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農業與社會

將氣候科學與農業史結合進行跨學科分析，以研究英國氣候、農業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可以發現，馬爾薩斯理論中“饑荒是對人口積極抑制”的觀點在實踐中并不可靠。英格蘭擺脫饑荒的關鍵在于其社會的彈性和它克服天氣外在沖擊的能力。

有關氣候、農業和社會變遷之間關聯的研究，并非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有不少相關作品問世。但該領域在過去十年中的發展尤為令人矚目，促使我們在論及人口增長、農業生產、饑荒的原因與影響以及如何擺脫饑荒等問題時的思考方式，發生了根本變革。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將這種新方法的起源追溯至布魯斯·坎貝爾（Bruce Campbell）2008年的演講以及他2010年在《經濟史評論》期刊上所發的文章。當時，坎貝爾在地理系工作，能夠接觸到并熟知尚處于發展中的長時段氣候學。與此同時，身為經濟史家的他，能夠將這兩個原本長期獨立的學科首次融合起來。坎貝爾近期（2016年8月）在新作中表達了更為成熟的觀點。

該領域的新發展即為兩個特征迥異的學科的融合。第一個學科為氣候科學，該學科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利用冰核、樹木年輪、湖水沉淀及其他資料，來提供過去一萬年世界天氣狀況的逐年記錄。當然，這種研究的主要旨趣是將當今全球氣候變暖現象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除此之外，人們還對從歷史記錄中挖掘極端天氣證據饒有興趣：該方法與前一種截然不同，且會存在許多年份的缺漏。

另一個學科即為農業史。需要解釋的是，對于1250年至1450年這兩百年而言，我們有可能利用領主自營地賬本，來還原英國當時的糧食年產量。依據這份記錄，我們可較為容易地辨別出豐收年和歉收年，進而將糧食產量的極端變化與價格記錄、相對有限的死亡率證據等結合起來加以考察。然而1450年之后，英國領主不再直接耕種自營地，賬目記錄也隨之停止。對于15世紀中葉至19世紀晚期英國的農業產量，我們只有零星的直接證據。因而，農業產量的證據在時間上分布不均衡。

另一方面，我們擁有從1250年直到現代的連續物價證據。通過物價，我們有可能對農業產量作回溯性估計。但是糧價高的年份，會導致糧食進口增多，從而使糧價恢復正常狀況；而糧食產量高的年份，會刺激糧食出口，反倒使糧價高出正常水平。因此，價格并不是判斷產量的可靠證據。此外，我們可獲得的糧價證據多集中于英格蘭南部，尤其是首都地區，因而糧價證據也不能反映整個不列顛群島的狀況。（特例是我們擁有較為全面的蘇格蘭價格證據，不過該證據起始時間約為1600年）

總體而言，我們有關歷史上英國天氣的知識相當匱乏。近代早期的英國天氣日志相對稀少。天氣日志約興起于17世紀中葉，之后成為一種知識時尚。我們對中世紀英國天氣的了解，主要來自一些時人對極端天氣或其影響的記錄——編年史中對暴風雨與其造成的損害、洪澇干旱等的描繪。至于16世紀往后，我們沒有類似的資料。不過幸運的是，我發現了一些前人未注意到的天氣日志，我們可以借此了解16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天氣狀況。不過天氣日志也存在缺陷，它雖然會對過去的天氣狀況加以評述，但更多情況下會將筆墨集中于極端天氣。不過總體而言，這種證據更為直接。因為根據價格波動推斷出來的糟糕天氣，并不能直接說明天氣為何糟糕——到底是由于潮濕、寒冷、干燥還是其他原因。

