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美國政府都面臨這樣一個挑戰：如何在地緣政治利益和價值觀之間取得平衡？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和其促進所謂“民主”的目標并不總是一致，在某些情況下，華盛頓不得不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一些美國作者反對把兩者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嚴格地說，是美國的社會價值觀決定了其國家利益。但事實就是如此，在美國當前的外交中，就像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這種對立幾乎不可避免。上周白宮舉辦的虛擬“民主峰會”，即拜登政府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的一種嘗試。

背景

對特朗普來說，在利益和價值觀之間做選擇毫無困難——第45任美國總統一貫把國家利益(如他所理解的)置于自由價值觀之上(他對此持懷疑態度)。這從他就任總統后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能看出來，他沒去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而是去了沙特阿拉伯。許多觀察人士指出，特朗普更傾向于與強大的威權甚至極權領導人打交道，而不是與美國的西方盟友把盞言歡。

當然，凡事都有周期，美國外交政策的鐘擺在無條件優先地緣政治之后，必然會轉向強調價值觀。在2020年大選中，拜登就多次批評特朗普忽視美國價值觀，他宣稱如果當選將以捍衛“自由民主價值觀”為外交政策的核心，其競選承諾之一就是——在最短時間內召集“民主峰會”。順帶說一下，“民主峰會”的想法是拜登在2018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來的，那篇文章的標題是“如何對抗克里姆林宮”。

不過， 在2021年，美國外交政策總的說來延續多于改變。為此，美國國內外對拜登多有批評，認為他的政策實際上與其離經叛道的前任一樣“務實”，那些關于價值觀的承諾即便還沒有被拋棄，至少也被推遲到了未知的未來。可以說，虛擬的“民主峰會”是白宮對這一批評的回應，它試圖重申 “民主”價值觀的重要性。還有一些觀察人士認為，此時召開峰會是為了對沖美國倉惶撤出阿富汗造成的負面國際影響。

準備

盡管如此，白宮并未在峰會的準備上花太多心思——既沒有事先擬定的計劃，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籌備工作，比如一個由國務卿或其他聯邦高官領銜的籌備工作組。據知，相關的獨立分析機構——不管是美國的還是外國的——沒被納入這一多邊國際會議的正式框架中，主辦方沒有與它們進行事先的協調。與此形成對照的是G20峰會，除了首腦會晤，在20國集團內，還有公民20國集團、商界20國集團、青年20國集團、工會20國集團、議會20國集團和分析20國集團等組織的活動。

給與會者的邀請直到11月底才發出，也就是在峰會召開前兩周。正常情況下，邀請應該在會議召開前幾個月就發出。很明顯，峰會的最后決定是白宮在11月做出的——拜登團隊希望在執政第一年結束前確認其價值優先的政策框架。從某種意義上說，虛擬會議的形式拯救了華盛頓，否則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召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是不可能的。

參會者選擇

華盛頓沒有公開闡明甄選參會者的原則。可以推測，邀請誰不邀請誰，是國務院高官、各部門，以及各方在華盛頓的工作機構建議和游說的結果。從后來的名單看，并沒有統一的選擇標準。名單上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北約是美國的盟友，這既是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也基于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的盟友，但一些北約國家（土耳其和匈牙利）并未收到會議邀請。

同時，許多受邀國照美國的標準看并不民主，如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拉克、肯尼亞、巴基斯坦、塞爾維亞、贊比亞；還有一些國家，按美國的評判，民主和人權狀況正在惡化，如巴西、印度、菲律賓和波蘭。如果照美國奉為權威的“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數算，這一屆參會者只有77個是“民主的”，另外31個“部分民主”，3個“不民主”。此外，有些地區整個沒有被邀請，如除伊拉克以外的阿拉伯地區；一些大陸則代表性不足，如非洲只有四分之一的國家受到邀請。

議程

會議的議程有一定的兼容性，涉及參會國國內的政治發展、加強政府治理（如反腐敗）以及國際合作（如公共應對威權主義）等問題。有些問題側重技術層面的討論，如打擊非法收入；有些問題則純屬意識形態的宣示。

峰會一開始討論了新聞自由的問題——菲律賓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瑪麗亞·雷沙和俄羅斯的德·維茲穆拉托夫發表了演講；隨后是青年政治領袖和私營部門代表的發言。會議對性別平等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還討論了新技術對現代社會政治進程的影響、新冠大流行對民主制度的影響，以及反腐敗、法治原則、保護政治犯等各個方面。

所謂“民主vs獨裁”的內容主要反映在“打擊數字威權主義”的會議上——臺灣地區的程序員唐鳳，以及美國承認的委內瑞拉“過渡總統”胡安·瓜伊多、白俄羅斯前總統候選人斯·提哈諾夫斯卡婭，都在這一環節發言。

除了開放的部分，會議日程還包括兩個國家元首閉門會議和幾個“場外”活動。會議為記者、專家、公民社會領袖、立法者和一些地方當局代表提供了單獨的平臺，但就像前面說過的，峰會沒有認真嘗試與有志于推動世界“民主”的各相關方進行協調。

