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到這兩首詩，我都會汗毛直豎。”電影紀錄片導演吳飛躍挽起右邊袖子，露出手臂，“就像電流一樣，每次碰到都會被再次觸動。”

這兩首詩是《紙上還鄉(xiāng)》和《礦難遺址》，它們都與死亡有關。

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三連跳”事件震驚世界，當時在富士康打工的郭金牛被派去安裝“防跳網(wǎng)”，他用安裝防跳網(wǎng)的手寫下《紙上還鄉(xiāng)》的詩句：

少年，某個凌晨，從一樓數(shù)到十三樓/數(shù)完就到了樓頂/他/飛啊飛。鳥的動作，不可模仿/少年劃出一道直線，那么快/一道閃電/只目擊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龍華鎮(zhèn)略大，迎面撞來……

《礦難遺址》是煤礦工人老井紀念礦難遇難者的詩。老井在詩的題記中說：煤礦井下發(fā)生瓦斯爆炸后，現(xiàn)場產(chǎn)生的大量瓦斯及明火往往會引起反復的爆炸，有關部門只有下令砌上隔離墻以隔斷氧氣，避免爆炸再次發(fā)生。

“沒來及搶救出的許多遇難者遺體便被擱置了地心的黑暗里，一年二年，甚至更久。”

兩年前的3月，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在《讀書》雜志讀到詩歌評論家秦曉宇的《共此詩歌時刻》，文中提到一個他此前沒注意過的群體——工人詩人。

不久，吳曉波在杭州把上述兩首詩拿給導演吳飛躍看，希望他將詩歌以影像的方式呈現(xiàn)。

當晚，詩中的意象一直在吳飛躍腦海盤旋，他幾乎睡不著覺。次日，吳飛躍回到上海，召集公司所有同事，為他們讀了這兩首詩。

他向同事提出一個想法：將公司所有項目暫停，為工人詩人拍攝一部紀錄電影，呈現(xiàn)他們的寫作和生存狀態(tài)。

夢想/現(xiàn)實

截至2016年12月10日，由吳曉波擔任總策劃，吳飛躍、秦曉宇導演的紀錄電影《我的詩篇》已通過眾籌的方式，在全國超過180座城市放映了900多場。

吳飛躍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影片將于2017年1月13日公映。在此之前，盡管影片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紀錄片金爵獎，也入圍了臺灣金馬獎和全球最大的紀錄片節(jié)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jié)，但直到今年10月20日，《我的詩篇》官方微博仍在發(fā)布尋找宣發(fā)公司的消息：“國內尚且沒有一家發(fā)行公司對這部影片的全國院線發(fā)行有足夠信心。”

2015年6月17日，影片主角之一鄔霞受邀參加上海電影節(jié)“互聯(lián)網(wǎng)電影之夜”。

走過五十米的紅地毯，讓吳曉波覺得“是一件煎熬人的事”：“我和鄔霞、曉宇、飛躍站到簽名大屏前面，攝像機們象征性地舉起，然后快速地放下，幾分鐘后即將到來的李易峰才是真正的高潮。”

而吳飛躍覺得，這一刻如果拍下來會很有意思。“走過去的都是像劉亦菲、宋承憲這樣的大明星，我們像‘闖入者’般進入一個被閃光燈包圍的有點虛幻的世界。”

紅地毯外的攝影師和粉絲前面還在尖叫，“突然看到我們就蒙了。”吳飛躍說，“你能感覺到那氣氛比之前冷了。”

個子瘦小的鄔霞穿著深粉紅色吊帶裙出場，那是她在地攤上花七十多塊錢淘的，也是她最喜歡的一件。一旁的吳曉波發(fā)現(xiàn)，平時很少穿高跟鞋的鄔霞走起路有些一搖一擺，不像那些女明星們那么步態(tài)優(yōu)雅。

紅毯環(huán)節(jié)結束，鄔霞坐在劉亦菲和宋承憲身后，那場景對她而言如同夢境。“看到那些明星很激動，本來我就是追星一族，很羨慕那些明星的生活。”但她“沒有機會、也不好意思和那些明星交流”。

1996年，14歲的鄔霞初二輟學，從老家四川內江來到深圳一家日資制衣廠打工。擔心工廠不收童工，她借了表姐的身份證進廠登記。“從這一刻起，我是這家日資企業(yè)的假名童工，在年滿18歲、拿到身份證之前，要過隱姓埋名的生活。”

