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榮譽院長）

主題：北大光華第18屆新年論壇——“全球變局，中國策略”

時間：2016年12月10日

主辦：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編者按】

12月10日，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舉行的北大光華第18屆新年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發表了題為“尋找‘紅利’的新源泉”的演講。他指出，原有的紅利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過程中涌現出來，但那時人們不珍惜這些紅利，以為它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過分利用，導致紅利枯竭。現在，全世界都存在原有紅利喪失和新紅利涌現的問題。

厲以寧認為，中國的新紅利不止一種，除了新的改革紅利以外，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它將給中國帶來新的人口紅利。此外，影響最深遠的社會和諧紅利在中國正在通過改革形成，這種全新的紅利將使中國特色更加顯著。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對厲以寧發言的摘錄：

原有紅利的喪失和新紅利的涌現是全世界都存在的問題。原有的紅利可能是人口紅利，也可能是資源紅利，它們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過程中涌現出來。但是，人們在這個階段是不珍視這些資源、不珍惜這些紅利的，以為這些紅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過分利用，導致紅利枯竭。

原有的紅利枯竭之后，經濟會陷入停滯，找到新紅利很困難。資源要升級談何容易呢？新的資源如石油等礦產，不僅需要勘測，而且需要大量投資，需要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一定的熟練工人，這些往往不是本國力量能夠承擔的。于是在原有紅利喪失以后，資源的新發展只能依靠外國技術、外國資本、外國人才。這個問題值得發展中國家思考。

改革紅利又稱為制度紅利，體制紅利是通過改革而出現的。世界上所有的工業國家無一例外都經歷了改革階段，只有經歷了改革才能獲得改革紅利。換句話說，改革紅利不可能是自然產生的，不改變傳統的體制就不會有適合工業化、后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的新體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例外，中國同樣如此。如果資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場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紅利就無法涌現出來。

以資本為例，如果資本不夠充足，那么再聰明的創業者也無能為力。有時候，我們不怕融不到資金，而是怕不知道怎么使用融到的資金，還有如何把它用好。有眼光、有作為、有遠見的創業者同其他人的區別就在于是否能用好手頭的資金。

改革紅利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調動每一個投資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此產權保護便成為了關鍵。沒有產權保護就談不到發展。公有產權要保護，非公有產權同樣要保護。無論是公有還是非公有，無論是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還是其他有形或無形資產的產權，我們都應當一視同仁，使其受到法律保護。只有當法律是公正的，社會上的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人才會安下心來，社會的活力和動力就能保持充沛。

改革紅利是普遍的紅利，無處不在，無處不發生作用。體制改革沒有終點，意味著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決所有管理問題、體制問題，因此需要不斷進行改革。體制越是適應于現代經濟發展狀況，經濟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績。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不斷完善體制改革的延續。

舉一個例子，1979年中國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調動了廣大農民的主動性、積極性，農村隨之辦起了鄉鎮企業。幾年之后，糧票、油票、肉票都被取消了，鄉鎮企業開辟了市場，打破了計劃經濟大一統的天下，農村出現了新天下。中國改革有一個特點，就是過程中會存在爭論，但是回頭看，走過幾年之后，改革跨了一大步。同時，社會發展在改革中保持著前進的步伐。

進一步說，改革并沒有在農村承包制止步。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公開發表以后，全國又一次掀起了市場化和股份制試點的高潮。國有企業紛紛改制為股份制企業，民間資本投資創辦了不少大中型的民營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村發生了變化，農村開始向外輸送勞動力，原來只有少數人，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遠地方的鄉村都在向外輸送勞動力，這引起了中國的繼續變化。中國人當時老是擔心：中國加入WTO以后，我們的農業怎么辦，我們的工業怎么辦。爭論歸爭論，害怕歸害怕，但是真正加入了，又走通了一條路。

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十八大以后，中國在改革方面繼續推進，改革措施具有深遠的意義。比如說，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商業領域內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在農村土地確權的基礎上土地流轉，精準扶貧，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等等。在所有這些改革措施中，最有影響的是保護產權，包括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和其他無形產權，明確以法律為準繩，公有經濟產權要保護，非公經濟產權同樣要保護，隨之而來活力和動力就涌現出來了。這就驗證了持續不斷地改革所取得的成績。

目前，中國正在悄悄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動下，改革紅利不斷地涌現出來。中國的人力資本革命會給中國帶來一個新的動力。一方面，廣大農村正在掀起學習知識、技術的創新、創業的新浪潮。近些年，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城歸。過去沒聽說過這個詞，只聽說過“海歸”，現在出現的“城歸”，就是指農村外出打工回來的人。他們在外面工作了若干年，認識了一些朋友，學會了技術，積累了資本，更懂得了市場是怎么運作的，現在回到家鄉干事業。為什么回家鄉去干事業呢？因為家鄉有用武之地。

