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來，三星堆遺址進行了新的考古發掘，新發現的六個坑及其出土文物“再醒驚天下”。其中，絲綢是此次三星堆考古發掘中最激動人心的新發現之一，具有重要意義。

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里會出現如此多的絲綢？早期的絲綢來之不易，由此得到的絲綢也不會是普通的織物。眾多史料記載說明絲綢的一個重要用途是祭服。本文作者認為，絲綢的發現，有利于我們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達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K3出土器物局部（圖片為編者所加）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1號坑和2號坑的發現“一醒驚天下”。2019年以來，在三星堆遺址的同一地點又發現了六個坑，即3至8號坑，它們的發現“再醒驚天下”。關于這些坑的屬性和功能，學界有“祭祀坑”“埋藏坑”“器物坑”“祭祀埋藏坑”等不同稱呼，為了便于表達，本文采用影響最廣的“祭祀坑”，年代也采用相對統一的商代晚期的觀點。在此框架下，對絲綢的發現及其意義進行詮釋。

任何考古新發現，不是驗證便是顛覆已有的認識。時隔三十五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新材料，或是補充直至完善、或是修訂甚至顛覆過去有關三星堆祭祀坑和三星堆文化的種種猜想和結論。其中，絲綢是此次三星堆考古發掘中最激動人心的新發現之一，具有重要意義。

對1號坑和2號坑出土的青銅殘片、完整器進行全面排查，在青銅眼泡、青銅尊口沿、青銅蛇、人頭像等十三類器型、四十多件器物上發現大量礦化絲綢印痕，這對新一輪考古發掘中絲綢的發現具有一定的指導性。

發現絲綢印痕的一號坑和二號坑出土青銅器

新一輪考古發掘中，最先在4號坑灰燼層一件青銅器旁土樣中發現長寬約3.8×3.1毫米的紡織品，經顯微觀察，明確其組織結構為平紋，結合酶聯免疫分析結果，判定其材質為絲綢，這是首次在新一輪祭祀坑考古發掘中發現絲綢殘留物。

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經過對土樣和青銅器表面的顯微觀察，發現了絲綢痕跡。其中包括3、4、6、8號坑，都有絲綢殘留物或能夠佐證絲綢殘留物存在的絲素蛋白信號存在。隨后，又在3號坑大面具耳朵旁土樣、8號坑青銅殘片上找到了絲綢殘留物，在6號坑木匣底部土樣中檢測到了絲素蛋白信號，也佐證了6號坑可能有過絲綢。8號坑的絲綢殘留物，附著在一件青銅殘片表面，其附著面積較大，長寬約1.8×0.8厘米，面積約91平方毫米，為平紋組織結構，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一塊絲綢殘留物，殘片周邊的土樣也附著有絲綢殘留物，且在其表面覆著有一層致密的淡黃色涂層。

K4灰燼中保存的紡織品 （圖片為編者所加）

本文嘗試從四個方面展開敘述——如何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發現絲綢？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哪些品種的絲綢？三星堆祭祀坑使用大量絲綢是否合理？在祭祀語境中的絲綢意味著什么？

一、如何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尋找絲綢？

以往判斷一件紡織品是不是絲綢，可以從形貌、結構和成分等三個層面開展研究，基本涵蓋了紡織纖維科學認知的三個層次。

首先是形貌，所謂形貌，就是形態和面貌，對于絲綢而言，在顯微鏡下放大數百倍，就能很明顯地看出其特征形貌；

其次是結構，絲綢是天然高分子材料，不同的高分子材料有不同的分子結構，利用光譜分析，可以明確指認是否是絲綢；

最后是成分，絲綢是由18種氨基酸構成的蛋白質，通過對氨基酸分析，也可以得出比較準確的結論。

絲綢屬于蛋白質，在埋藏過程中極易降解，加之三星堆出土文物大多有燒灼痕跡，燃燒和高溫對絲綢的保存非常不利，同時，絲綢殘留物和坑內的灰燼、泥土、各種器物混雜在一起，給尋找絲綢帶來巨大挑戰。不難想象，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當年埋藏入坑的絲綢早已失去本來面貌，以肉眼難以辨識的殘留物或者印痕狀態存在。三星堆遺址中的絲綢正是呈現出這種極致狀態——泥化、礦化和灰化。當年埋入地下的絲綢，要么化作塵泥碾作土，要么只是在金屬器物的表面留下礦化印痕，要么就被焚燒成灰燼。