剛進廠時，鄔霞在包裝部上班，每天站十幾個小時，“腳底鉆心般地疼痛，小腿腫得像饅頭，每天晚上下班后，感覺雙腿像灌了鉛，躺在鐵架床上時，雙腿抽筋。”

然而，對自尊心極強的鄔霞而言，精神的痛苦比身體的勞累更難忍受。每次領導用粗口罵她，她都會“覺得很沒有尊嚴”，躲在宿舍或走廊里哭。

一次，鄔霞和同在工廠上班的母親坐在坐桶上干活，廠里一個男翻譯路過，嫌母女擋路，對著她們的坐桶一腳踢過去。“我就氣得要命，覺得好像自己低人一等。”

到了晚上，鄔霞的怨氣仍無法排解，一向喜歡看文學雜志和言情小說的鄔霞突然萌生創(chuàng)作的想法。她對母親說，“臺灣的席絹和于晴可以寫小說，我為什么不可以？”（編者注：席絹和于晴均為臺灣地區(qū)言情小說作家。）

從此，她用在流水線工作的所有間隙寫作，有時晚上11點多下班，她甚至寫到凌晨三四點。寫作成了她的情感出口和精神慰藉，也寄予著她改變命運的希望：她想通過寫作得到一份類似編輯的“體面”工作。

她想象自己是言情小說中的作者或女主人公。在一本小說的封面上，女作家席絹背著一個單肩包，她便模仿席絹去買了個黑色單肩包。可那時她覺得自己是工人，“出去也不好意思背包，怕別人說又不是坐辦公室的背什么包”。

愛美的鄔霞常在夜市買20多元的裙子，但平日里她就穿著直筒式的工衣，不敢穿裙子出門，“覺得只有白領才適合穿那些漂亮衣服。”

她把吊帶裙藏在床上，等半夜舍友都睡著了，就偷偷穿上，跑到工廠的洗手間。她拿玻璃窗當鏡子，對著“鏡子”轉圈、擺造型。

“互聯(lián)網(wǎng)之夜”播放了《我的詩篇》中關于鄔霞的片段，鄔霞的詩《吊帶裙》以旁白朗誦和字幕的形式呈現(xiàn)在大屏幕上：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吊帶熨平/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然后從腰身開始熨起/多么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凈的手/林蔭道上/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最后把裙裾展開/我要把每個皺褶的寬度熨的都相等/讓你在湖邊/或者草坪上/等待風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讓裙裾飄起來/帶著弧度/像花兒一樣/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jié)竦膹S服/我已把它折疊好/打了包裝/吊帶裙/它將被裝箱運出車間/走向某個市場/某個時尚的店面/在某個下午或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愛你

向澎湃新聞回憶寫這首詩的過程時，鄔霞描述了另一個夢境般的場景：在工廠熨燙吊帶裙時，水汽裊裊升起，白色的迷霧如同仙境，她想象自己是詩中那位“陌生的姑娘”，穿上吊帶裙，腰身被白馬王子輕撫。

她常常這樣邊上班邊構思作品，下班后就寫下來，“這樣會覺得工作的時間過得快一點。”

成年后，鄔霞報名一家在某雜志廣告頁上號稱“圓你明星夢”的藝校，從深圳遠赴位于大連的藝校學編劇8個月，把當童工4年的積蓄全搭進去，卻沒得到任何正規(guī)培訓；從藝校回來，她在父親陪同下，帶著小說手稿來到廣州一家出版社，編輯讓回去等通知，等來“不宜出版”的信；她去書店抄下所有能看到的文學雜志、出版社的地址以便投寄作品，在一些刊物上零星地發(fā)表一些作品……通過寫作改變命運的激情被這一系列經(jīng)歷消磨。

她至今記得第一次發(fā)表作品是在2001年底，一本大眾文學雜志刊登了她的一篇隨筆，筆名夢遙。許多年過去，成為編輯、過上“體面”生活依然像個遙遠的夢。

2015年6月21日，《我的詩篇》于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獲最佳紀錄片金爵獎。鄔霞回到深圳，想要找一份文職工作。

她再也不想回工廠。

更多人通過紀錄電影和媒體報道認識了鄔霞，幫她介紹工作，但都因為沒有學歷失敗了。“這一年多找工作，因為沒有文憑吃了好大的虧。”

因為影片的影響，鄔霞上了央視和鳳凰衛(wèi)視，成名后的鄔霞反而看清“寫作不可能改變命運”。“寫作是我的精神支柱，上癮了，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流動/固化

