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俄羅斯是個自由主義傳統匱乏的國家。即便是專門從事俄羅斯研究的學者，一提起俄羅斯思想，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斯拉夫主義、宗教哲學、民粹主義、虛無主義、革命民主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流派或思潮。但是這種印象并不十分可靠，正如波蘭學者瓦利茨基在一本書的導言中所說的那樣：“事實上，革命前俄羅斯的自由主義傳統比通常認為的要強大得多。”

葉卡捷琳娜大帝畫像。

雖然俄國的自由主義者直到1905年才有機會組織一個自由政黨，但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運動，自由主義早在18世紀下半葉葉卡捷琳娜大帝統治時期就從西方傳入俄國。這位深受法國啟蒙運動影響的女王，試圖把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的政治理想應用于俄國的現實，從那時起，諸如國家、個體權利、人民需要等概念就在俄國的上層貴族中逐漸深入人心。18世紀末，美國通過了旨在保障多項個人自由、限制政府的司法和其他方面權力的權利法案，這個法案對俄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法國大革命又賦予這些觀念無法抵御的魔力。盡管俄國專制制度的社會現實與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相齟齬，但是俄國的自由主義者吸取和擁抱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論和出版自由、良心自由、人民代表的自由選舉并賦予他們制定法律并對其執行進行監督的權利，這些價值雖然未能變成俄國的現實，但卻進入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心田。

自由主義如何進入俄國？

需要說明的是，一種思潮或運動在歷史中的出現經常要先于它的命名，自由主義就是如此。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和運動可以追溯到更為久遠的歷史，但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自由主義者（liberal）術語的出現則是19世紀最初二十年的事。有研究表明，拿破侖于1799年在法語中最早在政治的意義上使用了“自由的觀念”(liberal ideas)一詞，而1812年西班牙議會中的Liberales很可能就是第一群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不久之后，英國保守黨把輝格黨中最進步的那一部分叫做英國的自由主義者。1816年出版的《牛津英語詞典》第一次收錄了“自由主義者”這個詞條，并且采納了這種含義。一年后法國出版的一本政治小冊子把“自由主義者”這個詞列入它的標題中。1819年，作為“自由主義者”派生詞的“自由主義”這個詞同時出現在法國和英國。

19世紀二十年代，自由主義者（либерал）和自由主義（либерализм）這兩個詞從西歐引入俄國，但是它們在俄國的普及和真正被接受經歷了一個漫長和艱難的過程。從十二月黨人到19世紀五十年代大改革方案的起草之間，大約三十年的時間里，很少有俄羅斯人被描述為自由主義者。1856年卡維林、齊切林和梅利古諾夫形成了俄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稱西方式自由主義鼓吹者的群體，他們提出七點自由主義的政治綱領來解決俄國的國內問題，即良心自由、輿論自由、出版自由、教學自由、免于奴役的自由、政府和司法行為的公共性和開放性。這個群體直截了當地宣稱俄國問題的解答是“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俄國每個受過教育的和通情達理的人的標語，是能夠把所有領域、所有階級、所有傾向都凝聚在周圍的旗幟，俄國的整個前途都在于自由主義。

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自由主義者在俄國的名聲并不那么好聽。這類頭銜經常是自由主義者的反對者強加給他們的，那些被視作自由主義者的人士多半并不愿意接受這樣一個頭銜，甚至立憲民主黨也不例外——無論是作為一個黨派，還是作為其中的成員，盡管他們信奉的理論的確與西方自由主義者信奉的理論是共同的。之所以如此，一則是因為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詞匯是純粹的舶來品，缺乏本土根基；二則因為這些詞匯在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了，它們受到了各種冷嘲熱諷和猛烈抨擊。這一點可以從屠格涅夫出版于1861年的小說《父與子》中看出來，小說的主人公巴扎洛夫站在虛無主義的立場上對“上層社會、自由主義、進步、原則”這樣的詞匯進行了嘲諷，認為它們不過是些毫無用處的概念。翌年，一個俄國的激進主義學生寫了一部“政治詞典”，在該“詞典”中他對俄國的自由主義者做了如下界定：“自由主義者就是熱愛自由的人，通常是一個貴族，例如，地主，或者擁有大量土地的上層社會。這些人喜歡從窗戶看自由，卻什么也不做，只知道閑庭信步、梨園演劇、輕歌曼舞。這就是被稱作自由主義者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在1868年的一封書信中把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叫做“過時的和退化的沉渣……”，在他看來，“古時所謂‘有教養的社會’是一個自絕于俄國的東西的大雜燴，它并沒有理解俄國，而是把自己法式化——這就是俄國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說他是反動的原因。”

