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世紀初日本內藤湖南首倡的唐宋變革論，至今仍有著巨大影響。不過這是向前看，跟中唐以前的歷史形態相比較得出的認識，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社會轉型。王瑞來先生的宋元變革論，則是向后看得出的結論。經南宋歷元，由明入清，追尋中國走入今天的軌跡，宋元變革論會給出回答。

宋元變革論的形成經緯

2005年，受邀參加科舉廢除百年學術研討會。在考慮提交論文時，我決定寫元代對科舉的停廢，給人們對20世紀的最終科舉廢除提供一個歷史的參照。在查找資料和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接觸到的史實與頭腦中學術積淀，互相撞擊，產生了思想火花，形成宋元變革論這一命題的雛形。以此為契機，開始了我的學術方向轉型，目光從上向下，從長期以研究皇權為主的中央政治研究轉向對地方社會的研究。

以《科舉取消的歷史》為起點，繼續進行資料搜集與深入思考。當時，我在與東洋文庫的同行們正在進行內容相關的宋人筆記《朝野類要》的譯注作業。筆記中關于選人改官難的條目，讓我對進士登第后的命運開始關注，并且與元代科舉停廢士人的職業取向貫穿起來，結合以往研究中積蓄的個案，寫出數篇論文，初步闡述了我主張的宋元變革論。

宋元變革論與唐宋變革論

宋元變革論，看上去是與唐宋變革論針鋒相對的命題。其實，兩者并非二元對立，都是從不同視角對中國歷史走向的觀察。

在諸多的命題中，20世紀初由日本內藤湖南首倡、宮崎市定等充實的唐宋變革論無疑影響最大。進入21世紀的重新關注，更使這一命題的影響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唐宋變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變革，并非僅指唐宋之際，北宋作為這一變革期的終點，把唐代的因素發展到極致。因此說唐宋變革論作為古代以及古典主義終結的歸納，精辟而到位。不過，唐宋變革論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中國歷史演變，是向前看而得出的認識。并且，在我看來，始初建立在部分推論基礎之上的唐宋變革論，對兩宋不加區分的捆綁論述具有一定的缺陷。而我則是向后看，從南宋歷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聯系來觀察得出的認識。

靖康之變，北宋遽然滅亡。政治場的位移，開啟了下一個變革。靖康之變是一個促因，許多變革的因素已醞釀于北宋時期。這些因素伴隨著時空的變革而發酵，偶然與必然匯合，從而造成宋元變革。這一變革，由南宋開始，貫穿有元一代。開啟了中國歷史走向近代的濫觴。探尋中國如何走向近代，宋元變革論會給出回答。

叫“宋元變革論”，實在是一個容易引起誤解的提法，讓人誤以為是指在宋元之際發生的變革。其實，與綿亙200多年的唐宋變革一樣，我是指一個并不短暫的時段，也長達200多年，準確定義說應當是南宋至元變革論，變革期包括整個南宋和元代。出于簡潔，就稱作跟唐宋變革論相類的宋元變革論。

宋元變革論的學術背景

宋元變革論，并非我的首倡。前面提及，歐美學者有兩宋之際變革論、宋元明變革論，還有由中唐至明變革論等。我必須承認是受到這些說法的啟示。

那么，歐美學者的這些認識又從何而來呢？追溯學術史背景，大概還要回到首創唐宋變革論的日本。戰后的相當長時期內，日本學者的中國史研究領先于世，并且出于冷戰等原因，歐美的幾代學人大多通過日本學者的論著來認識中國史。

從內藤湖南首倡到宮崎市定完成，日本學者不僅提出了為學界矚目的唐宋變革論，還從世界史的視野出發，全面確立了不大為日本以外學者提及的近世社會的學說體系。近世這一時段是介于古代與近代之間的過渡階段。這樣的中國歷史分期，無疑比迄至鴉片戰爭的漫長數千年都視為古代的時代劃分要精密得多。

不過，時代的推移呈漸進性。在我看來，北宋處于消化唐宋變革成果、蓄積下一個變革因素的時期，而南宋才開始走向近世。

同唐宋變革論一樣，宋代近世說不區分兩宋，是其有欠詳密的一面。

歷史的演進交織于遺傳與變異之中。不截然分開而又區別觀察，才是正確的研究姿態。北宋具有較多的唐代因素，而南宋又具有較多的北宋因素，都是必須加以留意的。由于同一帝系的兩宋在制度設置和統治方式上的覆蓋，糾結在一起的因素很多。應當從遺傳的外衣之下，通過縝密的研究，揭示出時代的變異。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宋應當加以剝離區分。