《我的詩篇》中的其他5位主角——煤礦工人老井、爆破工人陳年喜、叉車工人烏鳥鳥、充絨工人吉克阿優(yōu)、富士康流水線工人許立志，也曾有憑詩歌改變命運的想法。

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兩點，許立志在深圳龍華新區(qū)一座大廈的17層窗口一躍而下，去世時僅24歲。在此一個月前，許立志拒絕了《我的詩篇》拍攝請求，稱自己已經(jīng)不寫詩了。

得知許立志去世，秦曉宇和吳飛躍去了許立志在深圳那間350元一個月的出租屋，看到許立志寫給深圳中心書城的一份自薦信。信中，許立志列舉發(fā)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并強調自己對書的熱愛：“我羨慕所有在書城上班的人，他們可以在書海里暢游，時常能見到來書城做活動的著名作家，獲得更好的學習機會。”

2016年11月，在本世紀初就獲得多項文學大獎并以“打工詩人”身份聞名的鄭小瓊，出任廣東省作協(xié)主辦的文學期刊《作品》雜志社副社長。

許立志的房間有鄭小瓊的詩集。鄭小瓊曾在深圳的一次詩會上遇到許立志，“他那時很活躍地參加詩會，我看過他的詩。同樣年紀的時候，他比我寫得好。”但鄭小瓊“害怕看見年輕人熾熱的眼睛，希冀她告訴他們改變命運的方法”，“寫‘打工詩’的人數(shù)以萬計，能如她一樣改變命運的，少得可憐。她拿不出能傳授他人的方法，更害怕自己的光環(huán)會遮蔽掉這真相。”（見張瑞、李驍晉：《流水線上的兵馬俑——打工者許立志寫作史》，《南方周末》2014年11月）

陳年喜比鄭小瓊更悲觀。12月1日在北京皮村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他多次用“鐵板”、“銅墻鐵壁”來形容社會階層的固化風險。“你要想把這個鐵板破開，真的是特別不現(xiàn)實。不同階層的人可能會同情你，給你一些幫助，但很難讓你進入到他那個階層。”

爆破工的經(jīng)歷讓陳年喜走遍大漠荒山，工人詩人和《我的詩篇》主角的身份則讓他有機會去許多大城市參加頒獎和展映，接觸許多詩人、記者、藝人、企業(yè)老板，又赴美與名校教授交流。

一年前，陳年喜受邀參加一檔名為《詩歌之王》的電視節(jié)目。今年11月5日，因《我的詩篇》沖擊第8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緣故，陳年喜受邀跟隨主創(chuàng)人員去了美國波士頓、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在7所高校和1個工會做展映交流。

從美國回來后，陳年喜感覺“特別的沮喪”。他暫住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做義工，沒有收入。母親患食道癌，妻子身體也不好，兒子因他常年在外打工而變得叛逆和疏離。

身高一米八四的陳年喜因常年低頭和扛機器在低矮的礦洞中作業(yè)，患了嚴重的頸椎病。去年4月，醫(yī)生在他的頸椎植入了三塊金屬，以致于在美國過安檢時總引起安檢門的報警。術后的他無法再回到從事了十幾年的巷道爆破工作。

長年被巷道爆破的巨大噪音沖擊，陳年喜右耳幾近失聰，左耳聽力亦慢慢退化。陳年喜很迷茫，“現(xiàn)在自己身體這樣了，聽力這么差，頸椎也不好，不可能再到礦山去了。今后怎么養(yǎng)家糊口？你說你還能干別的什么，你還會干什么？”

在皮村，陳年喜的工作是跟工友之家的人外出做關于工人生存狀況的調研，以及到北京的各個募捐點去回收愛心人士捐的衣服。衣服挑好的拿到“愛心超市”賣，差的賣給回收廢品的人。

他給妻子、孩子和自己挑了三箱十多二十元的衣服，郵寄回家。“假如過幾年我身體不好掙不到錢，這些衣服至少可以讓我全家穿10年。”

“我一生都活在這種特別深層的恐懼當中，好像一生都在為自己挑衣服，給自己取暖，把自己包起來、隱藏起來，不愿意去面對這個強大的世界。”

但他樂意站出來配合《我的詩篇》的宣傳和交流活動。“它（《我的詩篇》）可能沒有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明顯的影響，但不管什么人看了電影，都會在心里留下一個劃痕。若干年后，假如觀眾當中的某些人到了一個多少能給工人提供幫助的處境，他可能會為工人做一點事情。”

