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15日，止庵完成了小說《姐兒倆》，10月15日完成修改。這是止庵寫的最后一篇小說，那一年他28歲。三十年后，止庵的第一本小說集《喜劇作家》出版。里面收錄了五篇寫于1985到1987年間的小說。

和如今很多試圖再現1980年代的作品不同，止庵的這幾篇小說并非再現——站在現在回想三十年前，總是帶著一絲獵奇和懷舊的意味。但這些作品又和在1980年代就已經出版的作品不同，那時最紅火的小說大多描寫鄉村、知青和“文革”，描寫剛剛經歷過暴風驟雨的一代人不可磨滅的記憶和傷痛。止庵的這幾篇小說，都著眼于都市，大部分著眼于知識分子，帶著一種淡淡的疏離感，記錄特定時代的一種生活和精神狀態。這樣一個奇特的處境，讓止庵的這本《喜劇作家》有了別樣的意味。

當止庵三十年后重新看這些小說時，除了修改了一些因為標準化而喪失的表達和文字之外，其余地方基本沒做改動，他覺得沒法修改，這些故事中有著1980年代該有的運轉邏輯。止庵的一個朋友讀了這本書后，給他提意見，說在第一篇《姐兒倆》中，為什么不讓姐妹倆回到北京之后另外找地方住，這樣一來故事就會復雜得多。止庵說這個沒法改，姐兒倆除了家里沒有地方可去。因為當時的規定是北京人不能在北京住旅館，只能住在自己家，所以根本就沒有想到這種可能性。

第二篇《走向》寫到男主人公下班回家發現爐子滅了，這在當時也是件人們經常擔心的事情。有一個朋友在看到這里之后，專門打電話給止庵和他聊以前是怎么給家里的爐子封火的，兩人各有什么經驗。

而在《墨西哥城之夜》中，止庵講了一個有點無奈又有點滑稽的故事：夫妻兩人離婚后由于丈夫還沒找到房子，于是只能繼續和前妻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這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可想象，但在住房剛剛開始商品化的那個年代，房屋買賣并不普及。離婚夫妻住在同一屋檐下這種如今看來啼笑皆非的事情，在當年卻十分普遍。

這些關于1980年代的種種細節，在由言語編織的故事緩流下，若隱若現，喚起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的一種記憶，同時也為沒有親身經歷過、但是幻想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開了一扇小窗?！拔矣X得一個作品必須有一個根，得根植于一個時候。這就包括它的環境和人物合理性，不能違反一個時代的基本生活邏輯?！敝光终f。

《喜劇作家》創作期間的止庵

止庵的1980年代

止庵認為那個年代和現在最大的區別就是那個年代的每個人有一種自己的可能性?！爱敃r每個人都有往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而今天所有人都是一種可能性，即物質的可能性。無論到哪，人們對人生的要求是一樣的，住房、好的工作、好的家庭等等。這種同質化，可能是今天的人反思自己的生活之后覺得不滿意的地方。這種情況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兩者之間有一個交界的地方，過渡時期，就是1980年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什么可能性都沒有，1990年代大家有一種共同的可能性。我只說可能性，其實好多人是沒有實現的。包括我寫的人物，包括我自己也沒有實現?！?/p>

《喜劇作家》的第一篇《姐兒倆》是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的過渡。這里已經出現了一個“我”，這個“我”不參與故事情節的發展，只是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止庵回憶，當年他把這篇小說寄給一直鼓勵他寫作的父親，父親在回信中認為“我”這個人是沒有用的。止庵并沒有和父親做過多的爭辯，但是堅持己見。因為他覺得這個“我”很有用，作用在于消解小說中描述的事情，使其變得沒有意義。

回看這幾篇小說，止庵說：“這些故事其實寫得很絕望，沒有一個是朝著光明發展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最后都退到了比原來更差的地方。大概這種想法就是那個年代的一種思潮。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影響我們最大的是尼采、薩特和弗洛伊德。這里頭有很多薩特的影響。他的想法對我們有一種很直接的共鳴。每個人都想變成一個不同于現在處境和狀態的‘我’，但是變成之后的那個‘我’可能還不如原來的‘我’?！?/p>

這種狀態用來描述止庵自己也合適?；貞涀约旱?980年代，止庵笑稱：“我在1980年代什么也沒實現，我想實現的事兒什么也沒做成?！?/p>

1982年，止庵成為了一名口腔科醫生。

1977年，止庵考上大學，成為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止庵在大學學醫，1982年畢業之后在醫院做口腔科醫生。兩年多后，到了一個報社做編輯。1988年，止庵的一個親戚承諾，如果他把英語拿下就為他負擔出國的費用。那一年止庵都在看英文，那一年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棉花被》有了中譯本，這是他1988年讀的唯一一本中文書。后來，親戚不再提出國一事，止庵進了一家丹麥公司，做醫療設備的銷售員。 