唐宋變革論與宋元近世說是相互聯系的兩個時代觀察。我明確提出的宋元變革論，既有歐美學者的啟示，更有日本學者潛移默化的影響。

從南朝到南宋：時空在江南重合

歷史在時空中運行。以時間觀之，根據時代變化的特征，必須把歷來視為一體的北南宋加以切割。以空間觀之，也必須將地域進行切割，將南北分開。廣袤的中國大陸，地域發展的不均衡性，使得研究者不可能將這一大陸板塊的空間演化籠統地納入到統一的時間演進中進行觀察，否則的話，研究結論的精確度便會大打折扣。在這方面，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Skinner）的宏區劃分理論范式為我們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為什么我將宋元變革的開啟期確定在南宋？歷史發展的偶然性讓時空在江南重合，從而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一輪變革。地域發展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系，既不平衡又漸進趨平。一池湖水，盡管水深水溫有不同，畢竟同為一池，交互影響。變革從南宋江南的時空發端，如水流從高就低，藉由元明統一的時勢，政治、經濟、文化的推手便將變革向整個大陸各個地域輻射擴展。

讓我們從明清向上回溯。以明清為主的近代以前江南研究，已經有了豐富的研究積累。臺灣學者劉石吉認為，“明清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市鎮的興起，在江南更是普遍與突出的現象，經濟結構在此起了大變化，初期的資本主義業已萌芽發展。19世紀中葉西方經濟勢力沖擊到中國沿海、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現之前，江南地區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蹦敲?，明清江南高度的商品經濟與早期工業化是從天而降的異軍突起嗎？

經濟高度發達的江南，最近最直接的基礎是南宋和元代。江南商業市鎮發展的最初高潮出現在南宋，商業經濟的興起引發傳統經濟結構性產生變化，江南農村經濟在宋代、特別在南宋已演變成為農業、手工業、商業、運輸業和其他服務業在內的有機體系。南宋政府的多次發行的紙幣會子已成為社會主要支付手段，在“錢楮并用”的基礎上，貴金屬稱量貨幣白銀也開始躋身于流通領域。特殊的國際政治格局之下，依托江南發達的商品經濟，歷來的“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國態勢，在南宋終于徹底轉向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

蒙古人的江南征服，除了少量威懾性屠城之外，多數以不流血的形式完成。蒙古的不流血征服，對于江南來說，意義極為重要。這使自南宋以來的經濟結構未遭重創，改朝換代并未中斷經濟發展的進程，反而更為開闊疆域的形成與多種貿易方式的導入，更為刺激江南經濟由內向轉為外向。這就是宋元留給明清的鋪墊。

明清的宋元因素不可忽視。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敏銳地觀察到，宋元時代的中國“以華北為重心的狀況開始向江南和南方移動”。杉山進一步由南宋俯視了元代：“這個南北逆轉的現象被元代直接繼承下來（嚴格地說來到了元代才真正開始展開），與明代的狀況直接相連。這可以說是和現在有關的中國史上的大現象?！鄙忌降倪@段話，可以佐證我主張的宋元變革完成于元代，并且也意識到了宋元變革之于近代中國的意義。

在南宋歷元的積淀之上，政治中心再度北移的明代光大了江南。持續繁榮而富庶的江南，在清代成為全國歆羨而向往之地。江南，不僅一直保持經濟重心的優勢，而且成為文化重心。近世乃至近代，最具中國元素之地，舍江南而無他。我講的江南，是廣義的南方。宋元變革的大劇，在江南的特定舞臺上上演。

從側面切入的嘗試

（一）科舉的盛世

論述中國歷史如何走向近代，宋元變革論是一個相當宏大的命題。我首先嘗試從南宋科舉及第后選人入官這一個側面一點切入，從而揭橥社會轉型之漸。

如所周知，從北宋太宗朝開始，伴隨著宋朝統一事業的基本完成，亟需各級管理人才的現實狀況、重文抑武的戰略轉變以及籠絡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種因素，讓宋朝政府全速啟動了科舉這架機器，開始了大規模的官僚再生產。

從此，兩宋三百余年間，每科取士幾乎都達數百人乃至上千人。兩宋登科者，北宋約為61000人，南宋約為51000人。這些數字的總和數倍于宋朝以前和以后的歷朝科舉登科人數，折射出科舉制度和由此造就的士大夫政治的時代輝煌。

