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從實際出發，遵循比較優勢規律，從加入WTO和全球化中獲益良多。圖為2021年10月5日，浙江溫州，一家微型電機生產企業生產車間內一片繁忙。 視覺中國 資料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已滿二十周年。在這二十年間，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截至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100萬億人民幣和14萬億美元，人均GDP達到7.2萬人民幣和1.05萬美元。按名義值口徑，20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占美國經濟總量的比例超過70%，人均GDP則與1.09萬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相當。可以說，加入WTO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WTO的游戲規則也在持續形塑和影響著中國的市場環境。

中國加入WTO的二十年，同時是全球化獲得長足進步的二十年。中國從加入WTO、融入全球經貿體系當中獲益匪淺，同時在世界經貿格局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全球經貿規則。就此而言，過去二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一定程度上是“中國式”的全球化。

然而，全球化在給中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紅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挑戰。在本世紀的頭二十年間，不少國家都面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以中國和美國為例，在2016年：收入最高的20%群體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體收入的10倍；收入最高的10%群體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群體收入的20倍。

從學理上講，把一國內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簡單歸因于全球化是草率的。然而，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和不少國家收入差距的放大幾乎同步，很容易讓人們把它們聯系起來。在一些西方國家，民粹和貿易保護主義不斷蔓延，并把對全球化的指責進一步推進到對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責難中。

接下來，本文以中國加入WTO二十周年為背景，從五個方面梳理“中國式全球化”的典型事實，比較其與發達國家全球化參與的異同，并探尋有關全球化未來的共識。

一、從要素稟賦看：勞動還是資本？

從要素稟賦看，中國全球化參與的起點是人口多，農村面臨大量剩余勞動力，而資本稀缺，存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全球化參與就帶有鮮明的勞動驅動的特征：城市化將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工業化將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全球化將勞動力從內地轉移到沿海。通過對接國際市場和參與國際分工，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獲得了走出了絕對貧困的機會。

我們常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按照這里的邏輯，不妨也可以說，開放也是從農村開始的，是從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參與全球化開始的。對一個資本稀缺、勞動豐裕的國家而言，這樣一種全球化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對發達國家而言，全球化的參與主要是資本驅動的。由于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資本流動的速度快于勞動，資本獲得了更大的“要價能力”。在收入分配中，資本因之得到了更大的份額，勞動收入占比則持續走低，歐洲和北美都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勞動收入占比降低惡化了要素收入分配，也是整個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這方面，中國也有“成長的煩惱”。盡管參與全球分工改善了勞動力的絕對收入，卻未能有效提升他們的相對收入地位。在中國的要素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也呈下降的趨勢，這在加入WTO的頭十年里表現得尤為突出。按照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作為勞動豐裕的國家，中國的全球化參與應該能拉抬勞動要素的收入地位。現實與理論的不一致意味著，要收獲全球化的“紅利”，還必須要有其他配套性的政策。

二、從市場主體看：中小企業還是跨國公司？

從市場主體看，中國全球化參與的起點是缺乏有競爭力的企業。

當時，國有企業處在“脫困”和探索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階段，不是參與全球化的主力。加入國際分工的角色歷史性地落到了私人企業身上，它們從鄉鎮企業改制而來，數量眾多，但在規模、技術、治理等方面與現代企業的要求還相距甚遠。

然而，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這批并未準備好的企業成為對接國際市場的開路先鋒，它們遭遇了很大的挑戰，也得到多方面的收益，包括資本積累、技術革新和企業組織提升等。

總地來說，從市場主體角度，中國參與全球化是從不利的條件開始的，然而，這成為培育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的起點。

對發達國家而言，全球化的參與主要以跨國公司為載體。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David Autor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在美國，伴隨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市場集中度提高，資源不斷向大企業集聚，產生了所謂的“超級明星企業”，導致資本收入占比上升和頂層收入份額增長，加劇了收入分配的失衡。

與“超級明星企業”的壟斷相比，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可能更有利于形成良性的收入分配格局。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中國也正面臨頂層人士收入增長過快、財富集聚過多的困惑。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19年的計算，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收入份額，美國是20.2%，中國是13.9%，韓國是12.2%，德國是11.1%，日本是10.4%。

中國的情況好于美國，但卻不及韓國、德國和日本。后三個國家都是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發達經濟體，在收入分配方面與美國大相徑庭，值得中國學習和關注。

