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羅曼蒂克消亡史》在院線上映。故事講述上世紀30年代，發生在上海交織著懸疑、愛情的諜戰故事。葛優、章子怡分飾男女主角，大牌演員幾乎為票房底定基本盤。不過提及19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前后的上海，不只是電影，也是諸多文學小說熱衷的母題。

在作家們的筆下，1930年代的上海愛情故事到底是怎樣的？是曼妙婉約的才子佳人？是光怪陸離的浪客歌女？還是所謂反抗封建專制的新式知識分子婚姻？今天，我們從那些經典作家的筆下回望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愛情故事。

“作得慌”的愛情

柳原倚著窗臺，伸出一只手來撐在窗格子上，擋住了她的視線，只管望著她微笑。流蘇低下頭去。柳原笑道：“你知道么？你的特長是低頭。”流蘇抬頭笑道：“什么？我不懂。” 柳原道：“有的人善于說話，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頭的。”流蘇道：“我什么都不會。我是頂無用的人?！绷Φ溃骸盁o用的女人是最最厲害的女人?！?/span>

正如張愛玲在小說結尾處一筆“傳奇里的傾城傾國的人大抵如此”，范柳原和白流蘇的愛情故事似乎很普通，普通到不用是上海，也不用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愛情中的算計、無聊、溫柔、堅韌在一部《傾城之戀》中慢慢展開。

故事的起頭，張愛玲的一句描述，像是隨意撿起了一個話頭，開始娓娓道來，“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個小時，然而白公館里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p>

新興的東方巴黎，四通八達的道路上人們行色匆匆，唯獨躲藏在梧桐樹后的老式公館還按照自己的脾性過著遺世獨立的生活。一部《傾城之戀》充斥著這般瑣碎的細節，喜歡它的人，每個細節、每段對話都能讀出意蘊盎然，不喜歡的人，匆匆閱畢，可能只會扔下一個字：作！再追加一句：作得慌！雖有“地圖炮”之嫌，但“作”似乎也與上海這座城市的滋養息息相關。

夜上海糜亂的愛情

玻璃門又開了，又是一對男女，男的歪了領帶，女的蓬了頭發，跑出去啦。

舞場慢慢兒的空了，顯得很冷靜的，只見經理來回的踱，露著發光的禿腦袋，一回兒紅，一回兒綠，一回兒藍，一回兒白。

《夜總會里的五個人》收錄在《穆時英全集·第一卷》中

如果說《傾城之戀》是大家閨秀夾帶著新式婚姻的糾結掙扎，穆時英《夜總會里的五個人》則是另一類被模式化的上海愛情故事。十里洋場，光怪陸離，所有人一本正經地在白天的城市里運作，談著一場簡單、純潔的愛戀。晝夜轉換，他們脫去上班時束縛的制服，一頭扎入夜上海的浮華糜亂中，在喧囂的音樂、蹦跳與歡笑哭鬧間釋放自己的欲望。

故事主體內容放在五個人從一個周六下午到周六晚上夜總會里發生的故事，五條幾乎并進的線路，在夜總會里交聚，哪一條線路最為清晰也確實難言。與張愛玲式的“小作”、“小算計”不同，穆時英筆下的人物待人處事都更加冷漠、寡淡。在行文之中，我們或許難以找到以為的“愛情”，但是關于上海的筆墨倒是不少，且這些講述帶著獨特的“穆時英風格”，光、影、色復合交織，諸如描寫淮海中路，他寫道“霞飛路，從歐洲移植過來的街道。在浸透了金黃色的太陽光和鋪滿了闊樹葉影子的街道上走著。”公園、學校、股票交易所、萬國公墓……無一不充滿了這樣的光芒。

雨中悶騷的愛情

這是我在傘底下伴送著走的少女的聲音！奇怪，她何以又會在我家里？……門開了。堂中燈火通明，背著燈光立在開著一半的大門邊的，倒并不是那個少女。朦朧里，我認出她是那個倚在柜臺上用嫉妒的眼光看著我和那個同行的少女的女子。我惝恍地走進門。在燈下，我很奇怪，為什么從我妻的臉色上再也找不出那個女子的幻影來。

妻問我何故歸家這樣的遲，我說遇到了朋友，在沙利文吃了些小點，因為等雨停止，所以坐得久了。為了要證實我這謊話，夜飯吃得很少。

《梅雨之夕》

施蟄存的《梅雨之夕》今天讀來，最先的感受，大概就是感慨一句“悶騷”。故事講述一個普通的辦公室職員，在梅雨之夕看到一輛車上紛紛而下的乘客，最后一位姑娘手中沒有任何防護的雨具。在經過極為復雜糾結的“內心戲”后，他最終邁出一步“終歸是我移近了這少女，將我的傘分一半蔭蔽她。”送她到目的地的路上，簡單地問了問了籍貫與姓氏，他開始愈加確定她是自己曾經的初戀故事。

但沒待多問更多的細節，她便已經抵達目的地，故事在一片茫然無措、悠遠的回憶之中完結。不過筆者看來，小說最為精妙之處，便是兩個人以傘為介質，將彼此與整個“大上海”，與整個世界隔離。

江南的紛繁細雨似乎也成了上海作家寫不盡的背景幕布，《梅雨之夕》之前有戴望舒的《雨巷》，至今還是人們誦詠不絕的詩歌。半個世紀以后，滬上文壇代表性女作家王安憶也以此寫下《雨，沙沙沙》。

革命中的愛情歸宿

秋風乍起，秋夜漸涼。冷寂的夜空中驟然升起一顆信號彈，如同流星從低到高，很快又升起一顆，照亮上海郊區的運河。運河附近有一片白茫茫的蘆葦蕩，蘆葦蕩中隱匿著一艘艘木船，木船里藏著一個個新四軍戰士，夜色中的戰士們全神戒備，只等一身令下便要開展行動。

和十里洋場、陌生男女小作小鬧大不相同的一類上海愛情故事，是在1930年代，烽火狼煙中的革命愛情故事。他們不再是粉飾繁華，而是殘酷的生死離別，是學生與工人的罷課罷工、走上街頭。

《畢業歌》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故事。雖然故事本身的出產就已經賺足眼球，出版方大喇喇掛上嚴歌苓的名字，嚴歌苓又連發三條微博聲明《畢業歌》并不是她寫作的小說，到底出自誰手暫時無考。

不過單純從故事本身來說，十足展現了上海愛情故事的另一個面向：三十年代末期，日據上海，王沐天和三四個同齡男孩進行他們所認為的“抗日運動“。他姐姐的未婚夫洪望楠是國民黨空軍的工程師，這次，洪秘密潛回上海網絡飛機制造人才，為中央飛機制造廠制造戰斗機出力。與此同時，王沐天的表姐桑霞從新加坡來到上海。其實，她是一名共產黨員。多方勢力交織下，青年人不只為理想而戰，還在這過程中找尋到自己的愛情歸宿。

不得不說，上海三十年代的革命愛情故事，也是文脈流長，前有巴金的“愛情三部曲”，后有張愛玲的《色·戒》革命愛情故事成為上海愛情故事中自成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