（二）輝煌后的陰影：科舉難、改官難

然而輝煌有陰影?？婆e造就了不少高官顯宦，他們顯現出耀眼的光芒。但科舉同時也制造了無數的范進式的潦倒士人。即使在科舉盛行的宋代，以解試百人取一，省試十人取一約計，也只能有千分之一的幸運者可以獲得金榜題名的殊榮，而多數士人則與之無緣。就是說，五萬人的金榜題名的光芒，完全遮蔽了五千萬人次舉子以及更多的支持著他們的家人的悲辛。

更為值得注目的是，這五、六萬幸運兒在金榜題名后的命運，也并非個個都是風光無限。這是為迄今為止的研究漠視的一隅。北宋真宗朝開始確立選人改官制度，多數選人需要包括頂頭上司在內的五名舉主推薦，方能有資格升遷京朝官。制度性的規定，加上舉主和胥吏人為因素，使得普通選人改官分外困難。這在北宋中后期已見端倪，降至南宋，員多闕少日漸嚴峻。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盡管可以成為低級官僚的選人，由于制度上和人際關系上的因素，卻幾乎無法掙脫出通向成為中高級官僚的瓶頸。

大量通過千分之一高倍率激烈競爭科舉及第者的選人，在此后的仕途上遭遇到更為激烈的新一輪升遷競爭。只有少數幸運者由于各種因緣際會，得以順利改官，升遷到中級以上的官僚地位。大多數選人摧眉折腰，被呵責役使，忍受地位低下、俸祿微薄，小心翼翼地熬過十幾年，甚至耗盡畢生的心血，到死也難以脫出“選?！薄！敖鸢耦}名時”，在過去曾被形容為人生得意的幾個境遇之一，但金榜題名后，卻讓多數金榜題名的時代寵兒得意不再，失望至極。

科舉難，改官難，嚴酷的現實最終讓對仕途絕望的士人“絕意榮路”，與主流政治產生疏離，使多數士人潛沉下層，滯留鄉里，導致士人流向多元化。胥吏、幕士、訟師、商販、術士、鄉先生都成為士人的謀生選擇。社會流動由縱向更多地趨于橫向。縱向的推移帶來橫向的變化。下層士人和官僚無法進入主流的結果，最終必然是漫溢的支流淹沒了主流，社會發生轉型。

（三）疏離主流，士人走向地方

在經濟發達、地方勢力強盛的背景下，不少士人以各種形式流入地方社會。士人的參入，在客觀上提升了地方社會的知識層次，強化了地方社會的力量。士人流向地方，既有因科舉難而形成的水往低處流的主動選擇，也有被動接受。南宋愈加嚴酷的“員多闕少”的狀況，讓有出身的士人長時間待闕于鄉里。由于僧多粥少，不少低中級官員在一期差遣任滿之后，也要回鄉待闕。甚至即使是獲得了差遣任命，也還要等到那個差遣的位置空出來之后方能赴任。同樣也要滯留鄉里。士人、士大夫滯留鄉里，為地方所倚重，被邀請或主動參與到地方事務之中。除了待闕，丁憂守喪的三年，也給了士大夫在一定時期回歸鄉里和參與地域活動的機會，在地域留下他們的印記。南宋的宰相史浩就說過“賢大夫從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閑之日多”。因各種原因“被地方化”，在鄉里的長期滯留，既讓士大夫重新貼近鄉里，也讓鄉里親近了士大夫。

南宋的這種變化，與此后長期停廢科舉的元代社會變化緊密相關，也與明清時代鄉紳勢力的歷史淵源割舍不斷。元朝的停廢科舉，基本堵塞了舊有的士人向上流動的通路。徹底絕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謀求在地方的橫向發展。

流向地方的士人的知識資源與發達的商品經濟所形成的經濟實力，兩者合流，促進了地域勢力的發展。而元代科舉在幾代人幾十年間的停廢以及儒戶的建立，又將士人徹底推向了地方。除了利用知識優勢為吏，從事教育也是士人的眾多選擇之一。傳道授業，士人將政治理想傾注于社會。

將精力傾注于地方的士人，首先從齊家做起，經營一個家族，擴充一個家族的經濟基礎、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齊家是同地方建設同步進行，密不可分。近代中國社會的宗族，最可靠最直接的來源就是南宋，從南宋延續而來。從此，宗族勢力一直在地方社會作為末端血緣集團發揮著重要作用。