導演吳飛躍也希望影片能對社會和人心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不管是電影，還是《我的詩篇》的整個綜合計劃，我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通過一種強有力的方式，讓工人、詩人的心聲和他們詩意的文化創(chuàng)造傳遞到更多的人那里，然后促進大家的反思和對話。因為我們覺得不同階層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對話其實是一個社會良性發(fā)展的標志。如果一個人只生活在自己的一個相對封閉的世界里頭，對其他人的情況不聞不問，我覺得那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

言說/失語

對《我的詩篇》來說，傳播到工人群體本身比傳播到“另一些群體”更難。

一年多來，電影的觀眾中有老人也有小孩，有企業(yè)主也有大學生，大部分是年輕的城市白領階層，不乏有過工人經(jīng)歷的人，卻極少現(xiàn)在仍是工人的人。

吳飛躍覺得，工人觀影“需要更多帶動”。“我們就有這樣的案例，有些企業(yè)的老板看了《我的詩篇》很受感動，包場下來讓自己的員工看。有個做房地產(chǎn)的企業(yè)主看完后，叫他的包工頭們跟承接他項目的建筑公司說，今天晚上的工程可以停下來，他出錢請工人們一起去看。先傳播到工人群體之外，再傳播回工人那里，可能是我們比較能主動規(guī)劃的一個路徑。”

曾經(jīng)有一位在舟山開造船廠的老板在觀影后特意找到吳飛躍說：“我們船廠曾經(jīng)辦過一個很小的圖書館，我看好像沒有人進去，就讓人把門給鎖了。今晚回去我會重新把門打開，哪怕只有一位工人要進去看書，我也要為他留好這扇門。”

與在工人以外的群體受到的歡迎不同，影片曾在工人觀眾那里遭到“冷遇”。

2015年7月12日，《我的詩篇》北京首映會在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舉行。皮村是北京市東北五環(huán)到六環(huán)之間的一個城中村，除1000多名本地居民外，12000多名外來務工人員居住于此，他們大多在建筑、工業(yè)以及服務行業(yè)工作。

秦曉宇參加了北京首映會。

那天天還沒黑，工人們抱著孩子、拿著板凳來到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院子里。秦曉宇對工人們說，“電影主人公和大家一樣背井離鄉(xiāng)，在城市里跑生活，如果說有什么區(qū)別，就是這些人用詩歌表達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喜怒哀樂。許多打工朋友可能不太會表達，有什么事擱在心里或者跟親戚朋友說說就完了，但我覺得大家的聲音應該傳遞給社會的其他人，讓更多人知道你們的心情和處境。不管怎樣，特別希望大家看完片子和我交流，特別想聽到大家看完電影的感受。”

影片從七點多放到九點多。中途有小孩睡著了，工人抱著孩子離開；一些工人要早起上班，中途離席回家休息。放映結束后，秦曉宇走到院子中央，希望跟大家交流，工人們卻三三兩兩散去。

“在別的地方放映，其他職業(yè)的觀眾會有跟導演交流的強烈愿望。在皮村，工人看完好像心情很沉重，可能不知道說什么好，可能不習慣表達，最后大家散去了，和工人的交流沒有實現(xiàn)。”

長期處于失語境地的工人，面對這樣一部講述工人詩人故事的紀錄電影失語了。

在《我的詩篇》系列活動中，“沉默”一詞隨著一首叫《最后》的詩頻繁出現(xiàn)，這首詩出自曾有多年工人經(jīng)驗的詩人杏黃天。2015年2月2日，北京皮村舉辦《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工人朗誦自己寫的詩并通過網(wǎng)絡傳播，朗誦會結束時全場共同朗誦《最后》；在上海電影節(jié)“互聯(lián)網(wǎng)電影之夜”，紀錄電影的主創(chuàng)人員也邀請現(xiàn)場觀眾和主持人一起朗讀了這六行詩：

我沉默的詩篇原是機器的喧嘩/機器喧嘩，那是金屬相撞/金屬的相撞卻是手在動作/而手，手的動作似夢一般/夢啊，夢的疾馳改變了一切/一切卻如未曾發(fā)生一樣沉默。

一切并非像詩中所說的，如未曾發(fā)生一樣沉默，工人詩人選擇了表達而非沉默。但這樣的表達是否無法影響現(xiàn)實，就像不曾表達一樣？

“詩歌是一個無用的藝術。”比起改變現(xiàn)實，陳年喜覺得表達更大的意義在于記錄，“幾十年、幾百年以后，人們透過你的文字、你的電影看到這個世界的一鱗半爪。”