三、從產業生態看：實體還是金融？

從產業生態來看，中國全球化參與的起點是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發展都比較滯后，但是前者是比較優勢。順應這一優勢，在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國進一步從“補短板”轉向“揚長避短”，從“進口替代”走向“出口擴張”，并集中體現在依托中小企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加入WTO以來，中國快速發展成為“世界工廠”。2019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占世界的24.1%，美國是16.4%。而在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兩國的比例分別是6.7%和25.4%。從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看，在2019年，中國是27%，美國是11%。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走的道路是“實體經濟引領的全球化”，而美國走的道路則是“金融部門引領的全球化”。美國通過其金融類跨國企業，將觸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成為資源和收入匯聚的高地。2011年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反映的正是美國社會對金融寡頭操縱經濟和社會的不滿，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后續社會反應。

總體上看，“中國式全球化”走的是“實體經濟主導”的道路，它對于壯大和發展中國的實體經濟是有利的，并通過就業創造、新業態孕育等方式惠及整個社會。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中國也正面臨兩個問題的困擾：一是，在整個經濟中，金融部門依然是短板，未能對實體經濟形成有效的支撐；二是，中國也正遭遇“脫實向虛”的挑戰，作為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實體經濟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過早和過度的金融化是非常不利的。

四、從政府角色看：是“中性政府”還是被利益集團“俘獲”的政府？

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很好地詮釋了西方國家貿易政策出臺的邏輯：首先，候選人給出政策主張清單；其次，利益集團提供政治獻金給它們青睞的候選人；最后，當選者設計政策回饋他們的“金主”。

從這里可以看到，利益集團在西方國家政策出臺背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西方國家貿易政策服務于選票的必然性。由此也可以理解，西方國家貿易政策的三個特征：

一是周期性。貿易政策與政治周期同步，隨著政府的更迭而發生變化，缺乏穩定性。二是政治色彩濃厚。政策設計服務于選票，從而難免“意識形態掛帥”和過分強調“政治正確”，經濟因素往往并非第一位的考量。三是貿易政策成為國內政策失敗的“替罪羊”。在難以從內部尋找政策突破口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往往把國內矛盾歸為外部因素，積極對外轉移國內矛盾，從而令各自的對外貿易政策成了“背鍋俠”。

在中國，政府超越了利益集團的束縛，而具有中性色彩。政策服務于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某一個偏狹的利益集團。

然而，中國當前面臨的困惑是，在整個社會利益逐漸分化、共識有所弱化的背景下，如何生成貿易政策？貿易政策為誰服務？貿易政策在反映不同群體利益訴求的同時，如何不被利益集團所“俘獲”？

五、從對外關系看：“價值鏈外交”還是“價值觀外交”？

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在跟進。

中國走的是“價值鏈外交”之路，政治關系與經濟和貿易關系相輔相成、互相促進。與中國有經貿聯系的國家，都是對外關系的“朋友圈”所在。作為加入WTO的后續發展，中國的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也都體現出包容性。一方面，貿易伙伴不分制度、大小和地區，都是中國發展自由貿易的對象。另一方面，中國通過自貿區戰略回應了發達國家的訴求，也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呼應了發展中國家的期待。

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在外交領域，正在“政治正確”的牽引下，走向“價值觀外交”，并以此為標準把貿易伙伴分成三六九等，還建立了各種排他性的“朋友圈”，如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AUKUS（澳美英聯盟）等，尤其表現在對中國的排他性上。然而，這些帶有歧視性的安排，無助于這些國家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關系，更無助于其國內矛盾的解決，是典型的“損人不利己”的伎倆。

但在這方面，中國同樣面臨著困惑。在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構的背景下，中國需要思考，如何權衡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如何權衡產業鏈的效率和安全？在此基礎上，中國需要適時地優化和調整對外關系。

六、結語

本文以中國加入WTO為背景，以上從五個方面梳理了“中國式全球化”的特征事實。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從實際出發，遵循比較優勢規律，從加入WTO和全球化中獲益良多。然而，中國也正面臨“成長的煩惱”，這些煩惱與西方國家還存有不少共性。

在全球化前途未明的背景下，各國可以從以下方面尋找共識：一是，追求勞動友好型的全球化；二是追求中小企業友好型的全球化；三是追求實體經濟友好型的全球化；四是追求效率、公平和安全兼顧的全球化；五是追求和平和發展友好型的全球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產業鏈重構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影響及中國應對研究”（項目號：21&ZD07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