俄羅斯自由主義思想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哪些？

赫爾岑。

但是對自由主義者的這種誤解和污名化，并沒有影響到他們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赫爾岑（1812－1870）就是一位可以在俄羅斯思想史上寫下濃墨重彩一筆的自由主義者，他不僅是公認的“俄國社會主義之父”，也是俄國民粹主義理論的奠基人，或許可以不夸張地說：俄國大多數革命活動的意識形態基礎正是由他奠定的。在以往的研究中，赫爾岑作為俄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這一點被大大忽視了，幸虧有以賽亞·伯林不遺余力的挖掘和闡釋，才使赫爾岑的這一面得以彰顯。在伯林看來，“俄國社會主義中聲勢強大、1917年10月才遭挫敗的自由人文主義傳統，就是導源于他的作品”。赫爾岑不僅在俄國自由主義的運動和實踐中，而且在自由主義的理論上都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在赫爾岑那里，沒有什么比個人的自由更重要的事情，任何以社會的、理想的、整體的、未來的名義犧牲當下的個體權利和尊嚴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都是要不得的。赫爾岑對歷史、進步、人民福利、社會平等等字眼格外警惕，認為這些概括性的觀念、集合名詞或者旗號常常成為無辜者的殘酷祭壇。赫爾岑的自由主義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彼岸書》、《法意書簡》和《致一位老同志》、《論意志自由》等書信和文集中。《致一位老同志》更是被伯林譽為“十九世紀論人類自由前途的著作里，也許最富教益、最具先見、最冷靜明理、最動人肺腑的一本文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畫像。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經對俄國自由主義者進行辛辣批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也成為俄國自由主義思想史上不能跳過的人物。如果說赫爾岑是世俗作家中自由主義的旗幟，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以基督教為背景，對人的自由及其威脅進行了也許是迄今為止最深入和透徹的思考。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他刻畫了一個“宗教大法官”的形象作為極權主義者的象征，宗教大法官貶低人的精神價值，認為普通人無力擔當自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地上的面包，能夠讓普通人頂禮膜拜、能夠作為無可爭議的旗幟的是面包，而不是自由，自由不僅不是人們的渴求，甚至是迫不及待要交出去的東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宗教大法官之口給出了反對自由的最強理由，從而對這種理由的反駁也就成為對自由的最深刻的辯護。

在俄羅斯自由主義思想史上，從拉吉舍夫到索爾仁尼琴，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佩斯捷利、赫爾岑、齊切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諾夫格拉德采夫、司徒盧威等人的名字格外耀眼。此外，還可以列出一系列具有象征性或標志性意義的事件：法國啟蒙思想的傳入、流亡出版物《鐘聲》的創辦、亞歷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地方自治（земство）運動、《解放》雜志的創辦和解放聯盟的成立、1905年立憲民主黨的成立、20世紀的頭二十年三個文集（《路標》、《唯心主義問題》、《來自深處》）的出版、1990年《良心自由與宗教組織法》的頒布，等等。

俄羅斯自由主義思想家最主要的特點是什么？

與西歐的自由主義一樣，俄羅斯的自由主義也秉持并維護了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價值，但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就像瓦利茨基所說的那樣：“俄羅斯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主要關切是法治問題，俄羅斯自由主義者最珍貴的遺產是其對法哲學的貢獻。”俄羅斯自由主義思想集中體現在一些法哲學家的思想當中，齊切林、索洛維約夫、彼得拉日茨斯基、諾夫哥羅德采夫、基斯嘉科夫斯基、黑森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這些法哲學家的思想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意識到了法的觀念中的普遍危機，這種危機明顯體現在法律實證主義（或實證法學）中。在他們看來，法律實證主義錯誤地解釋了法的觀念，把法律和道德完全割裂開來，把法的職業非道德化，背叛了自由主義的價值。他們譴責法律實證主義把政治權威、“君主”凌駕于法律之上，從而為極權主義開辟了道路。他們不僅捍衛主體的權利，而且試圖為人的主體權利提出一種理論證明，這種權利將限制政治權力的范圍，包括民主的多數權力。為避免陷入實證主義所固有的相對主義困境，他們致力于為法律確立一種普遍的哲學或形而上學基礎，以便發現一個不僅可以據以對現存法的價值進行判斷，而且可以對未來立法進行指導的獨立標準。

這些思想家的另一個共同之處，是對法的自主性（相對于政治）的強調，認為法治在邏輯上和價值論上優先于政治自由。在他們看來，沒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法治仍然是可以設想的，但反之則不然。他們想把政治斗爭納入一個堅強的法律框架中進行，希望建立一個受規則約束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政治決定不能被隨心所欲地做出，法律將為政治設置規則，而非相反。

俄羅斯自由主義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

索洛維約夫畫像。

除去這些共同的因素，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在政治觀點和信仰上存在諸多差異，這些差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自由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可以看作是一個連續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環節。

齊切林（Борис Чичерин，1828－1904）是老的自由主義的代表，他既反對法律實證主義，也反對自由主義的社會化。在他看來，老的自由主義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對老的自由主義的背叛會導致嚴重后果。像歐洲19世紀的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害怕所謂“多數人的暴政”，他視簡單多數統治原則為對極權的潛在辯護。他思想中的這些特征，可以看作是某一時期的自由主義的典型特征，而不是對自由主義的偏離——在這個時期，自由和民主還不是密不可分的，它們有時甚至還相互反對。