止庵回憶，那個年代的人真的很想改變自己，但是方法方式和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需要辛辛苦苦做一些事情。“我記得當年我下班之后就坐在桌子前面，辛辛苦苦地寫，每天晚上只做這一件事。我父親是個詩人，他希望我有一份工作還從事寫作，工作做得很好，寫作還能成功。這個期望一點都不現實。我當年讀的書里有一本書杰克·倫敦的《馬丁·伊登》，他里面講了一個一事無成的人不斷投稿，報紙每次都退回，他就想這是機器還是人在辦報紙，就跑去看，發現真的是人在辦報紙。這個讓我記憶非常深刻，那個年代好多人都寫作，好多人都獲得很大的成功，我當年寫詩、寫小說都不成。”

對于成與不成，止庵說1980年代自己對于成的定義和現在不一樣?！?980年代的成就是成，一個實實在在的成。就是比如寫一個小說得有評論、有反應，有人看了聯系你?，F在因為有自媒體，所以發表的意義就變了。那個年代你寫完之后要把這個東西寄到雜志去，可以寄第一個退回來，第二個退回來，第三個修改了發出來了，有讀者讀了有反應。應該是這么一個路，但是我這個路就沒走通，它只是走到了發表為止。每一篇發表都不那么容易，發表之后就是稿費，那時候稿費也就是一個小說一兩百塊錢，我記得喜劇作家得過七百多塊錢。年輕人要求的不是這個，比這個更多，我現在要求比這個更少。那時候做一件事，你總希望改變一下你的環境。那個年代和現在改變自己環境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現在回看這些小說，止庵認為談不上多么好，但也不算壞。“就是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的作品。但不是現在這個我，跟我隔了三十年的時間，中間是得是失，我沒法兒評判，但對我來說它是那個年代的一些真實想法和感受，如果不是當時寫下來就沒有了。比如說第二篇《走向》里有一個人在城里、在胡同里漫步的段落，這就是當年我自己的經歷。每天晚上吃完飯我就在大街小巷漫無目的地虛度時光，看一個亮著燈的窗戶，想象里邊人的生活。所以這是真實的東西。但是它的意義僅限于真實而已，這里邊沒有來龍去脈，沒有高潮，沒有判斷。我覺得確實可能需要有一個高潮，那個年代大家讀作品需要有一個故事。但這確實是我自己后面有一個哲學的東西在支持，我認為就是徒勞。”

1980年代的止庵在公園留影。

不愿告別的1980年代

如今回想，讓止庵遺憾的不是他當年的“不成”，而是沒有把另一部準備了一段時間的小說寫出來。止庵覺得，如果自己的文學寫作生涯要告于段落，不該是在《姐兒倆》這里，而應該是在這個未寫出來的小說。《喜劇作家》中的五篇小說，其實都是為了這部未出生的小說做的準備。在止庵1989年2月份到1990年2月份的日記中，記錄了故事的梗概，人物小傳和很多片段。后來因為工作繁忙，止庵就沒再寫了。

“1980年代之所以是個嬗變的時代，在于出現了兩種人：一種人是有過去的，一種人是脫離了過去的，我們現在的人是都沒有過去的。第二種人逐漸變成了現在的人，第一種人逐漸被淘汰了。其實回想傷痕文學和知青文學，他們真正的魂是關于過去的。我想寫這樣的一個沖突，想把這個沖突放在一個事情里，去寫在那個年代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如有些人脫離了自己的過去，一個人到深圳去了，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和生活，什么都不要了。他們是離開自己的過去。還有一些人離不開自己的過去，他們和上一輩的事情沒有了斷。我想寫一個人離不開他的過去，但是他發現周圍的人都脫離了過去。他發現他不能接受這個變化，他要把前面的事情做一個了斷。”

止庵覺得和過去的告別與否，是那個年代最重要的事情，那個年代的變化，也體現在這里。對于如今的人來說，每個人都沒有過去，都活在當下。可是1980年代不同，那時候的人和過去仍然有某種聯系和糾結，上一代人的好多遭遇他們不能將接受，不能說算就算，“所以這個故事肯定是一個悲劇?！?/p>

止庵說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不想和過去徹底告別的人。止庵覺得，人和過去告別得有個告別史，得履行一個手續，得有一個做法，不能稀里糊涂的跟過去告別，這樣的人就像一個沒有根的人?！拔抑肋@個事情實際上對整個歷史進程來說是一種倒行逆施，并不一定是一個好的作為或者有一個好的結局。可能就是悲劇，不想跟過去徹底告別的人本身就是悲劇中的人?！钡光植徽J為這個尚未開始的小說是一個自傳性的小說，“它明顯是個寓言故事，小說的最高形式應該是寓言?！?/p>

對于止庵來說，抵御這種不斷地把人與過去剝離的強大力量的方法，一個是閱讀，一個是寫作。他們都是一種記錄和記憶的方式?！耙粋€人如果不知道過去，他發表的針對當下的看法就沒有根。歷史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又要如此了’，或者‘經常如此’，這是前人說過的一句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