精英引領社會轉型

士大夫政治格局，讓中國文化的發展也改變了既往的形態。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中國思想文化都是在王朝失去深入控制社會能力之時，開出了絢爛之花。而北宋則在士大夫的主宰之下，中國文化走上自然發展的正常之路，伴隨著經濟繁榮而繁榮，政治之手不再成為文化發展的強力鉗制。

靖康之變，中斷的只是北宋王朝的進程，并未改變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不死鳥在江南重生，包括士大夫政治在內的北宋因素，由于傳統、慣性以及百年積淀都被南宋全面接受。并且在南宋的特殊背景下走向地方社會。如同隨風潛入夜，士大夫政治浸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任何時代的地域社會都存在著支配勢力與領導層。在南宋，就是士大夫、士人引領著地域社會。

作為一個階層，士人的身份逐漸明確并得到認同。并且，時空的變化，讓士人與士大夫的面向也有了改變，由致君轉向化俗，更為著重在地域的發展。在北宋，士人循蹈的還是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從南宋開始，士人則逐漸面向地域，行走移風易俗的下行路線。

政治精英體現在入朝為官，是對地域的脫離，而士大夫家族的根卻根植于地域。隨著士大夫政治的壯大，根植于地域的新士族也同時在壯大，北宋的蘇州范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都是宋代新士族興起的一個縮影。北宋時代開始建設經營的新士族，到了南宋，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業已在各個地域盤根錯節，相當強盛，既有經濟實力，又有政治影響力，成為不可忽視的地域社會的主導性勢力。

出官入紳，士大夫政治精英出于各種原因回到鄉里之后，又變身為地方領袖，在長期經營的家族基盤至上，權勢余威、富甲鄉里、精神力量等綜合因素，都足以使他們指麾一方。這些回到地方的士大夫精英，也成為仕途失意或對仕途望而卻步的士人所依附的靠山。

在北宋，這個士人層向士大夫政治的金字塔尖聚集。到了南宋，攀塔路難行，這個士人層在地方彌散。不過分布于地方的士人并非一盤散沙。

以詩詞書畫等文化和道學等學術為媒介，各個地域的士人形成龐大而廣泛的社會網絡。這種士人網絡，既編織于本地域，又由于人際交流，橫向擴展于其他地域，并且向上延伸于各級官府。入仕與否并不重要，共同的文化背景，構成了士人間彼此溝通的身份認同。

由于擁有文化知識，并且擁有廣泛的人脈，又有各種社團組織依托，更有宗族的根基，士人屬于地方上具有整合能力的階層。動亂時代崇尚武力，軍人活躍。和平時期則是士人的天下?！笆哭r工商”，傳統的職業劃分，士居于首。愛字惜紙，普通庶民對擁有文化知識的歆羨，讓士人在社會上一直受到尊重。對地方公益事業的積極參與，則更加擴大了士人的威望與影響力。修橋鋪路，興修水利，賑災救荒，建學興教，凡屬公益事業，都能看到士人活躍的身影。知識人社會角色的轉變,推動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轉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發展的社會文化，精英意識淡薄，疏離政治，貼近民眾。元代雜劇的興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榮，似乎都可以從南宋中后期的文化形態中窺見到形影。

士人和士大夫，在鄉為民，入仕為官，這種特殊的雙重身份，使他們居中成為連接官與民的紐帶。國家公權力貫徹鄉役制度，地方鄉紳推行義役制度，兩者之間既有緊張的糾結，又有主動的配合。利益指向盡管有不同，但在客觀意義上都是對鄉村秩序的整合與建設。地方上的士大夫精英、大量普通士人，加之以獻納等方式買來出身夸耀鄉里的富民，作為鄉紳階層，從事地方建設，調解地方糾紛，分派役職，動員民眾，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成為與國家權力既依附又抗衡的強大地方勢力。

從南宋后期的士籍產生，到元代的儒戶確立，不憑血緣，不靠門第，文化貴族的世襲，終于在元代得到了法律上的認可。不以擁有財富為標志，不以職業為區別，而以文化為身份，無恒產的士躋身于以職業劃分的眾多戶種之中，成為編戶齊民的一類，擁有不納稅，不服役的特權，從自貴到他貴，比較社會的其他階層，儒戶的確可以稱得上稱為客觀存在的一個精神貴族群體。江南的這個群體，據估計擁有10萬戶之多。這為明清強勢的鄉紳社會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原本作為士大夫政治的理論基礎而形成的理學，在南宋特殊的背景下逐漸光大為道學，成為弱勢國家所賴以撐住的精神支柱。失去了中原的王朝需要以“道”來申說正統，這是催生道學的一個客觀的背景因素。而士大夫則以道統的承載者身份來充當了全社會的精神領袖。《大學》中“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的發掘闡釋，成為連接個人、家族、地方、國家的精神紐帶，從而達成地方社會主導的國家與地方的互補。于是，南宋光大的道學，經由元代，在明清一統天下。

