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墮胎權爭議背后

12月1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州有關“懷孕15周后禁止墮胎”的反墮胎法進行審理。盡管最高法院可能遲至明年六月才會做出最終裁決，但9名大法官中的多數表現出了大幅削弱甚至完全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判例的傾向（該判例設定的最遲墮胎期限是懷孕后的24周左右）。這一情形引發了西方輿論場的激烈討論。

美國華盛頓，數千名美國人在華盛頓聚集，發起拜登政府任內第一次婦女游行，以對抗試圖限制女性墮胎權的保守力量。

《衛報》12月11日發布了一則題為“拆解羅訴韋德案將如何危及其他‘核心基本人權’”的報道，文章援引紐約大學法學教授，憲法、家庭與生殖權利法專家梅麗莎·默里（Melissa Murray）的觀點指出，如果最高法院削弱或推翻羅訴韋德案，那么同性戀權利、避孕權、某些生殖治療權甚至跨種族婚姻權等人們早已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都可能受到牽連，因為它們同樣根植于隱私權。

該文指出，目前由于受到最高法院的限制，各州不得禁止在胎兒獲得“體外生存力（viability）”之前的墮胎行為，但在12月1日的庭審中，大法官們指出了幾種他們可能對羅訴韋德案判例進行重新闡釋的路徑，其中托馬斯大法官（Clarence Thomas）基于“文本主義（textualism）”的觀點，表達了對隱私權是否存在的懷疑，并因為憲法中沒有明確提到這一權利而搖擺不定。這可以保守派推動的另一論點相提并論，例如密西西比州總檢察長斯科特·斯圖爾特（Scott Stewart）主張，墮胎權并非基于美國的“歷史或傳統”。

文章進一步指出，隱私權的理論基礎被稱為“實質性正當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相對于保障特定法律的實施的“程序正當程序”，它保障的是生命、財產、自由等基本權利。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法學教授、同時也是自羅訴韋德案以來長期研究墮胎權的歷史學者瑪麗·齊格勒（Mary Ziegler）指出，對于美國憲法中的權利中的權利從何而來這一問題基本上有兩個普遍的答案，有憲法文本明確提到的權利，例如攜帶武器或反對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也有其他諸如結婚、生育等沒有寫在憲法文本中的權利，后者即通過“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確立的權利。例如1965年，最高法院在格里斯沃德訴康涅狄格州案中取消了對已婚夫婦的避孕禁令；1967年，在洛文訴弗吉尼亞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禁止異族通婚的反通婚法無效；1972年，最高法院通過艾森施塔特訴貝爾德案確立了未婚者也有避孕權利；1973年，最高法院承認了墮胎權。

默里認為，如果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將會基于其不受憲法約束，如果這種觀點在最高法庭上占據上風，那么避孕權、同性戀權利以及體外受精權也可能很快受到牽連，“所有這些都不受憲法文本約束并且在美國歷史上是不可用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實質性正當程序最終獲勝，墮胎權的歷史也可能為其他權利受到阻礙提供路線圖。

不同于上文的法學理路辨析，12月10日刊登在《衛報》的另一篇評論文章指出“美國關于墮胎權的爭論只關于一件事：控制女性”。該文作者認為，墮胎權爭議簡而言之，就是眾多有權勢的人不理解為什么女人應該擁有身體自治權，他們由此認為，一個胎兒，或者一個胚胎，有時候甚至是一個小到肉眼不可見的受精卵，都擁有比它們在其身體之中的那個人更高的權利。在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中，密西西比州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就其能否立法禁止妊娠超過15周的墮胎，這就是在要求為女性身為女性而懲罰她們的權利。

文章提到，12月10日上午，最高法院對得克薩斯州禁止女性在懷孕6周后墮胎的法案作出裁決，得克薩斯的墮胎服務提供者可以就該州的禁令提起上訴，但這個美國有史以來最苛刻的反墮胎法案仍在生效。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在激情澎湃的異議書中寫道：“這是對聯邦體系的無恥挑戰。它呼應了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的哲學，他是南方奴隸制的惡毒捍衛者，堅持認為各州有權‘否決’或‘廢除’任何他們不同意的聯邦法律。”她補充道：“國家為了這個主張打了一場內戰。”內戰前，美國分裂為自由州和蓄奴州，而今天的美國正在愈演愈烈地分裂為享有生殖權的州和反墮胎州。