嚴格意義上來說，要尋找的絲綢已經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紡織品范疇，上述常規方法難以奏效。要于無形處尋絲蹤，就要突破常規思路，研發新方法。此時，基于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就以其敏感、特異、便捷的技術優勢進入視野。

三星堆祭祀坑的絲綢樣品

簡單來說，免疫學原理的精髓就是抗原抗體反應，這種反應具有一定優勢，適用于考古現場的信息提取。

其一是敏感，考古遺址中，絲綢殘留物也許只是非常微弱的存在，即便抗原（絲綢的分子標識物絲素蛋白）濃度很低，抗體（絲素蛋白抗體）也能在復雜環境中突破重重障礙，找到抗原并與之結合；

其二是特異，就像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一樣，抗原抗體之間具有非常專一的關聯；

其三是便捷，不需要依賴大型設備，測試結果立等可取，適合在考古工地快速檢測；

其四是價廉，與大型儀器動輒幾百塊甚至上千塊的樣品測試單價來比，這種方法的測試成本較低，適合大規模推廣。

基于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的突破對尋找三星堆絲綢十分關鍵。利用該技術，在三星堆1至8號祭祀坑中均發現大量絲綢殘留物或絲綢印痕，其中樣本包括青銅人頭像、獸面具、銅眼泡、青銅尊、青銅蛇等器物，以及坑內的灰燼和泥土。

發現絲綢印痕的部分文物

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發現絲綢，有賴于科學認知方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隨著多學科團隊的協作，三星堆祭祀坑有機質殘留物的研究已經從肉眼可見的器物層面延伸到肉眼不可見的分子層面，極大提升了考古現場信息提取水平。

二、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哪些品種的絲綢？

商代的紡織品大多是附著在青銅器上得以保存，這是因為青銅器中在埋藏過程中，不斷釋放銅離子，可以在周邊土壤中營造抑菌微環境，有利于絲綢等有機材質文物的保存，逐漸成為青銅器表面的礦化印痕。

商代青銅器出土數量較多，其中部分青銅器上有這類礦化印痕，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青銅禮器表面附有織物的就有五十多件，其中四十件左右是絲綢，在有的銅器上包裹的織物達數層之多 。但由于早期主要關注的是青銅器本身，而包裹在外的紡織品遮擋了青銅器的圖案或銘文，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均被清除，以至留存的紡織品并不多。

考古發現的商代紡織品數量雖然有限，但一些絲綢已相當精美，在青銅器上附著的不僅有普通的平紋絹、重平組織的縑、提花的綺，而更重要的是發現了四經絞羅，說明我國的絲綢織造工藝早在商代就已發展到一定高度。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礦化絲綢印痕，對其進行形貌觀察可知絲綢品種有絹、綺和編織物。

部分三星堆出土青銅器上保留有平紋織物，經過測試材質為絲，平紋類織物中的絲織品可以通稱為絹。絹的組織結構相同，由于密度、細度、捻度等其他結構參數的變化，以及加工工藝的不同，織物風格特點差異很大。其中，3號坑和8號坑中就發現兩種不同風格的絹，其中前者較為稀疏，后者較為密實。絹是最大宗的平紋絲織品，江西新干大洋洲發現大量青銅器，青銅器表面也發現絲織品包裹的痕跡，經分析，其中大部分為平紋絹。