峰會召開前，一些觀察人士推測，美國財政部將在會議期間宣布對“嚴重侵犯人權”、“破壞民主”和“腐敗”的人員實施新的制裁，并提出旨在消除不動產市場法律漏洞的倡議，以免被腐敗分子鉆了空子。事實上，這些都沒有出現。并且最終，峰會也沒有通過任何公報或宣言——或許組織者擔心，協調具體措辭需要很長時間，還可能會導致與會者之間的分裂。

風險對沖

有意思的是，會議召開前，美國向其威權伙伴(如中東各國)進行了“預防性解釋”，稱峰會對獨裁主義的批評并不適用于它們，并且美國也不打算改變對專制盟友和伙伴的態度。顯然，拜登政府這種曖昧的立場大大削弱了“民主峰會”的總體形象，也給會議的批評者，尤其是反對南亞、中東、非洲和拉美獨裁趨勢的社會活動人士，提供了更多的“彈藥”。

美國這一輪的意識形態攻擊主要針對中國、俄羅斯，以及美國其他地緣政治對手，如伊朗、委內瑞拉、古巴、尼加拉瓜、朝鮮、緬甸等。有分析認為，臺灣地區代表受邀參會，表明美國可能會逐步修改“一個中國”的原則；還有人擔心參會者會發布支持臺灣當局的集體聲明，但這些情況并沒有出現。反倒是會議結束后，美國高官的反華聲調略有下調。

那些認為“民主峰會”提高了臺灣當局的國際合法性的觀點，我認為是過于夸張了。“臺灣問題”在峰會上的邊角地位表明，拜登政府不愿進一步在這個問題上強化與中國的對抗——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是這樣的。

延續的可能

“民主峰會”最終并未建立任何永久性機制來促進民主，也沒有為此提供切實的重大資源。因此，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迄今為止，這只是一場公關活動，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的結果。

當然，拜登在會上提出一項4.244億美元的“復興民主”總統倡議，但這一倡議仍需取得國會山的支持。如果獲得通過，這些資金將用于促進他國“發展獨立媒體、抵制腐敗、實施民主改革、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支持民主選舉和推廣新技術在政治領域的應用”。

還有一個可能的后續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以美國“馬格尼茨基法案”為藍本的人權保護機制。如果是這樣，那么在2022年底舉辦第二屆“民主峰會”來討論該機制的落實（包括對對侵犯人權的實體實施制裁）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很可能，第二屆峰會會轉到線下，而相關的籌備工作也會更早、更全面，美國與主要西方盟友之間的協調水平也相應會提高。

這一進程能否順利推進，取決于與會者，尤其是美國，是否愿意在不試圖強加任何普遍民主模式的情況下，以各自的方式展開工作，交換自由政治制度的發展經驗。拜登政府是否打算放棄“美式民主”的普遍性，目前還很難判斷；可以肯定的是，對于包括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在內的許多參會者來說，美國這種“普世”的想法已經過時了。

對于西方民主國家而言，短期內的主要目標與其說是在全球范圍內促進“民主”，不如說是防范威權主義對其民主制度的進一步腐蝕。換句話說，“民主峰會”的近期任務與其說是全球性的進攻，不如說是全球性的防御——按照“自由之家”的說法，“民主”在威權主義的壓力下已經持續退卻了15年。

目前，不確定性主要來自“民主”與“獨裁”之間的灰色地帶，即許多“混合”過渡政權中的民主未來。例如，在中東的埃及、利比亞、蘇丹、也門、突尼斯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實踐存在民主元素，但在所有這些國家，威權主義或公共機構普遍削弱的趨勢最近都在加劇。

沒有答案的問題

作為峰會的召集者，拜登政府試圖扮演民主原則與制度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但這一嘗試受到了近年來美國政治體系中出現的基礎性問題的影響——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美國社會仍然分裂，許多“民主”程序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人們對權力機構普遍感到不信任。不能排除右翼民粹主義者在2024年大選中政治復辟的可能性，甚至2022年的中期選舉中就可能觸發嚴重的社會對立和程序問題。此外，在追求全球民主領導地位的其他西方國家中，民主機制和程序同樣面臨不同程度的危機。

“民主峰會”未能回答有關民主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重要問題，也未能解決自由與正義之間的平衡問題。現代世界要求可持續的發展與社會正義，對這種訴求的忽視，必然會削弱捍衛民主和自由的呼聲。在峰會上，許多發言者談到需要與時俱進，考慮新的民主制度形式，但民主如何促進發展與公正，總的說來沒有受到重視，這勢必會降低峰會產生長久的國際共鳴的可能。

還有觀點認為，拜登召集“民主峰會”意在國內，主要目的是消弭美國民主黨中“中間派”和“進步派”之間的潛在分歧。拜登在2020年大選中勝出，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進步派”，但當選后他沒有在政府中給他們安排任何關鍵職位。今年以來，“進步派”的不滿不斷增長，而“民主峰會”被視作對“進步派”的一種象征性補償。不過，鑒于拜登外交政策宣示和實際內容之間的割裂，這種補償只怕也是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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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德烈·科爾圖諾夫系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干事。俄文版2021年12月13日刊發于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網站。中文版經作者授權，由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趙華勝教授編譯完成，在“澎湃”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