該文指出，反墮胎主義者的目標，似乎是通過削弱女性權利和將女性群體分化和不平等化。從而提升男性特權。但這個理由上不了臺面，所以他們轉而強調未出生嬰兒的權利高于孕婦，因為未出生嬰兒既無法發聲，也無法投票，任何人都可以聲稱為它們說話。而聲稱要保護未出生嬰兒的大多是保守派，他們一向拒絕普及的醫療保健，更不用說滿足嬰幼兒在食物、衣服、住所和日托等方面的基本物質需求了。他們通常也反對生殖教育，包括取消資助和妖魔化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他們一般不會把流產視為人類生命的損失，除非是為了將女性入罪。在美國的23個州，懷孕期間使用藥物被視為虐待兒童，但沒有人會因為拒絕滿足母嬰的基本需求致其陷入危險而坐牢。收到這些法律懲罰的通常是有色人種女性。眾所周知，墮胎限制懲罰的也主要是懲罰窮人和少數族裔。

預期的懷孕通常被使懷孕者作為洋洋自得和接受恭賀的機會，但意外懷孕則被視為女性獨自完成的邪惡事務。沒有男人因為意外懷孕而受到法律制裁，盡管很大一部分此類懷孕是由他們的性脅迫和拒絕配合避孕而造成的。此外還有他殺的風險，8.4%的孕產婦死亡原因是謀殺，非裔美國女性以這種方式死亡的概率是白人女性的7倍，其中大多數死于伴侶之手。

作者感嘆，沒有任何其他在身體和精神上如此殘酷，可能導致數月失能或是長期傷殘，甚至導致死亡的經驗，當存在一個顯而易見且相對安全的選項存在時，會有人說是一個個體必須經歷的（最為接近的同類事件可能是戰爭時期的征兵）。作者表示，預期的懷孕和分娩既可能是美妙和劇烈的，也可能是悲慘的，她有朋友在第一次懷孕時不停嘔吐，也有認識的人不得不臥床數月，聽說過骨盆骨折、髖關節脫臼、慢性疼痛、威脅生命甚至致命的子癇以及導致大出血的流產。作者另一個朋友的媽媽在生下一個孩子時去世了，她了解剖腹產的殘酷、長達36小時的分娩、陰道撕裂及其引起的失禁、瘺管和其他永久性傷害。對于精神本已處于脆弱狀態的人而言，荷爾蒙變化帶來的知覺變化可能是毀滅性的，如果是意外懷孕，情況可能更糟。將一個新生命帶到世界上來的經歷是深刻的，讓其非自愿地發生是駭人的。

副總統哈里斯本周在宣布對孕產婦健康進行重大投資時說：“我們國家的女性在分娩前、分娩中、分娩后死去。在21世紀的美國，懷孕和分娩不應該冒這么大的風險。”我們都知道懷孕晚期的孕婦負擔沉重，經常筋疲力盡，大小和功能都發生了變化的身體感覺都不像是她們自己的。讓人不是出于自愿而經歷這些是懲罰性的。巴雷特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在庭審中提問，為什么可以在出生時放棄嬰兒的事實沒有解除女性的負擔，如果“被迫養育、被迫母職會阻礙女性進入職場和獲得平等機會……為什么《避風港法案》不解決這個問題？”試想一個門房、一個舞者、一個農民、一個試圖成為律所合伙人的女性、一個女運動員會受到的影響，爭辯說懷孕沒有真正擾亂生活是荒謬的。

文章進一步指出，大多數尋求墮胎的都是已經有孩子的女性，很多女性出于對現有的孩子的愛和盡可能好地養育他們的希望而選擇墮胎。早期避孕倡導者的文獻中充滿了女性的絕望，她們無法應對再次懷孕和生育對身體的影響，也無法負擔照顧另一個孩子的經濟壓力和工作量。在喜馬拉雅偏遠山區工作的醫療服務人員告訴作者，一些女性前來節育，發誓寧死也不愿再要孩子。而非法墮胎的死亡率高到令人震驚。

在該案件中為女性生殖權利辯護的律師對巴雷特的胡言亂語作出了回答：“懷孕本身是獨特的。它將特殊的身體要求和風險加諸女性，并事實上影響她們的一生，影響她們照顧其他孩子、其他家人的能力，她們工作的能力。尤其在密西西比州，這些風險高得驚人。在密西西比州分娩的風險……比在胎兒獲得體外生存力之前墮胎高出75倍，而這些風險不成比例地威脅著有色人種女性的生命。”

原文鏈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dec/11/supreme-court-roe-v-wade-gay-rights-contraceptives-fertility-treatmen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dec/10/arguments-abortion-us-controlling-women-anti-abortionists-women-rights-over-bodies

新自由主義究竟意味著什么？

近日，《衛報》發表了NickCohen對明年即將出版的新書《新自由主義時代？1970年代以來的英國》的評論。

《新自由主義時代？1970年代以來的英國》

與21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一樣，新自由主義是一場沒有明確擁護者的運動。然而，如果你稱對手為“法西斯主義者”或“原教旨主義者”，至少你的聽眾知道你在譴責他們。一個“新自由主義者”？大多數人不會知道你在說什么，但會猜測這聽起來并不是一件壞事。唯一的例外是沉浸在左翼思想中的少數人。只有他們一聽到這個詞就會不寒而栗。

