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渤海國二百多年（698-926年）的對外交往史上，它與新羅的關系頗為復雜。

求援新羅：渤海國的權宜之計？

新羅大文豪崔致遠在一篇奏文中宣稱，渤海國在建立之初曾遣使新羅國。“初建城邑，來憑鄰援。其酋長大祚榮，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飡之秩。后至先天二年（713年），方受大朝寵命，封為渤?？ね??！睋拗逻h的說法，渤海國在先天二年受到唐朝冊封之前曾向新羅這個鄰居求援，而且渤海國的創建者大祚榮還接受了新羅五品大阿飡的爵位。其實，政權草創初期，渤海國的領導者為了謀求生存，除了南下與新羅溝通、尋求支援外，還遠交突厥，聯絡契丹，當時新羅統治者權衡利益，與渤海國結成政治關系也完全合乎情理。

就那時歐亞大陸東部的局勢而言，高句麗滅亡（668年）之后、渤海國建立（698年）之前，新羅與“盟國”唐朝矛盾激化，甚至爆發了大規模戰爭（670-676年，史稱“唐羅戰爭”，朝韓稱“羅唐戰爭”），其原因主要是近水樓臺的新羅搶占了百濟故地和原高句麗部分故土及人口，這與唐朝“遼東之役”諸戰爭目標相沖突。最終，新羅得利，但與唐朝交惡，后來二者的關系也遲遲沒有得到修復，而此時大祚榮遣使求援無疑有聯手新羅共同對付唐帝國的考慮。

另外，也有跡象表明，渤海國草創期的大祚榮不僅接受過新羅封爵，也曾像亞洲諸多部族一樣有突厥派駐的“吐屯”，甚至還曾跨海向日本尋求軍事結盟，這在兩唐書中有明確記載。不過，后來唐朝的冊封和承認最終解決了渤海國的生存問題，渤海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也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

遣使渤海國：新羅意欲何為？

新羅國至少兩度正式遣使渤海國，這在《三國史記》的元圣王本紀和憲德王本紀中載有明文：“元圣王六年（790年）三月，以一吉飡伯魚使北國?！薄皯椀峦跛哪辏?12年）秋九月，遣級飡崇正使北國?！边@還只是新羅單方面的記載，推測渤海與新羅之間互相派遣的使節應不止于此。

790年第一次遣使，新羅和渤海都面臨著與此前不同的內政外交局面。渤海國在8世紀60、70年代時突然有一個頻繁朝貢唐朝的時段，這明顯有特定的政治意圖，而8世紀80年代渤海國王亦遣使日本，特別是795年渤海使給日本桓武天皇的國書中說：“嵩璘（渤海國王名字）視息茍延，奄及祥制。官僚感義，奪志抑情。起續洪基，只統先烈，朝維依舊，封域如初?！庇袑W者分析這是由于渤海國“國人”（豪貴階層）勢力的崛起對王權構成某種威脅，國書中的信息透露出渤海王大嵩璘剛剛平息亂局。

相較于渤海國，新羅的發展蒸蒸日上。新羅在景德王時期的8世紀50年代，大體完成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構建：在新羅原有國土和新統一進來的百濟、高句麗故土上，新羅設立了九州、五小京、四百余郡縣。軍事上，在全國統一建立十支軍區式的駐屯軍——“十停”，中央則設置了以綠、紫、白、緋、黃、黑、碧、赤、青九種顏色為標志的九大集團軍，名曰“九誓幢”，分別由三個新羅人部隊、三個高句麗人部隊、兩個百濟人部隊和一個靺鞨人部隊構成。中央行政機構中包括“執事部”（相當于唐朝三省，掌國家機密）、“位和府”（管理官吏位階）、“船府”（管理全國船舶）、“領客府”（主管外賓接待）、“議方府”（即理方府，掌管刑律）在內的機構都進行了改組。