年輕的時候，老井想過通過文字稍微改變礦工的命運。“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加，我越覺得這是不可能的。”采訪中，身患高血壓及頸動脈硬化的老井說話有些氣喘。“現(xiàn)在我只能用文學做個記錄，讓后來的人知道，有那么一些人在做什么事就行了。”

這樣的想法讓老井堅持留在幾百米深的礦下工作。2015年，老井接受鳳凰衛(wèi)視采訪時說，十年前有機會調到地面上，他拒絕了。理由是，創(chuàng)作煤礦題材作品且還在一線工作的寫作者太少，他愿意留在井下，用文字讓更多人了解礦工的故事。

生命/死亡

在所有現(xiàn)實中，死亡當然是最黑暗的部分之一。

在幾百米地心深處工作的28年里，老井從最初“下井有種下地獄的感覺”的新人，變成一個冷靜而又情感豐富的觀察者。 死神既是他觀察和記錄的對象，也是多次與他擦肩而過的“熟悉的陌生人”。

成為礦工的頭兩年，他曾意外倒在皮帶機上隨著煤流滾滾向前，在到達幽深、筆直的井筒前條件反射地跳下皮帶機，逃過墜滑下去摔死或被煤流掩埋的命運。

2008年的一個夜晚，加班4小時后的老井放下鐵鎬坐在地上休息，班長大聲呵斥他干活。在老井起身邁出步伐的瞬間，一塊大矸石從洞頂?shù)粝拢以谒麆倓傋碌牡胤健＃ㄒ妼O俊彬：《礦工、詩人和塌陷湖》，《界面新聞》2016年10月）

在老井心中，死亡背后有一種神秘的力量。

有一次用炸藥崩煤后，躲在巷道風門外的工人們跑向工作面干活，卻推不開封閉的風門，只見細細的煤粉從門縫內溢出。他們這才明白，炸藥崩煤后發(fā)生了煤和瓦斯突出事故，瓦斯攜帶若干噸突出的細碎煤流，把從工作面到風門的幾十米巷道都填上了。

“假如當時這里有幾十幾百人，肯定不是被活埋也會被瓦斯給熏死，假如沒有這風門做庇護，假如突出的煤塵的沖擊力再大些、快些，風門抵擋不住的話，假如煤和瓦斯再延遲突出幾分鐘，人都進入風門內的話……假如以上任何一點變成現(xiàn)實，這段巷道就變成天然的棺槨了！”

“從生存到死亡的距離，只有僅僅幾十厘米的厚度。”事后，大家爭著去親吻那木頭的門。老井只是呆呆地抬頭觀望，看著由鋼梁和塘材芭片支撐起的頂板，“它是未知的，不可預測的，隨時都可能坍塌的。”

在這股不可預測的神秘力量面前，陳年喜常常痛恨自己的無力。

2013年春，陳年喜在河南南陽一座山上做工。一天下午，他剛從礦洞出來，就接到弟弟的電話：母親查出食道癌，晚期。

“我?guī)r石一樣，轟地炸裂一地”。

那一刻的感受被陳年喜寫進詩里。

盡管無心欣賞，陳年喜仍清楚地記得當時漫山是盛開的桃花。他甚至記得巷道起爆時，氣浪會沿著一個60米深的斜井上來，沖得礦洞口外的兩棵桃花劇烈地顫抖。“突然回想起我在世上奔波了這么多年，老天為什么對我這樣的不照應。”

陳年喜不知道桃花凋零和母親病逝哪個會發(fā)生在前面，但家里缺錢，他不能停下礦里的工作回家看望母親；彼時他的父親癱瘓在床，直到兩年后去世：

我微小的親人，遠在商山腳下/他們有病，身體落滿灰塵/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

做爆破工的收入勉強能支付親人的醫(yī)藥費，卻無法平息家人對陳年喜安全的擔憂。陳年喜因為頸椎病無法回礦上工作，對妻子而言竟成了好消息，“她說至少你安全了。”

“她特別不情愿讓我去打工，因為她的親弟弟也是在礦上被炸死的，我去收尸的時候那人完全不成樣子了。”

2003年，妻子的弟弟在山西臨汾遇難，陳年喜連夜從河南靈寶趕到山西臨汾，而煤老板早已把遺體從礦難發(fā)生的地方拉到臨汾的另一個縣城。

和煤老板的談判異常艱難。整整一個禮拜，陳年喜都沒怎么睡覺。談判結果是，對方賠償13萬私了。

離開前，陳年喜說：“老板，我怎么著也得看看我弟死的現(xiàn)場。”