盡管大多數撰稿人都同意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崛起代表著與過去的決裂，但在他們之前真的是社會民主的黃金時代嗎？（給婦女、少數族裔和男女同性戀者賦權的運動不這么認為。）那些變化是意識形態轉變的結果？還是影響每個發達國家的從制造業向服務經濟的轉變的結果？和誰掌權有關嗎？

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學說意在與那些傳統的為無限制的資本主義進行的辯護不同。19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想要一個最小的國家。但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者希望賦予國家權力，以創造和維護市場和競爭。作為歷史，這是乏味的感傷。英國國家執掌了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它利用自己的帝國作為市場，并與中國開戰，以允許毒品自由貿易蓬勃發展。你可以稱之為很多東西，但它不是一個最小國家。在1960年代，英格蘭銀行和外交部促成了避稅天堂的建立，允許富豪、公司和犯罪分子囤積金錢，給人類帶來災難性和持久的后果。

像許多內部行話一樣，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弱得可憐的術語。舉一個日常的例子：自從撒切爾政府于1989年將水行業私有化以來，管理人員和股東利用他們的壟斷權獲得了近600億英鎊的利潤。2020年，這些公司花費了310萬小時向河流傾倒污水。即便是他們拿走的一小部分資金也未能再投資，這實在是太糟糕了，英格蘭東南部可能很快就會面臨水資源短缺的問題。

20世紀中期的政府不會考慮將供水公司交給疏忽大意的奸商。但是，今天的政客和監管當局在壟斷者用糞便覆蓋農村的情況下袖手旁觀，“新自由主義者”的意思就是讓那些人得以逃脫。俄羅斯人永遠不會對弗拉基米爾·普京放過的人使用如此溫和的詞。他們通過談論強盜、掠奪者和欺詐來捕捉裙帶資本主義的盜賊行為。

在西方國家，只有溫和的中左翼政黨贏得了選舉，而且他們的勝利非常罕見。如果認為他們和右翼一樣是新自由主義陰謀的一部分，那么爭取將右翼從權力中移除就沒有意義了。同樣嚴重的是，對新自由主義霸權的信仰回避了將當今的權利視為新自由主義是否有意義的問題。鮑里斯·約翰遜和他的妻子正在進行公開出售。無論他們想要新墻紙還是送上門的晚餐，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吸納富有的捐助者。

然而，他個人的任何腐敗都無法掩蓋約翰遜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事實，他訴諸深深的沙文主義情緒而不是階級利益。任何經濟自由主義者，無論是新的還是其他的，都不會將英國從世界上最富有的單一市場中拉出來。保守派自欺欺人地認為英國退歐會帶來一個放松管制的社會。但應該更多地關注世界，而不是妄想者的幻想——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事實上，他們削弱了出口商，并將稅收提高到自196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撒切爾革命結束了。

保守黨遠非激發企業家活力的動力，不是企業及其工人的政黨，而是停止了工作的那些人的政黨。約翰遜和部長們迎合了他們的核心投票者——養老金領取者們——的偏見，將他們的經濟利益放在首位。無法想象弗里德曼會為政府增稅以保護富有的退休人員的財產而鼓掌。

作者稱，除非你了解他們，否則你不會打敗他們，當你了解他們時，你會意識到無論他們是什么，反正他們不是新自由主義者。

全球供應鏈危機

近日，Kim Moody在《雅各賓》雜志剖析了當前的全球供應鏈的實質。

3月，一場全球奇觀上演了，從馬來西亞開往鹿特丹的巨型集裝箱船長賜號在蘇伊士運河中滯留了6天，一天之內就阻斷了150艘船，造成約10億美元的損失。

但長賜號的混亂并非孤立事件。在世界的另一端，到11月初，大約有77艘集裝箱船擱淺在洛杉磯和加利福尼亞長灘港口外的海上，而碼頭上近三分之一的船只不得不等待五天或更長時間來卸貨。彭博宣稱，“全球供應鏈危機”正在“推動倉庫滿負荷運轉，迫使物流經理爭搶空間”。美國供應管理協會報告稱，制造業活動下降，因為“10月份供應鏈挑戰繼續給美國制造商帶來壓力”。這是怎么回事？

2021年3月28日，埃及蘇伊士，“長賜”號集裝箱船擱淺在蘇伊士運河。

始于2020年的供應鏈危機的直接原因是消費者在耐用品上的支出急劇增加，因為新冠疫情的限制導致人們購買了更多的家用商品，而減少了消費在外面的商店、劇院、酒吧和餐館的服務。那些貨物中有很多來自國外，無論如何都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運輸。然而，問題并非始于大流行。美國行業雜志《運輸話題》在2018年報道稱，卡車和鐵路運輸公司已經“在跟上需求方面遇到了困難”。導致2021年美國供應鏈危機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保持貨物流通的工人的長期“短缺”。

