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設計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表示，如果在今時今日，他的柏林大屠殺紀念碑恐怕無法建起，因為歐洲的反猶傾向再度興起。形成了大屠殺的社會傾向，而今推動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蓬勃發展。

“我相信我在柏林的大屠殺紀念碑無法在今日建成。”建筑師彼得·艾森曼告訴德國《明鏡報》，歐洲現在“害怕陌生人”，他擔心歐洲的仇外心理和反猶太主義的興起，使得他當年為紀念全歐洲在二戰中遇難的猶太人而設計的建筑在當下無法建成。該建筑于2005年正式開放，位于阿道夫·希特勒當年的地堡附近。

他的想法也許是對的，但這樣的情況顯然是一個錯誤。真正的問題是，為何大屠殺紀念碑沒能讓歐洲遠離極右翼的惡魔？

就像在柏林一樣，在維也納，也有專門的公共藝術作品紀念大屠殺遇難者。瑞秋·懷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的猶太人廣場大屠殺紀念碑像是一個堆滿了書本的圖書館，每一本合上的書本，都代表著我們永遠不能恢復的一段生命。

自從2000年揭幕以來，它就像艾森曼的紀念碑一樣，成為一個怪異的旅游景點和市政符號。即便如此，不久之前，奧地利差點選出一個極右翼的總統，其所屬奧地利自由黨與納粹頗有淵源，而今是排外主義的堅定擁躉。諾伯特·霍弗（Nobert Hofer）被擊敗了，但歐洲人如果還記得歷史，為何會被極右翼政治所吸引呢？如果懷特里德和艾森曼所創造的紀念碑還有任何價值的話，它不是應該讓種族仇恨成為邊緣力量，讓極右極端勢力成為最少群體嗎？然而，在新民粹主義的幌子下，反自由主義的右翼勢力愈發猖獗。

歷史的無知是這一切的原因，大屠殺紀念碑依然無法抵擋住人們的健忘，這是一個悲劇。是不是艾森曼這類藝術家對于公眾而言過于現代、過于抽象了？也許。但《辛德勒的名單》、《鋼琴家》這些電影算得上是大眾化了吧。自從1990年代以來，從雕塑到童書，推廣大屠殺的記憶已成為現代文化的前沿。結果如何呢？溫和成了骯臟的詞，左翼在消亡，而極右翼成了最響亮的聲音，它宣稱自己是在為人民代言。

什么地方出錯了？不幸的，是記憶本身出了問題。即便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中，它也會撒謊。所謂集體記憶的想法根本就是危險的。它要么創造空虛、平淡、模糊、善意的表達，一旦它變得感性化，它就成了徹頭徹尾的謊言。

大屠殺紀念碑是真實的，必要的，但大眾記憶并不意味著什么。只有歷史知識才能幫助人們將過去轉化成當下的意義。令人驚訝的是，盡管有這么多電視紀錄片、書籍、電影和藝術品，我們對于二十世紀的公共知識依然令人震驚。

因為民主派在西方贏得了二戰，納粹主義被神話化為“他者”。然而，實際上，針對歐洲猶太人的屠殺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并非一個冷血的官僚機構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系列命令，很多具體的個人也身處其中，做出有意識的參與決定。在國家和個人職責、決定和自由意志之間的有確切關系，森林屠殺、村莊燒掠，乃至滅絕種族的集中營，希特勒真正找到了愿意執行這一切的劊子手。

我們以一種危險的自滿的方式看待大屠殺和納粹主義。因為現今西歐并沒有一黨制國家，人們認為不能和當時的納粹政權相提并論。但是當初的那些運動背后同樣也有民主的支持，受到大眾的愛戴。艾森曼的柏林大屠殺紀念碑暗示著納粹主義的視角，使得大屠殺看起來像是一個官僚主義主導的死亡驗算。更糟糕的是，這是仇恨、偏執與非理性的大雜燴。在現代技術社會中被釋放時，這些惡魔之火可以迅速在地球上創造地獄。如果我們覺得這一切不會發生，我們是徹頭徹尾的傻瓜，或者，我們再也沒有理由建造新的紀念碑。

（作者系英國衛報藝術評論人，朱潔樹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