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前，1964年5月5日，《人生七年》系列紀錄片的第一集《7up》播出。

節目跟拍14個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7歲孩子。他們有的來自精英階層，7歲就讀《金融時報》；有的則來自中產家庭；有的出身孤兒院；有的父母都是勞工。之后每隔七年，導演艾普特都會拍攝一次，了解他們的生活、詢問他們對現狀的看法和未來的規劃。直至2019年，最后一季的《人生七年》（63 UP）播出。

隨著一集又一集紀錄片的更新，我們看到：

精英階層的孩子幾乎準確“預言”了自己的人生。進入私立中學，再進入頂尖大學，畢業后，從政或成為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再繼續給他們的孩子最好的教育。

中產階級的孩子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迷茫徘徊，尋找人生意義。小時候最為天真可愛的尼爾在21歲從大學輟學，一度流浪，經歷了較大的人生起伏。

工人階級的托尼、福利院的保羅和西蒙沒能上大學，繼續從事父輩所從事的“藍領”工作。3個平民階層的女孩也都沒念大學，早早嫁給同一階層的男人，然后生子。

只有來自農村的尼克跨越了階層，他考上牛津大學，去了美國做科研。

富人與窮人的孩子在長大以后，是否仍然會延續他們父輩的命運？英國的社會階級是否固化了？紀錄片看似回答了這個問題。

正如這部紀錄片中所記錄的，英國的社會學家們也在通過其他的方式考察著社會流動與階級結構的問題，希圖揭示一些什么。結合他們的研究，你也許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生七年》。

1.經濟增長之下的階層固化

根據英國1972年流動性調查數據揭示，與其他工業國家相比，英國的社會流動性并不算太低，但在未來的數十年里，阻礙流動性增加的壁壘仍然會在英國持續出現。當下人們的階級地位和他們階級出身的凈相關。

戰后，英國幾乎一直保持著連續的經濟增長，而且至少以國別的標準來看，增長率通常是相對較高的。伴隨著這種經濟的增長，勞動分工發生了轉變，并且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這種轉變發生得相當迅速。英國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大大增加了教育供應，確立了教育機會的正式平等，并與社會政策的其他方面相結合，盡量減少階級對社會選擇過程的影響。

看起來，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已經在建設中，然而調查結果清楚地表明，實際上階級不平等現象并沒有顯著減少。根據職業結構發生變化的性質，可以預料到，在絕對流動率的模式下，系統性的變化是很明顯的。但是相對流動率，作為我們衡量開放性程度的指標，基本上沒有改變。

相對流動機會的模式，或者說社會流動，是與過去幾十年的英國階級結構相關的，且體現出一種相當驚人的不平等：

特別是，若對比父親出身于工人階級和父親擁有更高職位的男性獲取更高職位而不是工人階級職位的機會，這種不平等會愈加凸顯。我們相信，這一定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扎根于階級結構中的機會不平等，而不僅僅是基因、道德或其他與階級地位無關的稟賦不同的個體對機會的不同“獲致”結果。

戰后經濟增長的主要意義不是促進平等主義改革，而是掩蓋它的失敗。事實上，所有社會出身的男性進入擴張了的更高水平職業和階級結構的機會穩步增加，這有效地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使人們忽視了與此同時相對流動機會均衡是否能實現的問題，即：使得人們在關注一個經濟更加發達的社會以外，不再關注社會的開放性是否正在取得進展。

2.成為保守勢力的服務階級

盡管最近幾十年來，上層的服務階級的持續擴張使得服務階級的成員具有不同的社會出身，但其成員向后代傳遞社會優勢的能力沒有任何下降的跡象。相反，即使在擴張的同時，服務階級也有“固化”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家庭已一代比一代更不可能脫離這個階級。