歷史學家們往往有這樣的假設：與經濟變革的劇烈波動狀況相反，它發生的背景往往為一成不變的天氣。他們常將變革視為人類社會的內在現象：某種意義上，變革發生在密閉的容器中。不過，如今史學家們的認識有了一定變化。尤以坎貝爾為代表，他們開始從新的氣候學出發，指出氣候這一外在因素有時會對人類社會的變革起到決定性作用，不管對于中期變革還是短期變革均如此。氣候因素在農業持續一年或兩年的短期變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在中期變化中則較不明顯。因為農業總是處于不斷調整適應的狀態，它能夠順應氣候的中期變化，從而得到較好的收成。我們不妨以現代饑荒史為例，來看外在因素方法如何運用到研究當中。在過去的25年里，饑荒研究的主流學派強調食物獲取權利的喪失而不是食物供應的短缺，才是導致饑荒的根本原因。這是由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提出的權利理論。簡言之，該理論認為，物價上升之時，人們對非必需品的消費需求下降，而生活必需品消費占收入的比例增高。某些職業的從事者，由于其產品在物價升高時被人們視為奢侈品，銷量下降或失去市場，他們會發現在物價升高時自己的收入反倒降低，因此容易因為沒有能力作為消費者進入市場而挨餓。阿瑪蒂亞·森特別考察了1944年孟加拉饑荒中理發師的命運：由于人們無力承擔理發費用，理發師在饑荒中的死亡率高于平均水平。事實上，除了職業群體外，權利理論還可被運用于分析其他群體的經歷，如女性、年輕人和老年人等等。

讓我們來看一個運用權利理論的有趣例子——約翰·沃爾特（John Walter）與羅杰·斯科菲爾德（Roger Schofield）對1622至1623年英格蘭西北部危機的分析。英格蘭西北部依靠出售家畜和紡織品，從而在全國市場中換取食品。然而在1622至1623年，由于英格蘭南部對紡織品和家畜的需求量下降，導致西北部購買食物的能力降低。在沃爾特和斯科菲爾德的分析中，英格蘭西北部的問題在于它過早依靠市場經濟。乍一看，這一分析似乎頗有道理，但是卻存在三個問題：首先，該分析提早了英格蘭西北部依靠食物進口的時間——在我看來，該地區在1622至1623年基本上能自給自足。其次，該分析低估了1622至1623年地方危機的嚴重程度，關于這一問題我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論及。再者，該分析未意識到，1623年危機并非局限于英格蘭西北部——蘇格蘭低地的危機要嚴重得多，愛爾蘭可能也如此。沃爾特和斯科菲爾德的問題在于，他們未能將地方獨特性與國家普遍性綜合起來加以考察。

以上論述表明，阿瑪蒂亞·森的理論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有關饑荒問題的討論，幾乎全都受到權利理論的巨大影響。在多數歷史學家乃至廣大民眾看來，饑荒的發生從根本上而言，是源于物品分配的不平等，而食品供應問題則僅扮演次要角色。因為史學家們對一個社會擁有的糧食總量往往知之甚少，而較容易發覺糧食供應者的囤積居奇和對市場的操縱。直到最近，情況發生了改觀，我們開始了解中世紀的糧食供應數據（歸功于坎貝爾），17世紀20年代蘭卡夏郡一些地區的狀況以及16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天氣狀況（皆本人的研究）。最后一種資料可以反映饑荒年份糧食歉收的規模和天氣的惡劣程度。我還發表了一些成果，論及1680年后的半個世紀中，劍橋郡一個堂區的具體生產數值。總之，權利理論具有一定價值，有助于我們分析糧食短缺時食物的分配問題；但是權利本身不足以造成糧食短缺，因而我們需要另辟蹊徑來研究糧食短缺問題：考察天氣所起的作用。

氣候和歷史的結合

氣候和歷史的結合，可以在三個層面展開。其一，是幾千年這樣的長時段，這與本文論及的研究關聯不大。其二，是跨越幾百年或幾十年的中時段。其三，有關天氣的逐年記錄——短時段。問題在于，我們在“中時段變遷”上尚缺少共識和定義。凱利（Kelly）和奧格拉達（O’Grada）近期在《跨學科史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上的論辯，也顯露了這一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氣候學界和歷史學家中有一個頗具影響的觀點：由于小冰期從1300年一直持續到1850年（該日期由懷特確定），因而人為因素從19世紀往后，才開始在地球氣溫上升中扮演重要作用。凱利和奧格拉達分析了相關統計數據，發現在小冰期，氣溫變化較為隨機，而未呈現出某一時期相對炎熱、另一時期相對寒冷的狀況。他們認為，小冰期實際上是一種人為處理數據的產物。該斷言有一定根據，然而參與爭論的其他學者卻對之避而不談。