更重要的是，新羅在8世紀80年代著力經營北方邊境：781年派出使臣安撫浿江鎮；782年，國王巡幸漢山州，并向浿江鎮遷移大量民戶，以充實北邊；783年，任命阿飡體信為大谷鎮軍主。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是新羅欲趁渤海內部統治秩序紊亂之際，加緊北上擴張。但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新羅對北方邊境的經營找不到與渤海的直接聯系，更多的是國家內政整備的一個部分。

總之，790年新羅向渤海國的遣使似乎并沒有取得什么彪炳史冊的外交成績，就呈現出來的特征而言，這只是一次官方的和平交往。

十二年后，新羅再次遣使渤海國。渤海國政局仍在動蕩中，王位更迭頻繁，統治集團圍繞最高權力持續紛爭。雖然渤海國與唐朝保持著通使“朝貢”，但渤海國與日本之間圍繞國書違例等事件出現了不愉快。

此前，為了擴大對日本的交流貿易，縮短去日本的時間間隔，渤海國多次與日方交涉，終于在798年大昌泰赴日時如愿以償。然而，此后十年間渤海卻未派出任何使臣，有學者分析這是渤海國內部出現紛亂的表現。811年日本遣渤海使林東人歸國之際，以“不據常例”為由拒絕接受渤海國書，徑自返回日本。此后日方也未再派出遣渤海使。814年，渤海使臣再度踏上日本國土，日本又重新提起這個問題。渤海國大使王孝廉表示：“愆在本國，不謝之罪，唯命是聽者?！碧旎蕜t謂：“不咎已往，容其自新?！?/p>

與這種情勢相比，新羅的外交格局則較為平穩，與唐朝平均兩年一次遣使朝貢的同時，新羅還與日本短暫地恢復了此前甚為冷淡和齟齬的國交。因此，812年新羅對渤海的通使，不但占據著主導地位，或許還有幾分刺探消息的意味。

10世紀初，唐朝滅亡。渤海國西鄰契丹先后征服了黨項、沙陀、奚等部，渤海國隨之也成為契丹的攻擊對象。面臨生存危機，渤海國不得不積極向新羅國及其北部割據的高麗求援。921年，“（渤海）王遂與高麗修好，并通婚姻”。925年，“（渤海）王懼契丹見逼，遣使與新羅結援”。遺憾的是，高麗和新羅都沒有援助渤海，渤海國最終被契丹所滅，新羅、渤海的二百年鄰居關系也因此結束。

兩國之間有限的官方正式使臣往來的文獻記錄不過上述幾次，但是生動的考古資料卻表明這兩個國家還存在廣泛的民間交流。

在中國延邊、寧安以及朝鮮咸鏡北道的海岸線上，一共發現了十多處“二十四塊石”遺跡。有學者認為這些遺跡是渤海轄境南部交通要沖上的驛站，“二十四塊石”遺跡所連綴起來的交通線路，可以看作是渤海-新羅之間的交通道——渤海國的“新羅道”。渤海新羅道從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寧安）出發到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琿春），然后沿朝鮮半島東海岸南行，經過“二十四塊石”分布線，到達南京南海府（今朝鮮咸鏡南道北青郡），向南與新羅相連。唐朝宰相賈躭《古今郡國志》說：“渤海國南海、鴨淥、扶余、柵城四府，并是髙句麗舊地也。自新羅泉井郡，至柵城府，凡三十九驛。”由此，可以看到一條縱貫南北的交通動脈。

全面競爭：新羅與渤海，誰雄，誰慫？

渤海與新羅都是歐亞東部世界交流的中介，對于唐朝與日本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有很大貢獻，同時兩國也存在著持久而廣泛的競爭——無論是在科舉的“考場”、外交使節林立的“官場”，還是在驅動東亞貿易圈的“商場”，甚至是在真刀真槍的“戰場”。