由于服務階級的擴張，近幾十年來社會向上流動的程度一直是影響英國社會穩定性的重大因素，在這個階層中，有相當多的男性在意獲得“成功”和為自己做事（而不是往往被過度的野心所拖累），并且，他們對現有秩序的態度，即便不是真正的贊同和感激，也很可能是接受的態度。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大量地“從底層招募”成員進入服務階級的意義更在于促進整合和穩定，而不是成為不滿和變革的動力？至少就目前我們所關注的日漸成勢的階級不平等的結構而言，隨著服務階級逐漸成為集體行動的重要力量，它將在現代社會中構成一個主要的保守勢力。就像馬克思所設想的正在壯大的中產階級一樣，當今英國社會的服務階級似乎是一個能從現狀中獲取重大利益，且致力于維持現狀的群體，并因此成為促進根本性變革的障礙，助長了“上層人士的社會保障和權力”。

3.第二代藍領

服務階級一直在擴張，而工人階級一直在萎縮。20世紀中葉的英國工人階級并不“需要”從其他階級招募人員。我們可以把今天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看作是第二代藍領。

那些跟隨父親做體力勞工的男性雖然不覺得憤懣，但也并不意味著這些人對自己的命運總體上很滿意。相反，雖然他們對機會的不平等程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不滿，但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實際缺乏機會，至少就他們自己的工人階級生活而言是如此。他們認識到工作對于他們自己和家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福祉”，但是他們在工作中可能追求的目標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實際上，一個很大程度上以工資為中心的工具型職業意味著個人成就或成就的范圍非常有限。盡管工人階級出身的男性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戰后的幾年里沒有下降，但這種機會越來越局限于男性的早期職業生涯，如果不及早加以利用，這種機會就會迅速減少。換句話說，在任何時候，對于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成員來說，工作的基本含義——即使是在工作唾手可得的年代——也被限制在簡單的“職位”上，而不是事業。

在過去的大約半個世紀中，工人階級明顯在越來越多地自我招募，因此成員的社會出身也更加同質化。我們也許確實可以認為，在戰后的幾年里，經濟增長與其說是促進了工人階級的分解，不如說是促進了工人階級的“形成”，至少就其人口學特征而言就是如此。

在戰后時期，人們在評論英國社會時熱衷于點出這樣一些影響因素，例如逐漸提高的生活水平、大眾媒體、更大的住宅流動性等。據推測，這些因素導致了工人階級作為一種社會和文化實體的解組，并被納入一個具有主導性的“中產階級”，或是“中間大眾”的社群。然而，階級流動的模式和趨勢所產生的影響實際上與這一論斷相反。雖然英國的工人階級在規模上已經縮小了，而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里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縮小，但“社會新陳代謝”始終維持著其內部的凝聚力。到目前為止，對這種凝聚力的威脅一直存在，但正如我們所指出的，它存在于一個長期或不斷失業的底層階級及其家庭的形成過程中。換言之，它不是來自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擴大財富的后果，而是來自日益惡化的經濟表現以及日益擴大的條件與機會的不平等。

在流動機會方面，與階級相關的不平等普遍模式似乎具有很強的持久性，目前在英國社會中觀察到的這些現象其實已經由來已久。戈德索普支持英國工黨，并認為政府有義務有責任來改變社會的不平等，政府應該使用的自己所能動用的各類政策工具來促進社會走向更為開放的狀態。政府如果不作為，社會就很可能朝著更小的開放性發展。在戈德索普看來，自從1979年以來，伴隨著這種惡化，以及政府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明確地拒絕將更大的社會平等作為一個目標，目前的生活標準和生活方式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分化，這尤其是——且不僅僅是——通過一個高度劣勢的底層階級的出現而體現出來。如果這些更大的條件不平等趨勢繼續發展下去，那么可以認為，它們將在某些時刻反映在明顯擴張的機會不平等上。這種不平等是如此無謂地限制了人類的發展，也浪費了我們社會里的人才儲備。

內容節選自《現代英國的社會流動與階級結構》（第二版）第十二章“結論與展望”

現代英國的社會流動與階級結構（第二版）
[英]約翰·H.戈德索普 著
于佳煖 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