在約500年的小冰期中，的確存在一個較為寒冷的時期，但是人們尚未就其持續的確切時間達成共識,該時期究竟是從16世紀晚期持續到17世紀晚期，還是某個更短的時段。同時，圍繞蒙德極小期（1645至1715年，無太陽黑子記錄，太陽活動衰微，到達地球的太陽輻射減少），也有大量討論。人們據此認為，地球溫度的下降縮短了作物的生產季節，減少了作物產量，同時也改變了天氣模式。寒冷的氣候會通過各種途徑對人類產生影響：例如，20世紀60年代及之后的研究表明，蘇格蘭部分邊緣地區的農耕出現后撤現象，這與氣候變冷密切相關。

凱利和奧格拉達發現，在北歐歷史上，曾有三個較短時期的氣候尤為寒冷，分別為：16世紀90年代，17世紀90年代和19世紀10年代。不過他們認為這些時期氣候的寒冷是一系列隨機事件的結果，而稱不上特殊的氣候期。這種短時期對歷史學家而言十分有益，因為他們可以從十年或數十年這樣的時段中看到變化的發生。但是由于農業具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因此除非變化特別極端，五十年左右的氣候寒冷狀況對我們而言幾乎毫無意義。北歐農業還有一個重要優勢：它有三種適應不同氣候條件的谷物——小麥、大麥和燕麥。雖然直到17世紀末，燕麥在英格蘭仍被視為動物飼料，但是燕麥的確能夠在農業歉收年份仍保持較高產量，從而維持人類生命。

最近，帕克（Parker）在其巨作《全球危機：17世紀的戰爭、氣候變化與災難》中，采用了小冰期的概念。無可否認，這是一本鴻篇巨制的杰出歷史作品，但也存在一定問題。正如其他學者注意到的那樣，第一個問題在于它的基本前提——由地球普遍降溫導致的氣候變化，造成了全球危機。這是該書最為薄弱的環節：首先，作者將尚存巨大爭議的觀點當作定論及論述的起點；其次，人們尚無法確定氣候寒冷期或持續的惡劣天氣如何導致綿延一個世紀的危機。（在我看來，干旱是個例外，它會導致難以克服的災難。）無疑，我們有可能確立某個困難年份與某個政治動亂之間的聯系（如帕克所為），尤其體現在，當人們面臨高物價和高稅收時，會抨擊甚至推翻政府。但是，若認為持續一個世紀的小冰期與漫長的政治動亂和戰爭間存在直接聯系，似乎還較為牽強。

從事媒體工作的特略（Tello）等人，提出了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漫長的寒冷期，會對農業產生怎樣的影響？他們認為，寒冷氣候對農業的影響，不僅僅在于縮短作物的生長期，更在于對生物過程產生更加根本性的影響。氣候寒冷會減緩土壤中有機物的分解與營養物的釋放，從而使農民不得不增加肥料來彌補土壤營養不足。一旦氣候回暖，累積的營養物便會得到釋放，從而導致糧食產量提高。雖然這一論斷正確與否尚需細加斟酌，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蒙德極小期的寒冷氣候（假若承認存在這樣一個時期）并未造成不列顛糧食普遍短缺；相反，在該時期，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糧食產量均超出了當地需求，為了維持農業收入和租金的穩定，兩地采取給予補貼金的方式來鼓勵糧食出口。