 絹組織結構示意圖，K3（上）、K8

在2號坑出土銅眼泡上發現綺。綺即“織素為文”，是平紋地起經浮花的提花織物，以不同浮長的經線反射光線的能力不同，形成暗花圖案，屬于較高檔的絲織品。

作為絲織品的名稱，綺見之于《戰國策·齊策》，“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

《說文》曰：“綺，文繒也。”其特征為織紋不順經緯方向，即花紋圖案由斜向線條構成。

《釋名》云：“綺，倚也，其文欹邪，不順經緯縱橫也。” 

圖5 綺組織結構示意圖，K2銅眼泡

目前發現殷商時期綺的實物并不多，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保存的商代銅鉞上發現的綺，是平紋地上顯菱形花紋的絲織品。此外，在瑞典馬爾莫博物館保存的銅觶（zhì）上，也發現有類似銅鉞上的斜向經線組成的斜紋，推測為綺。故宮博物院所藏商代玉戈、商代銅戈把上也發現綺的印痕。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偶方彝的絲織品印痕上，發現有回文圖案的綺，“其花紋與殷代造型人物形象上的衣飾和某些銅器上的局部花紋是相同的”。

在2號坑出土青銅蛇的背部發現多層織物，其中最外層為斜編織物。編織是原始紡織品構成的方法之一，編織技術最初大概是從編結捕捉魚和鳥獸的網罟發展到編制筐席，再由編制筐席發展到編織織物。隨著時代發展，編織技術得以細分與提升，出現了斜編、絞編、環編、繞編等單一技法，其中斜編是非常原始而廣泛使用的編織技法，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絲帶即采用最簡單的平紋斜編。

圖6 編織物示意圖，K2②113青銅蛇

三、三星堆祭祀坑使用大量絲綢是否合理？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創建的古蜀國都邑，其地的蠶桑絲織業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果對古蜀地區的絲綢發展歷史進行梳理，就會發現，三星堆祭祀坑里使用大量絲綢亦屬合理。

我國古代有關蠶桑的傳說大多與蜀地有關。

《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禹“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西陵氏之女。” 黃帝元妃嫘祖西陵氏教民養蠶，傳說嫘祖就是四川成都鹽亭縣金雞鎮嫘祖村人。

許慎在《說文解字·目部》里講：“蜀，葵中蠶也，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

《釋文》和《玉篇》里說“蜀”是“桑中蟲”，亦即蠶蟲。

在《先秦蜀國王權更替考述》一文中，毛曦綜述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蜀國的“蜀”字“與其最初養蠶相關”，把蜀國的開端和蠶叢一族相照應。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李白在《蜀道難》中慨嘆古蜀國歷史的久遠和茫然無知。

古蜀人的神話體系中，蜀王大多是關聯生業、造福眾生、謀求福祉的人神集合體，蠶叢教民養蠶，魚鳧教民捕魚、杜宇教民農耕、開明帶民治水，而蠶叢一族以養蠶為其經濟活動的主體，傳說蠶叢氏因穿了青衣到民間勸農桑而得名“青衣神”。

傳說也許不是無稽之談，如果傳說暗示著古蜀的絲綢起源，那么考古發現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此地絲綢的發展與興衰。

西周時，蜀已向周王朝進貢蠶桑制品；春秋戰國時，四川的蠶桑業已達到一定規模，成都百花潭出土戰國銅壺上的采桑圖，形象地反映出當時蠶桑生產的繁忙景象，古蜀國因“布帛金銀”之豐饒而聞名，以至于司馬錯勸秦惠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伐蜀時即指出“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秦統一中國后，遷山東六國豪強至蜀，其中不少人是工商業奴隸主和奴隸工匠，他們帶去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絲織技術，尤其是“織文”（織錦生產）技術，為蜀錦生產奠定了基礎。