如果說齊切林是老的自由主義的代表，那么索洛維約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иёв，1853－1900）則是新老交替時期的人物。作為在俄羅斯自由主義傳統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思想家，索洛維約夫在實證法與自然法的關系問題上、在法律和道德關系問題上的觀點，構成了新老自由主義的真正分水嶺。他認為實證法是法的理性本質（即自然法）的歷史顯現，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普遍代數公式”、“普遍邏各斯”和邏輯前提。索洛維約夫反對道德主觀主義的觀點，而主張一種“最低限度的道德強制制度化”，在他看來，沒有這種制度化，就沒有道德可言。索洛維約夫對俄羅斯自由主義的獨到貢獻是，證明了基督教與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相容性。在當時的那些宗教哲學家當中，大多數人對法和自由的關系存在糊涂的看法，他們一方面漠視法律，甚至對立憲民主黨人對法的崇拜持嚴厲批評態度，另一方面，他們一般而言又支持自由主義者的綱領。索洛維約夫所做的工作，讓他們看到自己沉迷其中的俄羅斯精神復興事業是與自由主義者的進步事業聯系在一起的。

基斯嘉科夫斯基（Богдан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1868－1920）則把古典自由主義轉換成“法治社會主義”。在俄羅斯思想史上，基斯嘉科夫斯基并非一位主流思想家，他最有影響的作品是為《路標》文集撰寫的“捍衛法律：知識分子與法律意識”。這篇文章無論是觀點、形式、內容或歷史意義，都堪稱這個領域的經典之作，對俄羅斯思想史上關于法的爭論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至于彼得拉日茨基（Лев Петражицкий，1867－1931），他有時被視為一個“實證主義者”，但對于這樣一個標簽存在激烈的爭論。盡管他獻身于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但他強烈反對實證主義對法律中的“理想因素”的否定，反對把法律等同于國家壟斷的外在強制。他嘲諷那種把法科學的任務歸結為分析的法理學、“法學家的法律”的做法，他嚴肅地宣告，從職業法理學中徹底解放出來是真正科學的法律理論出現的第一個和根本的條件。另一方面，他又堅定地捍衛對法律和概念法理學的義理研究，反對那種把法律的功能看作只是捍衛現實利益而忽視法理邏輯的“現實主義”。

而諾夫哥羅德采夫（Павел Новгородцев，1866－1924）被譽為俄羅斯法理學莫斯科學派的首領和俄國思想中新唯心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在顛覆法律實證主義在法哲學中的統治地位和為自然法的復興開辟道路的運動中，他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在德國唯心主義中尋求堅實的基礎，以便克服法律觀念的危機。他想恢復“應然性”范疇，因此鼓吹回到康德實然（Sein）和應然（Sollen）的二元論。同時，他也意識到自然法現代化的必要性，以免陷入非歷史的和抽象的理性主義的錯誤和幻象。

作為立憲民主黨的主要法學理論家，彼得拉日茨基和諾夫哥羅德采夫十分樂于接受新的社會自由主義的信條，這個事實證實了米留科夫的觀點：這個黨是“西歐所有相似的政治組織中的最左翼”。俄羅斯自由主義發展為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反過來證明了俄羅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系。

黑森（或譯：赫森、格森，Сергей Гессен，1887－1950）的“法治社會主義”是俄國自由主義法哲學發展中的最后一個環節。就像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最后一個環節一樣，黑森的思想也帶有某種綜合的意向。他既超越了齊切林的古典自由主義，同時又保存了其“永恒真理”；他從索洛維約夫那里接受了“有尊嚴的存在的權利”的全部思想，同時又批判地吸收了彼得拉日茨基關于法律本質和法律政策的觀點；他崇拜諾夫哥羅德采夫的社會自由主義，但又像基斯嘉科夫斯基一樣超越了它。黑森的法哲學試圖調和“為法律而戰斗”的自由主義傳統與主張道德至上的“法律虛無主義”。“法律的兩個面向”是他的主要概念，這個概念一方面從更高的精神價值的觀點為批判法律提供辯護，另一方面論證了絕對獻身于法治的必要性，因為他把法律看作是對人的存在的社會領域“精神化”最有效的手段。

以上線條式的簡單勾勒，旨在表明俄羅斯思想中的確存在著一個自由主義的傳統。對俄羅斯而言，自由主義確乎是一個外來的東西，但它著實又生成了自己的傳統，成為自身思想史的一部分。這個傳統在俄羅斯19世紀的民粹主義和虛無主義熱潮以及宗教哲學復興運動中顯得寂靜而冷清，在20世紀的革命話語中又被湮沒和割斷，但在眾聲喧嘩歸于平靜后，自由主義所宣示、追求和維護的人類的基本價值又放射出灼人的光芒。

挖掘、整理和發揚這一傳統，一方面是出于恢復完整的思想史的需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使這個傳統的那些代表人物不再成為伯林所說的“不幸的自由主義者”，不再是“歷史和歷史學家的犧牲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未來的考量，俄羅斯能否順利實現其社會和精神轉型，能否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國家，不僅取決于如何吸收俄羅斯之外的世界的精神財富，也取決于如何理解和對待自己的思想傳統，包括自由主義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