對方的回答是“不可能”。

至今，那次礦難發(fā)生在哪里、死了多少人，對陳年喜來說仍是個迷。

個體/洪流

電影鏡頭跟隨剛失業(yè)的叉車工烏鳥鳥，來到廣州的一場招聘會。

烏鳥鳥拿著一疊獲獎詩作向用人單位介紹自己：我會寫詩，如果你們有內刊，我可以做內刊編輯，我也會開叉車，當司機也可以。

鏡頭記錄下烏鳥鳥幾次遭拒絕的尷尬，有人說他的詩只看到黑暗的一面，有人客氣地贊許他寫詩的行為并表示不需要寫詩的人。一位招聘負責人則把話說得很直接，“你做這份工作到底能不能賺到錢，能賺到錢咱們去做，賺不到錢咱們就不做。”

在電影的這一部分，寫詩和賺錢仿佛高雅和世俗的代表，而二者在如今的吉克阿優(yōu)那里并不矛盾。

涼山彝族工人吉克阿優(yōu)曾在詩歌里揭露彝族童工的悲慘命運、毒品對涼山彝區(qū)的危害、彝族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文明沖擊下的消逝……他希望用文字改變人的思想，從而改善彝族人的生存狀況。

后來他感覺這一想法“行不通”，“還得經(jīng)濟方面有個支持才行。”

在一個由某食品公司贊助的征文比賽中，吉克阿優(yōu)和該公司董事長相識，后者經(jīng)營著一個彝族風味的啤酒品牌，成立了“經(jīng)商扶彝公益基金”，每銷售一箱啤酒抽出0.5元幫助涼山貧困山區(qū)的兒童和老人。

“我搞文學，別人經(jīng)商，我們可以聯(lián)合起來把這個品牌做大，又可以做公益。”今年8月，吉克阿優(yōu)離開打工多年的浙江回到?jīng)錾剑尤肓诉@家食品公司。

“工人群體的命運是資本上的問題，”吉克阿優(yōu)陳述觀點的語氣不是那么篤定，“資本在誰手里，誰就有話語權。”

陳年喜常在詩歌中表達個人面對某種洪流時的渺小。這種洪流有時是命運、有時是死亡、有時是資本。

一次，陳年喜在礦洞外吃飯，老板喊著趕緊拿被子，陳年喜知道肯定有人出事了。吃過飯，陳年喜和工友開電瓶車進洞上班，進到8000多米深時，前方斜坡上來一輛礦斗車。

一名工友被倒置在車里，兩只腳搭在車外，被子包著他蜷縮的尸體。

那名工友被運走后，空出來的礦斗車馬上被工人用來上下斜坡。“我們跳上去一看，里面的血這么厚。”陳年喜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三厘米，“腳都踩著那個血，太可怕了。”

“不能先把車里的血清了嗎？”

“那不能，每個礦斗車都有分工，跑這個巷道的、走那個斜坡的，臨時換會耽擱公司進度。整個礦洞像一條高速運轉的鏈條，個人是其中特別小的一環(huán)，你這一環(huán)掉出了問題，馬上就會彌補上，系統(tǒng)不會停止運轉。”

陳年喜說，他參與的每個采礦工程都有傷亡預算。人命被算入成本的一部分。

2016年11月的一天，陳年喜登上帝國大廈頂樓，寸土寸金的曼哈頓島盡收眼底，呈南北條形狀被哈德遜河包圍。夕陽給眼前的一切灑上金色，陳年喜覺得很不真實。

陳年喜寫了《帝國大廈》，這首詩在舊金山的碼頭工會被詩人自己朗讀，里面有這樣幾句：

站在最高的觀望臺上/我并沒有看到更遠的事物/初冬的朔風從四面吹來/讓我更加惶惑:人到底意欲何往？

他不知道翻譯有沒有準確地傳達他的詩意，不過當現(xiàn)場的一位聽眾將“人到底意欲何往”解讀為“資本到底要把人帶到什么地方”時，陳年喜認可了這種理解。“資本刺激著人的消費欲，讓人的欲望越來越大，膨脹到不可駕馭，如果完全跟著資本走，人最后真的會走上一條不歸路”

一名舊金山的碼頭工人舉手提問：“我們也特別迷茫，你能不能告訴我們，怎樣才能不被資本驅趕著走。”

陳年喜告訴澎湃新聞，當時他只是拐彎抹角地聊了這個問題，“其實我真的沒有答案，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