兩漢時期，四川的蠶桑絲織業更為興盛，朝廷對錦帛的需求量大增，此時成都東南隅圍城建織錦工場，委派“錦官”督造，稱為“錦官城”。成都有錦江，《蜀中廣記》稱“織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勝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濯錦之江稱為“錦江”，買賣蜀錦的集市稱為“錦市”，織錦工人居住的地方稱為“錦里”，官員住處稱為“錦官驛”，可見當時織錦之盛。

2012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四部蜀錦織機模型，據此復原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織機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印證了蜀地織錦業的繁盛歷史以及對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意義。

三國時期，諸葛亮很重視耕織，他在家居之地城南雙流的葛陌，親自種桑八百株，以激勵軍民。他還在軍中強調特別強調“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蜀錦生產和外輸的一個高峰期。朱啟鈐在《絲繡筆記》中提到“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幾欲奪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變而營織成，遂使錦綾專為蜀有”。可見，當時西南蜀郡已成為全國聞名的絲織中心，其著名產品蜀錦逐漸占據了國內的主要市場。

唐代的蜀錦，無論生產規模還是技藝都進入到一個鼎盛時期，蜀錦生產遍布川中。“蜀地錦織成”“蜀煙飛重錦”“夜雨催成蜀錦機”“越羅蜀錦金粟尺”等唐代詩句都說明了蜀錦名噪一時。唐時我國和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蜀錦產品大量流入日本，其中一部分是唐王朝對日本使團、王室和寺廟的贈禮，至今仍作為國寶被收藏在日本京都的正倉院、法隆寺等處。

五代十國時期，織錦業仍然比較發達，品種亦有所增加。宋復建“成都府錦院”，生產皇室、貿易用錦。南宋后期，全國的織錦中心移至江南，宋錦、云錦相繼崛起，蜀錦生產日漸式微。之后，蜀地絲綢起起落落，難現昔日輝煌。

2006年，國務院被“蜀錦織造技藝”列入中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中國傳統桑蠶絲織技藝”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蜀錦織造技藝作為重要組成部分位列其中。

四、在祭祀語境中發現絲綢意味著什么？

新發現也必定會帶來更多的新問題，那就是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里會出現如此多的絲綢。坑內出土的大量青銅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都是存在于宗廟、神廟中的祭祀用器，出于某種原因被埋藏，埋藏過程中，絲綢或被焚燒，或包覆在青銅器表面，或被掩埋，究竟意味著什么？

早期的絲綢來之不易，由此得到的絲綢也不會是普通的織物，絲綢的一個重要用途是祭服。

《禮記·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說明躬桑親蠶所得之絲主要是供郊廟祭祀之服。

《禮記·祭義》中更詳細地記載了養蠶獻繭的儀式，“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子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禮記·祭統》云：“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以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上述史料說明絲綢在祭祀中的重要作用，不僅事神明的祭服必須用絲綢，而且必須用親蠶親繅所得之絲制成祭服，方能體現虔誠恭敬。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高臺立人像，服飾繁紋滿飾，紋樣構圖對稱工整，應為在絲綢面料上刺繡或印繪所成。其中最外層禮服飾有四龍，龍紋兩兩相背，龍首上昂，龍爪緊握為拳，龍翅高展。龍首向上的卷龍即袞，飾有袞的禮服即王者之服袞衣。《說文》云：“袞，天子享先王。”《周禮·司服》也說“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立人像身著袞衣，具有王者身份，立于高臺之上，手握神器，又具有巫者身份。這尊仿真人大小鑄造的立像，應是描摹一位身著“袞衣繡裳”絲綢華服的領袖主持隆重祭典的場景。

圖7 青銅立人像紋飾拓片

與此類似的是，絲綢也作為祭祀時用的物品，如帛書或帛畫，其用意應是把絲綢當作是一種載體，把其上所書畫的內容傳達到另一世界。帛書也用于書寫兩國之間的盟書。中國有一句成語“化干戈為玉帛”，這里的玉和帛均是書寫國書的材料，寫后或埋入地下或是以火焚燒，表示可將盟誓要義上達于天。采用免疫學技術，在4號坑灰燼層中檢測到非常強烈的絲素蛋白信號，說明此處曾經焚燒過大量絲綢，也表示絲綢在祭祀語境中的另一種功能。

