，練好內功，加強管理，努力降本增效，這樣雙方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企業成本下降就會取得更快地進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