馬克·奧弗頓（Mark Overton）1989年的研究，開創了討論天氣變化對農業產量影響的先河。奧弗頓通過一份來自諾福克郡雷恩漢姆的天氣日志，發現在1660年之后的25年中，氣候呈現這樣的態勢：春季來得遲且異常干燥，夏季則普遍濕潤。這種天氣對干草的生長產生了破壞性影響，因為干草無法在干燥環境中生長，在濕潤環境中則不能順利收獲。一位觀察者特別注意到，1681年春，天氣極為干燥，隨之而來的是7月份的大雨。當年，干草嚴重歉收，不過之后蕪菁的播種彌補了飼料的不足。需要解釋的是，蕪菁是諾福克四輪耕作制中的重要一環——人們會在田地收獲之后，讓牲畜在上面過冬，并用剁碎的蕪菁根來喂養它們。該方法不僅使得大批牲畜得以順利過冬，還會積攢大量糞肥。奧弗頓指出，蕪菁最早是作為一種應急的飼料作物而種植，而到了17世紀晚期農民感興趣的不再是蕪菁根而是蕪菁葉。這個事例，或許最有力地證明了惡劣天氣有時反倒會帶來農業創新。

最近，我們獲得了一份新的天氣證據，它來自1644至1683年埃塞克斯郡牧師拉爾夫·喬斯林（Ralph Josselin）的日記。日記內容表明，17世紀50年代氣候較為溫和；50年代之后，氣候較之我們所處的時代更加寒冷、潮濕，且多暴風雨。一項相關研究認為，這是“蒙德極小期后期”的有力證據。不過該研究并未指出惡劣天氣是否會帶來農業實踐的變化，或人們采取了何種應對策略，這有待將來的進一步研究。

假如我們擱置爭議，暫且承認蒙德極小期的確會帶來一段天氣寒冷和潮濕期，那么將有助于解釋17世紀晚期的兩大公認變化。首先，17世紀晚期糧食產量增加，且其增幅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出口給予補貼金的方式來維持國內價格和地租。其次，17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還見證了糧食生產的重新布局——重黏土地上的作物轉移到輕質土地上，許多重黏土地塊被圈圍起來飼養牲畜。一些歷史學家將這種現象簡單地解讀為謀求競爭優勢——高成本土地由糧食種植改為牲畜飼養或乳業。但是，如果考慮到天氣變化，我們或許能看到更可信的根本原因：天氣狀況的改變，迫使在冬季難以播種的重黏土地發生了轉向。這幾十年還見證了小土地所有者的成長，惡劣天氣或許也是這種變化發生的原因。

如前所述，坎貝爾依據領主自營地賬目，編撰了農業年產量的詳細數據。該數據顯示了農業產量隨時間波動。但是對于更長的時段而言，我們不能作出類似的匯編（原因前已論及），而不得不使用高物價數據來判斷農業產量的變化。坎貝爾能夠在一個表格中展示所有數據；我們只能重點列出危機年份以及相關的一些背景年份。這兩個數據一道，可以告訴我們英格蘭中世紀糧食歉收的嚴重程度，以及近代早期糧食價格的高昂程度。

通過這些數據，我們可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個為：不能將饑荒視作馬爾薩斯人口論積極抑制的表現。饑荒并非源于人口過剩，而是由于持續一段時期的糧食供應量的驟然減少。

第二個結論，與坎貝爾的數據相關。我們看到，極端年份中糧食價格的高昂，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趨向低廉。那么，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是什么？

該問題的解答對于解釋饑荒消失的原因至關重要。首先，我們需要提醒讀者，歷史無數次證明，糧食價格與糧食產量間往往不是對等關系。因為在1650年之前，隨著國際市場的發展，英格蘭糧價升高會導致北歐其他地區糧食的涌入，從而使得英格蘭糧價下跌。1650年之后，糧食市場則由于糧食補貼金（Corn Bounty）的實施而得到控制。通過此種方式，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糧食價格與產量間便不存在直接聯系。

1650年之后，人口統計學意義上的饑荒從英格蘭完全消失，不過不列顛群島其他地方并未完全擺脫饑荒陰影。與此同時，英格蘭仍不時遭受農業歉收。1650至1749年間的糧食價格變化表明，依然存在困難年份；18世紀進出口數據可以間接表明困難年份的存在。我們會困惑：為何17世紀90年代和18世紀早期的農業歉收，并未導致英格蘭的人口危機，而在17世紀90年代的蘇格蘭和法國北部，以及1740至1741年的愛爾蘭，卻產生了社會動亂和窮困？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解釋某種現象沒有發生的原因，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不過我們可以作一些嘗試性的解讀：

