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書漢字字典”《大廣益會玉篇》早期刻本在滬展出。

我國現存最早以楷書漢字為收字對象的字典是由南朝梁、陳間人顧野王編著的《玉篇》，原書久淹無聞，后代所通行者為經唐人孫強增字、北宋大中祥符年間陳彭年等人重修的《大廣益會玉篇》。目前，正在上海朵云軒藝術館5樓展廳展出的由上海博古齋提供的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被上海圖書館專家認定為元代中期刻本，且刻印較國家圖書館的元代延祐二年圓沙書院本為佳。

《玉篇》是我國現存最早以楷書漢字為收字對象的字典，由南朝梁、陳間人顧野王編著，原書久淹無聞，今存日本的唐代寫本，可能是最為接近原本面貌，可惜僅存殘卷。后代所通行者，為經唐人孫強增字、北宋大中祥符年間陳彭年等人重修的《大廣益會玉篇》，然而該書宋本完帙早就難以尋覓，12月9日-12月12日，上海朵云軒藝術館5樓展廳展出一系列古籍善本精品，其中由上海博古齋提供的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被古籍專家、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高級研究員認定為元代中期刻本，且刻印較國家圖書館的元代延祐二年圓沙書院本為佳。

“目前所見諸本《大廣益會玉篇》至少有兩部系明版而非元代所刻：一為上海圖書館之莫棠舊藏殘本，寫刻頗劣，過去定作元刻，實因受客觀條件限制，無法與他本比較。另一為國家圖書館藏詹氏進德堂刻本（經部4426，國圖書號10506），其卷一末有‘詹氏進德書堂重刊’刊記，或許國圖另有一部明弘治五年詹氏進德堂刻本的緣故（經部4432，國圖書號7968），因版刻不同，便將此本定為元刻，但其字體呆板，甚至較國圖另藏兩部明初刻本（經部4429、4430，國圖書號7966、7320）有所不如。此外，該兩部所謂元刻本與國圖兩部明初刻本之版式皆為粗黑口，這一特征也是在鑒別元、明刻本時需要注意者。至于國圖、上圖其他沒有牌記之元刻本，竊以為皆刊刻于元代后期，而唯獨博古齋本為元中期刻本。”陳先行在鑒定中表述。

據陳先行介紹，通過檢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共七部，除福建師范大學所藏八卷殘本一時未能寓目者外，他于近日將國家圖書館所藏四部、上海圖書館所藏兩部皆翻檢過，“包括博古齋本在內，粗看版式皆四周雙邊，黑口，半葉十二行，多為福建地區坊肆所刻，但無一版本相同。眾所周知，我國元代至明前期刻書之業，福建地區可謂獨領風騷，尤以書坊刻書最盛，但版本之學發展至今，專家學者們于此并未作過全面爬梳研究，對該時期建刻之特點面貌認識頗為模糊。倘若原本沒有牌記，或牌記存在不確定性，人們往往會作出似是而非的鑒定。元代福建地區刻書字體根源于唐楷，由建刻宋本起筆輕、落筆稍重之字體化出，但于起、落筆特別強調乃其特點，尤其是起筆，每呈現圓鉤或圓角狀，頗為夸張，至明代前期，一直為福建刻書特別是書坊刻書所采用。過去治版本者講版刻字體，于此疏于探究，多以元刻本流行趙松雪字體籠統言之，實際該字體與趙字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這種字體之流行，或者說這種版刻風格的形成，有一個漸變過程。元代初期的福建刻書，即便同一部書版，其字體并非皆呈如此面貌，建刻宋字尚占據一定版面，只是相較宋本字體偏軟而已。至元代中期，宋本字體的遺意遂蕩然無存，一式這種字體。但是，從元中期至明前期，這種字體也是有變化的，元中期時的字體尚具秀逸靈動之態，而元后期則略顯板滯，至明前期則呈偏長規整之匠字，了無生趣（山東省圖書館的那部《廣韻》便是如此）。當然，各時期所刻又有精粗高下之分，須細加比較，方能有所意會。”

陳先行認為，由賞鑒一部元刻本而作一極為初步的個案研究，是想告訴人們，因受歷史條件限制，前人編制目錄往往是以自己的藏書與別家的目錄進行校核，這種狀況甚至到了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也未獲根本改變，故所作的版本學研究只能是局部的、粗線條的。當今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沒有捷徑可走，必須老老實實進行版本個案研究，在掌握大量實物版本信息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完善鑒定版本方法，才能逐步攻克前人留下的難題。

據悉，同時在朵云軒展廳展出的博古齋收藏的寫經兩種，一是初唐寫經、出自敦煌的《妙法蓮華經》，此卷全長約七米，為《妙法蓮華經》卷二，起于卷二譬喻品第三“力、無所謂，有大神力”，終于卷二末“妙法蓮華經卷第二”，卷末拖燕尾，最是完整，細烏絲欄，品相完好，未經裝裱，可觀初唐麻紙原貌。北魏寫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同樣出自于敦煌，書寫年代約在五世紀末六世紀初左右，整卷濃墨書寫，書體謹嚴，渾厚茂美。字體扁方端正，少欹側，重心偏下，與北朝石刻書風相類，兼具《東魏敬史君》之嚴謹，《朱岱林墓志》之穩健，《唐邕寫經頌》之寬博。

鏈接：《玉篇》與《大廣益會玉篇》

《玉篇》是我國第一部以楷書為主體的古代字典，全書共收2.2萬多個字。其中有大量魏晉以來的后起字、異體字。《玉篇》編纂人顧野王，南朝吳郡吳（今蘇州）人。顧野王十分重視漢文字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玉篇》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言可逑。”就是說文字可以克服語言交際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他認為正確使用文字，可以“鑒水鏡于往漠，遺元龜于今體，仰瞻景行，式備若文，戒慎戒邪，用存古典”。

顧野王生活的南北朝時代，文字使用十分混亂，“五典三墳，竟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古老的書籍有不同版本，字體也不同，“字書卷軸，舛錯（錯亂）尤多。”顧野王身為南朝梁的太學博士，下決心“總會眾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制”。

《玉篇》成書于南朝梁大同九年，經后人多次刪改、修訂。宋代陳彭年、丘雍、吳銳等人重訂《玉篇》，稱為《大廣益會玉篇》。清代光緒年間，有個叫黎庶昌的官員出使日本，看到了《玉篇》的零卷，即原書第九卷、十八卷后半部分、十九卷及二十一卷。黎庶昌于是設法翻印出版，題為《影舊鈔卷子原本玉篇零卷》。以后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又在日本發現了一些《玉篇》殘卷，影印為《卷子本玉篇》殘卷。這樣原本《玉篇》的面貌終于為后人所知。

《大廣益會玉編》共三十卷，收字二萬二千余，全書分為五百四十二部，與《論文關聯》為原則，似乎是以字義相關為先后。每個空下先以反切釋音，然后解釋字義，有些還引有書證或直接引用典籍的詁訓來釋義，并把一些字的古體、異體附于釋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