在唐朝開設的賓貢科中，渤海國與新羅國都有一種文化優越感，想在科舉成績名次上壓倒對方。比如，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渤海國烏昭度賓貢試及第，位在新羅人李同之上，這曾引起新羅朝野的震動，以崔致遠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不止一次提及此事，視之為恥辱，耿耿于懷。唐昭宗天佑三年（906），渤海國烏光贊與新羅崔彥撝同榜登第，同年渤海國國相烏昭度朝唐，向唐朝請求其子烏光贊的成績應高于崔彥撝。賓貢“爭長”不僅是名次問題，還與文化水平、國際地位有關，體現著新羅、渤海兩國的文化競爭。

唐昭宗乾寧四年（897），渤海王子大封裔朝唐賀正時，上表要求大唐皇帝準許渤海使臣的排名居于新羅使臣之前，以提高渤海國的地位。這更是一種國家間直接的外交競爭。崔致遠在《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中，代表新羅國王強烈反對渤海人的做法。雖然唐昭宗最終否決了渤海人的請求，但在實力對比上，渤海國已躍居新羅之上，處于衰落期的新羅王朝地方豪族勢力抬頭，政權風雨飄搖。

在商業上，新羅與渤海國在東亞海上貿易中都發揮了橋梁作用。新羅興盛一時的清海鎮，在大使張保皋為首的軍事與貿易集團的推動下，在唐朝、新羅、日本之間廣泛建立貿易據點，構建貿易網絡，一度壟斷著東亞環中國海的貿易。新羅人的造船和航海技術在唐朝的影響下十分發達，在唐朝中央財權部分下放導致地方商人崛起的時代，新羅、日本也都出現類似的情形，受到新羅國家支持的清海鎮由此一度主導東亞貿易幾十年。

渤海國位于東亞北部，通過陸海交通，西面聯系內亞諸民族和唐朝帝國，東面借助日本海聯系日本。與新羅的中介貿易相類，渤海作為唐日貿易中的中介，逐級交換大陸物品與日本物品的利潤是很可觀的。9世紀赴日展開大宗貿易的眾多“大唐商人”實際上成分復雜，其中新羅人、渤海人魚目混珠的冒牌貨也不少。新羅、渤海人帶去本國物產到日本的同時，也帶去大量唐朝物品，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保存的大陸文物便是明證?？偟恼f來，渤海與新羅的“官商貿易”在競爭與合作中完成了東亞貿易圈的整合，為10世紀以后更為開放和活躍的民間貿易時代的到來做好了準備。

9世紀前后新羅兩次遣使渤海國都正逢渤海國勢不穩，似乎給人以新羅強勢而渤海弱勢的印象，其實并不盡然。新羅有意北上，渤海國其實也有南下的企圖，甚至更大的野心。

732年，渤海國大武藝大舉發兵進犯唐朝邊郡，唐朝派太仆員外卿金思蘭返回新羅征兵抗擊渤海。唐朝皇帝加授新羅王為“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使”，要求新羅王發兵攻渤海國南境，以牽制渤海。十萬新羅大軍迅速出動，進攻渤海國南部邊境，但是因山路險阻，加上天氣嚴寒，雪深丈余，新羅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返。這是新羅與渤海之間的第一次戰事。

9世紀初期，渤海宣王大仁秀的即位結束了政局動蕩期?！哆|史》記載，“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羅，北略諸部，開置郡邑，遂定令民”。《新唐書》也說，“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但都未提及新羅。據馬一虹先生研究，渤海在此一時期逐漸占據軍事上風，雖有南下企圖，但對新羅北境的拓展并不多。

新羅9世紀在北部邊疆修筑長城，征發民力著力經營。819年，唐朝平定李師道叛亂而從新羅征調三萬軍隊；822年，新羅國內熊川州都督金憲昌發動叛亂，渤海宣王趁著這兩個時機，對新羅施以打擊，但是從史書對大仁秀的評述來看，這一時期渤海國雖有南下的企圖，但北進，也就是對靺鞨世界的征服更加顯著。

渤海與新羅既有心平氣和，也有劍拔弩張。而當大唐帝國轟然崩毀之后，新羅、渤海也相繼覆滅，這又是一個有趣的歷史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