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修方志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在我國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

“然而在漫長的修志歷史中， ‘方志無學’的狀況一直延續至近代。”12月9日，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邱新立在“2016年地方志理論研討會”上作“地方志理論的傳承與創新”主題報告，“時至今日，方志學的理論研究、學科建設仍是地方志事業發展中的薄弱環節，遠遠落后于修志實踐。”

“2016年地方志理論研討會”由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主辦，上海師范大學協辦。來自全國各地的20多名史志專家、學者圍繞“地方志理論的傳承與創新”、“年鑒理論的傳承與創新”、“地方史理論的傳承與創新”問題展開交流。

“方志學研究”從民國開始

“現代學術研究意義上的方志學研究是從民國時期開始的。方志理論從 ‘理論’上升到‘學科’層面，是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的事情。”邱新立說，梁啟超可謂我國近代方志學研究的第一人。1924年，梁啟超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中首次提出了“方志學”這一概念。而李泰棻于1935年編寫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專著《方志學》，則被稱為方志學的第一部完整著作。

在構建方志學理論的同時，一批民國學者紛紛開設方志學課程，開始探索方志學學科體系的建設：如河北通志館館長瞿宣穎曾在南開、燕京、清華等校講授“方志概要”和“方志學”課程；朱希祖與羅香林分別在國立中山大學講授地方志研究課程；顧頡剛在復旦大學史地系開設“方志實習課”等。同時，在“分科治學”理念的關照下，構建方志學“獨立學科”的呼聲日益高漲。

1944年，盧建虎在《東方雜志》開宗明義地提出“大學設志學系”的主張，并主張各校講授“方志之學”。而在西方“分科”觀念的持續影響下，學術研究“專科化”大行其道，伴隨著近代方志學學科體系的逐步構建，方志學亦趨于成為一門“獨立學科”。

建國以后大規模發展

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1949年前8200余種中國方志。

“方志理論的大規模發展應在建國以后。”邱新立表示，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方志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多、范圍廣。

據不完全統計，這個時期所發表的方志學理論研究文章，以萬為統計單位，發表方志學理論文章的刊物遍及全國各地。正式出版的論著，累計650 種以上，內部印行的也在430種以上。其中基礎理論方面，有近120種，其中1980年至2000年的作品約60種、2001年至2013 年的作品近60種。

“2006年5月，國務院頒布《地方志工作條例》。這標志著地方志工作進入了依法修志的新階段。”邱新立稱，多年來新編地方志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結合、專兼職相結合、具有良好作風的方志人才隊伍，取得了大量具有資治、教化、存史作用的志鑒成果。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也取得了長足進展，共出版各種理論著作1000多部，發表論文6萬多篇。

在邱新立看來，今天方志理論研究及學科體系建設有機制優勢、人員優勢和平臺優勢。數以萬計的地方志工作者參與方志理論研究，各級地方志學會、各級地方史志期刊也為方志學研究提供了舞臺。

尚未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列入學科目錄

“雖然方志理論研究成績顯著，但‘方志無學’的傳統偏見卻長期困擾著方志理論研究和事業發展。”邱新立認為，時至今日方志理論研究和方志學學科建設仍是比較薄弱的環節。主要問題包括部分方志工作者長于方志編修實踐，理論研究能力不足，研究成果引用文獻總體數量較低，學術含金量不高；有些研究成果內容創新少，而且在論點、論據、論證上沒有太多新意；有些研究成果還存在思路不清、層次不清、邏輯不順等情況；一稿多發現象仍很常見。

“此外研究工作各自為戰居多，合作研究水平不高，尚未形成一致公認的權威著作。整個學科的發展規劃仍顯不足，一些分支學科仍無人研究，或后繼無人。”邱新立感慨，截止目前方志學還只被承認是專門史下面的一個三級學科，尚未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列入學科目錄，“學科定位、地位不夠清晰，這是學科發展的瓶頸。”

而在學界，方志學是否已經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意見也不統一。持否定觀點的研究者認為，方志學是廣義歷史學中的一個分支。持肯定意見的研究者認為，方志學雖與歷史學關系密切，但已經或即將取得獨立的學科地位。“但爭論本身掩蓋了不少發展的實際情況，那就是經過幾代學者和方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方志學學科建設初見成效，已初步呈現出獨立的學科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