道學弘揚的道統，不僅超越了王朝，還在漢字文化的覆蓋下超越了族群。而道學通過教育、教化向民眾的普及，又成為建設地方的士人層連接與領導民眾的方式之一。南宋以降興盛的書院所彰顯的私學理想與實踐，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北宋以來士大夫政治喚醒和培植的獨立意識在士人社會的廣泛滲透。不僅是書院，包括社倉、鄉約、鄉賢祠等機構與公約的設置，在國家與家庭之間形成一個互為作用的社會權威場，充分顯示了士人在道學理想牽引下對地方的關懷與主導。道學在地方社會成為新興士紳的道德標榜與精神指導。在弘揚道學的旗幟下，加上科舉和為吏等“學而優則仕”的魅力驅動，商業活動等實用需要，教育從南宋開始獲得了空前的普及。

南宋以降，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讓著意于謀求在地方發展的士人逐漸強化了地方意識。對于發掘和樹立的鄉賢或先賢的祭祀，便顯示了士人精英強化地方認同的努力。鄉賢是地方的先賢，但又是超越地方的楷模。道學覆蓋地方，鄉賢回歸地方。這樣的鄉賢樹立，灌注了士人的普世理想。而鄉賢的祭祀，無疑也成士人掌控精神指導權，并由此間接顯示領導地位的方式之一。

除了從事教育之外，沒有了科舉的時代，擁有文化知識的士人流向更為分散而多元，猶如水漫平川，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多數士人或許并沒有多么崇高的理想與道義擔當，只是為了養家糊口而為稻粱之謀。我曾考察過由宋入元的黃公望的生平。這個以畫出《富春山居圖》而聞名于后世的畫家，曾經長期為吏，除了為吏，黃公望還教書、算卦、入教，從事過多種職業。作畫只是晚年的一種兼職。

從近世走向近代

進入南宋后的“員多闕少”，使絕大多數科舉登第后的士人停滯在低級官僚的層面，至死無法升遷至中級官僚。嚴酷的仕途現實讓士人失望、絕望，逐漸與主流政治產生疏離，士人流向形成多元化。而元代長期廢止科舉，更為促進了這種趨勢。大量士人參與到地方社會，提高了地方社會的知識層次，引領了社會轉型。明清以來強勢的地方鄉紳社會，來源正是南宋歷元的積淀。

俯觀明清，雖然科舉得到了完全的恢復和發展，但以鄉紳為主流的多元而強勢的地方社會業已形成，呈現出任何政治力量也無法改變的勢態。究其始，溯其源，發端于南宋，壯大于蒙元。

地方社會的崛起是宋元時代變革的一個標尺。南宋士人在科舉和改官時遭遇的境況，并且由此所形成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實在是催化宋元社會轉型之一因。

南宋又仿佛回到了南朝，政治、經濟中心再度合一，經濟重心的作用發揮得尤為顯著。元朝取代南宋，科舉的停廢，以吏為官，則加速了自南宋以來的社會變化。社會變化的基礎是經濟結構。而蒙古人對江南基本上實行的不流血征服，則保全了經濟結構的完整。

從南宋開始盛行的以職業劃分戶種的做法，全面實行于元代，到明代依然被保留下來，文獻中明代負擔勞役的軍戶、灶戶（制鹽）、樂戶、果戶、菜戶、漁戶、打捕戶等，隨處可見，大量手工業戶種從農業分離出來，改變了社會結構，近代社會職業劃分的基礎漸次奠定。

宮崎市定在評論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時認同吉川的說法：“宋人們的生活環境，與過去中國的狀況相比，具有劃時代的變化，靠近了現代的我們?！边@是相當敏銳的觀察。

“靠近了現代的我們”的“具有劃時代的變化”，醞釀于北宋，開始于南宋，完成于元代。像一杯混沌的雞尾酒，經過南宋至元轉型的動蕩，降至明清，中國社會又變得層次分明，無論是鄉紳階層還是地方社會，都大致定型，走向近代。時（南宋、元）、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動，造成宋元大變革，中國社會開始向近代轉型。回望歷史，盡管有不少迂回曲折，然而大河奔流已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擋。

（作者為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為作者在河南大學的講演，原載《文匯學人》2016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