首先，英格蘭的農作物歉收從來沒有波及到所有作物。有證據表明，在17世紀90年代，人們會依靠燕麥來彌補糧食的短缺。

其次，我們有充足證據表明，人們在農業歉收時會降低消耗糧食的“等級”。人們會將小麥與大麥混合或完全使用大麥來制作面包；人們還可能會將原本用于釀酒的大麥，用來制作面包。同樣地，正常年份被用作馬飼料的燕麥，此時會成為人們的口糧。

再者，可以肯定，在18世紀早期以前糧食產量下降時，英格蘭不是主要通過進口糧食來彌補糧食的欠缺，而是通過使原本用來出口的谷物更多流入國內市場來補充。當國內糧價升至一定水平后，出口糧食會被視為非法行為，這樣更多的糧食就會被用于國內消費。同時，英格蘭也會進口糧食。1740年，英格蘭甚至還從北美殖民地進口面粉，后來此種渠道遭到國內農業地區的抵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濟貧法也保證了國內糧食的消費。雖然我們不清楚濟貧法在糧價升高時究竟有何作用，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在這些年份每個窮人獲取的補助金有所增加，同時得到救濟的人數也有上升。同樣可以確定，17世紀90年代，濟貧法的總開支增加。

通過上述種種方式，在17世紀90年代甚至一代人之前的英格蘭，惡劣天氣與農業產量下降、饑荒困境之間的直接聯系即被打破。

綜上得出五個結論與一點總結。

第一，要實現新氣候史與傳統農業史的結合，難度很大。問題在于二者的移動速度不同：如何區分氣候和農業變遷中的中等時段變化，仍存在問題。從氣候的視角來看，1350至1850年對農業發展極為不利；然而事實上，該時期卻見證了現代農業的興起。

第二，馬爾薩斯理論中饑荒是對人口積極抑制的觀點，在實踐中并不可靠。英國的危機源于糧食供應量的驟然下跌，而不在于人口增速超過了糧食供應。

第三，史學家們越來越重視惡劣天氣對短期農業產出波動的影響。通常，單一年份的農業歉收，并不會造成死亡危機；而連續兩年的農業歉收，在第二年會造成死亡危機；持續數年的農業歉收（正如蘇格蘭14世紀10年代、16世紀90年代和17世紀90年代面臨的狀況），則會給人口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第四，我們尚難以確定造成氣候中期變化的原因何在。同樣值得懷疑的是，是否存在一個“小冰期”：帕克在其巨作中僅把它作為論述的基礎，而未對這一根本問題作任何論證。小冰期或許的確縮短了作物的生長季節，但是正如奧弗頓所言，關鍵問題不在于氣溫的降低，而是降水量的多寡。

第五，在17世紀的英格蘭，極端天氣并未消失，而饑荒卻不復存在。與此相反，饑荒在蘇格蘭卻持續到了18世紀；直到19世紀，愛爾蘭以及蘇格蘭西部以土豆為生的地區，仍面臨饑荒問題。為什么英格蘭能夠迅速擺脫饑荒？我們尚不清楚確切原因，不過在我看來，部分原因在于：英格蘭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角色的轉換能力，將谷物轉為人類糧食的舉動，以及遠距離購買糧食的能力（甚至在1740年，會從北美殖民地購買糧食）。

最后，我認為，英格蘭擺脫饑荒的關鍵在于其社會的彈性和它克服天氣外在沖擊的能力。英格蘭可能是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中，第一個使天氣成為僅僅會影響變革的負面因素而非決定性因素的國家。

（本文原載2017年1月6日《文匯學人》。作者R. W. Hoyle為倫敦大學歷史研究學院教授，本文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馮雅瓊編譯。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