因此，早期絲綢主要是事鬼神而用之，在祭祀語境中有著特殊的含義。后來絲綢也可以用于尸服，也就是人死了入殮時，穿著絲綢必然會利于人與上天的溝通。文獻中可以找到相關證據，《禮記·禮運》載：“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麻布用于生前服飾，絲帛主要用于尸服。

春秋戰國之后，絲綢的生產量越來越大，人們對絲綢那種神秘感也越來越弱。同時，中國社會也逐漸從早期天人合一的巫術世界里走向一個以禮制為特征的封建社會，養老亦逐漸多用絲綢制成常服。《孟子·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能是同樣的意思。五畝的宅地，栽上桑樹，五十歲的人就能穿上絲綢了。

其實，不僅僅是絲綢，蠶和桑也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獨特的意義。蠶是自然界中變化最為神奇的一種生物，自古至今仍讓人們感到驚嘆不已。蠶一生經歷卵、幼蟲、蛹、蛾四種狀態變化，這種靜與動之間的轉化（包括眠與起）使人們聯想到當時最為重大的問題——天地生死。卵是生命的源頭，孵化成幼蟲就如生命的誕生，幾眠幾起猶如人生的幾個階段，蛹可看成是一種死，原生命的死，而蛹的化蛾飛翔就是人們所追想的死后靈魂的去向了。《博物志》云“蛹，一名魂”，正是此意。

既然蠶的變化如此神奇而重要，那蠶賴以生存的桑也就顯得十分神圣了。從古史傳說來看，桑林不啻是蠶的棲息地，而且與民俗活動亦有密切的關系。其中的活動主要有兩類，一是在桑林中男女祭高媒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祭天，以求雨。求子是為了子孫繁衍，求雨是為了糧食豐收，上古時期人類所有活動中兩項最重要的活動都在桑林進行，說明桑對于先民的重要性。

桑林是上古時期男女相會之所，《詩經》中有大量描述。如《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兮，行與子還兮”，而最明顯的則是《鄘風·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湯的重臣伊尹則“生于空桑”。桑林作為求雨場所最為著名的例子是成湯桑林禱雨，《呂氏春秋·順民》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淮南子》高誘注：“桑林者，桑山之林，能興云作雨也。”

由于桑的重要，人們進而想象出一種神樹稱為扶桑，一個太陽棲息的地方，《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三星堆出土的銅樹中就有一枝被確定為扶桑樹，銅樹下為喇叭狀樹座，樹干筆直，上出九枝，枝上及樹頂各棲一鳥，并有銅龍、鈴、花、葉等掛飾，也許古蜀先民將沿扶桑樹上下亦看作是天地間溝通的途徑之一。此后，扶桑的形象常見于戰國秦漢藝術品中。湖北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之上也有扶桑圖象，此扶桑為一巨木，對生四枝末梢各有一日，主干直上一日，另一日被后羿射中化作鳥，共十日。后羿射日形象的出現，更有力地證明了這是當時人們想象中的扶桑形象。

三星堆過去只發現了兩個坑，這次新發現從兩個坑增加到八個坑，在出土大量文物的同時，還對周圍進行了詳細勘探，對完整認識當時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乃至反映的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學資料。將來若以此為基礎，復原當時“神廟”或者“祭祀區”的神祇體系、貴族構成、供奉陳設、禮儀空間的時候，千萬不要忽視絲綢的存在。絲綢的發現，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有利于我們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達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中華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亦是中華古代文明共同體中最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之一。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廣大地區則陸續融入華夏。在一體化進程中，絲綢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趨同要素，神話傳說、史料記載、考古發現均表明，關于絲綢，巴蜀和中原秉承著大致相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

（原文刊載于《文史知識》2021年第12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發時有編輯，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