我曾經帶政協的調研組去過幾個縣考察，其中一個是陜西南部漢中地區的西鄉縣。因為漢中的水要經過丹江口水庫，若要向北調水的話，丹江口水庫的水質不能遭到污染，所以就規定了漢江兩岸的農田不準使用農藥，不準施化肥。西鄉縣既然不讓農民使用化肥和農藥，那他們就不種糧食，當地有特產的茶樹非常有名——富硒茶，所以農民改為全部種樹。種樹需要勞動力，茶葉加工也需要勞動力，于是就讓各戶通知在外打工的人回來。因為他們在外面，孩子沒人照顧，老人沒人照顧，而他們回到家鄉發明了“茶樹業”。經濟得到了更快的發展，自己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創業的機會。

還有一個例子，我在貴州畢節地區看到原來農民很多住在山上，不愿意下山。下山之后，擔心靠什么維生。我剛到畢節是2004年，坐著汽車在村里經過，墻上畫著大標語寫道：“不讀完初中，不外出打工”。我問陪我去的干部：“初中畢業的孩子還只有15歲、16歲，他們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嗎？那不是違背國家政策？他們還是童工嘛。”后來標語改了，改成了：“不完成職業技術教育，不外出打工”。你要想外出打工可以，初中畢業以后接受職業技術教育，才能出去。

過了幾年，我又到畢節——因為我是貴州畢節的扶貧組組長。一看情況變了，外地打工的人多數又回來了。問他們為什么回來，他們說已經有了技術，回家鄉開了小微企業。那些小微企業中，有面包坊，以前這里的人從來不吃面包。還有生日蛋糕，以前這里的人也不知道生日蛋糕。這些外出回來的人開了店，結果生意很好。我在畢節看到，當地現在形成了一個習慣，給小孩過生日要買蛋糕，小孩上小學要買蛋糕慶祝，老人高壽也要買蛋糕，所以這個生意做得非常好。這就是他們在外面學到的技術。

在貴州畢節，人們開始學外面一些時髦的事情，但是在大商場買又太貴，在那看的人多，真正買的人少。現在在外務工的人回來了，在外面當裁縫的，學會了做衣服，開始自己做衣服銷售，式樣比商場還要新，價錢便宜得多。在這樣的條件下，畢節新辦了一個區——小微企業創業區，讓回家搞小微企業的人都有地方安身。小微企業的主人非常高興，過去沒人管，到處找地方擺攤。現在辟一個園區給他們，有了管委會，也有了歸屬感。這些都是新的變化。

還有一個例子，我們在很多地方看到農民辦起了農家樂。辦農家樂要人，于是就有農民讓兒子回來，別再跟老婆長期分居。辦農家樂需要勞動力，于是農家樂就變成了創業的又一個基地。農家樂的公路邊上，有很多小汽車、摩托車的修理廠，都是外出務工的人回家鄉辦的。這些情況變化得很快，這就是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人力資本革命。

現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不少地方展開了起來。現在的年輕人跟幾十年前的年輕人不一樣了，他們的知識面廣，懂外面的經濟，所以容易形成創業的風氣。對創業者來說，最要緊的是創意，有創意才有創新，有創新才有創業。很多觀念需要改變，熊彼特一百多年提出創新的那種觀點，針對的是工業化。現在是后工業化、信息化了，那些話不完全管用了。

根據熊彼特的理念，要創業創新，把發明家的東西引到經濟中去就變成了創新。而現在，只要有創意，事業是可行的，資金馬上到位了。現在很多資本在等待有新的發明出來。這一大批創業者是中國的希望。

無論是農民還是剛才提到的創業的青年人，都是中國的希望，這就是新紅利產生的根源。有人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枯竭了，那是他不了解中國。他了解中國的話，看看中國的人口紅利枯竭了嗎？正開始變化呢。一股新的創意的、創業的、創新的浪潮在中國展開。

最后，社會和諧紅利是影響最深遠的紅利，而它在中國正在形成。不要忘記這個無形的紅利，一個逐漸形成的紅利，一個無聲的、擴散的紅利：社會和諧紅利，它在中國正在通過改革形成。通過改革，使法律變得公正，使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增進了社會和諧。未來，我們的收入分配越來越協調，也將推動社會走向和諧。我們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在加緊改革，和諧在每個家庭之間產生，社會風氣變得良好。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社會和諧紅利是一種全新的紅利。我們有本錢，我們的制度優越，理論自信在加深我們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們的社會和諧紅利將使中國特色更加顯著。

（本文根據主辦方提供的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