根據美國卡車運輸協會的數據，八萬名司機的短缺是“歷史最高的”。這不僅僅是卡車司機感染了病毒。這種“短缺”也不是因為缺乏會開卡車的人。正如任何卡車司機都會告訴你的那樣，停滯不前的工資、長時間的工作、高壓力和健康問題將工人從這個行業趕出并讓求職者望而卻步。早在大流行來襲之前，情況就是如此。

由于同樣的原因，在此期間工資停滯不前和條件惡劣的倉庫工人也相對短缺。最近的工資增長——由這些勞動力短缺和高“辭職”水平造成的——來得太少、太遲了。

更糟糕的是，在過去的幾年里，在整個非洲大陸運送貨物的大型貨運鐵路公司已經使用精確調度鐵路削減了勞動力，這是他們的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版本。因此，一級貨運鐵路的工人人數從2017年的17萬人下降到2020年的13萬5千人，而鐵路貨運的重量從2010年到2019年增加了40%，美元價值增加了37%。

全國供應鏈上缺乏卡車司機、鐵路工人、倉庫工人和其他人意味著港口擁擠、船舶停運和卸載、倉庫超載、延誤增加、貨架空置和價格上漲。供應鏈管理協會的一位主要高管在11月總結了這個問題：“運輸充滿了中斷”，包括“卡車司機短缺以及對招聘人員從事倉儲和運輸工作的擔憂”。

當大流行在2020年初襲來時，美國制造和建筑供應商的交貨時間猛增了30%。也就是說，以前需要兩天的交付現在需要兩天半。到年底它們有所下降，但到2021年年中再次飆升超過三分之二。

造成這種前所未有的供應鏈中斷如此嚴重和快速的原因是，由于勞動力或空間短缺而導致的生產或運輸中的一個小故障可能會中斷遍布全球的供應鏈。

無論是將零件運送到工廠還是采購到家，現在都將在“準時”（just-in-time）的基礎上完成。例如，汽車制造商從供應商處訂購的零件應該在裝配線上需要時到達，而不是儲存在庫存中。這種經過嚴格校準的運動旨在使商品和貨幣保持永恒的運動。但是，一旦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斷裂、停頓或超載，就會立即產生深遠的影響，并且可以被廣泛地感受到。“準時交貨”本身取消了自身。

從20世紀80年代西方汽車工業引入精益生產和“準時制”，這些方法擴展到每一種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運輸和零售。沃爾瑪和亞馬遜等大型零售商以及福特和通用汽車等生產商迫使其每個供應商，無論大小，都準時交付產品。對于像亞馬遜這樣的零售商來說，這意味著使用數字分析根據對該產品的預計需求來最小化任何商品的庫存。亞馬遜通過其系統快速移動貨物，以至于在向供應商付款之前，就已經收到了顧客購買產品的付款。

為了加快供應鏈中的移動速度，21世紀倉庫從存儲場所轉變為了移動場所——貨物盡快進出。盡管倉庫和倉庫工人比20年前更多，但很少有空間和人力用于存儲。因此，當大流行來襲和消費者需求飆升時，沒有庫存可以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貨物進入和穿越全國——而且沒有足夠的工人來足夠快地運送它們，東西堆積如山，交通堵塞。供應鏈的所有“大數據”和數字協調都無法克服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速度帶來更大的風險。洪水、停電、計算機故障、年久失修的道路、勞資糾紛，或者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流行病和貿易問題都可能導致準時制系統陷入停頓。低庫存增加了中斷的風險，而速度通過“漣漪”或“滾雪球”效應推動供應鏈上下錯位。

數十年來致力于增加利潤的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市場崇拜使社會容易受到準時制供應鏈肆無忌憚的力量的影響，同時剝奪了馴服野獸的政治手段。削弱的工會和勞資合作計劃也限制了我們在所有供應鏈運動的源頭剎車的能力：無論是工廠、倉庫、卡車或火車、港口、電腦端、商店。

無論供應鏈上有多少自動化或數字跟蹤，每個生產點和貨物移動點以及服務的提供都取決于工人——僅在美國的基礎設施和交通運輸中就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歸根結底，準時交付的速度是由工作強度和工作加速創造的。“大數據”本身不能移動任何東西。

作者看來，建立工會，提高生活和工作標準，縮短工作時間，獲得更高的工資——這場供應鏈危機將會消退，勞動力短缺將成為過去式，對今天令人發指的不平等的打擊將受到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