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面對2022年總統大選，法國共和黨（LR）用一場跌宕起伏的黨內初選詮釋了這一點。

這個歷來以戴高樂將軍正統傳人自居的老牌中右派政黨，終于在圣誕節前完成了年末的“封箱”大戲。在令人大跌眼鏡的黨內初選首輪投票后，巴黎大區議長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次輪擊敗國會議員西奧蒂（éric Ciotti），成為代表該黨角逐總統大位的正式候選人。她在獲勝感言中聲稱“共和右派回來了”，并矢言要率領共和黨向馬克龍發起挑戰。

2021年12月4日，法國巴黎，巴黎大區議會主席瓦萊麗·佩克雷斯贏得法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她將代表該黨參加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

在域外媒體眼中，佩克雷斯的女性身份似乎遮蔽了這場初選本身的意義，加上左派的社會黨（PS）和極右派的國民聯盟（RN）同樣派出女性候選人，因此令它們津津樂道的，是“法國是否會出現第一位女總統”。尤其是當佩克雷斯出線之后民意大漲，似乎已經達到能夠和馬克龍分庭抗禮的地步，更為這種假設推波助瀾。

然而，民調指數往往只能說明一時的心態流變（已經有媒體警告，此次大選的“民調爆炸”可能會起到負面作用），從結構性態勢上來說，共和黨在本屆大選中仍然處于尷尬位置：不僅兩名右派候選人——國民聯盟黨魁勒龐（Marine Le Pen）和作家澤穆爾（Eric Zemmour）對其選民群體覬覦已久，而且未來五個月時間里，馬克龍作為在任總統，享有更多的戰略主動權。因此共和黨費盡心力組織的初選，可能只是一場“茶杯里的風暴”。

即便如此，至少在兩個維度上，共和黨這場初選自有其意義在：一方面，在民粹主義仍方興未艾的今天，它讓人看到一個秉持共和價值的現代政黨中，不同派系之間如何達成妥協和制衡，讓這場“權力的游戲”不至于被極端立場和一人意志所綁架；另一方面，在歷史性的版塊變動之后，仍然處于后遺癥當中的共和黨將如何逐步恢復元氣，通過“黨內有派”的良性競爭來重建“政治家庭”？雖然重返愛麗舍宮前路坎坷，但未嘗不是一個藉此觀察聚散流變、檢驗政治倫理、信念及策略的機會。

黨內初選：能否避免重蹈2016年覆轍？

2017年總統大選前的黨內初選，對共和黨來說是一段黑色記憶。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菲永（Fran?ois Fillon）、朱佩（Alain Juppé）等幾位黨內大佬一場惡斗，“開放式”投票調動起巨大情緒，結果菲永剛一勝選，就因為妻子在議會助理職位上的“空餉門”爆雷而民意大跌，歷史性地在大選首輪中敗給極右派，更成就了馬克龍強勢崛起。因此黨內初選成了共和黨的一個兩難抉擇：不選，則無從產生能夠服眾的候選人；選，又怕重蹈覆轍，令派系之爭再度傷及黨內元氣。

不過放眼2022年，形勢卻又有不同。上屆出馬的幾位大佬當中，朱佩已經垂垂老矣、雄心不再；菲永和薩科齊官司纏身，后者一度放出試探風聲，但顯然沒有獲得正面反響，只能悻悻作罷。因此本次大選對于共和黨來說也標志著更新迭代、舊人翻篇，黨內中生代登上舞臺。而在技術上，此次初選縮限規模、不再采取“開放式”選舉，最終達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選舉模式。

此次五名候選人中，選前以上法蘭西大區議長貝特朗（Xavier Bertrand）呼聲最高。根據民調機構Ifop在11月底的調查結果，在假定正式代表共和黨參加大選的情況下，貝特朗將獲得13%的選票，巴黎大區議長佩克雷斯和歐盟原脫歐事務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Michel Barnier ）各獲得10%，阿爾卑斯-濱海省的國會議員西奧蒂6%，巴黎大區拉加雷訥科隆貝（La Garenne-Colombes）市長、醫生朱文（Philippe Juvin）3%。外界普遍認為，共和黨初選之爭，可能會在貝特朗和佩克雷斯之間展開。

投票之前，共和黨先后舉辦了四次電視辯論，但相比2016年的緊繃氣氛，此次初選辯論顯得緩和許多。五人之間很少出現針鋒相對的攻擊，反而在若干議題（尤其是限制移民）上高度一致，爭相哄抬政策籌碼，如貝特朗主張將勞工移民減少三成，巴尼耶要求暫緩移民準入，佩克雷斯提議對移民實施配額制，西奧蒂則重提取消獲得國籍的出生地原則，等等。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沒有哪位候選人明顯地力壓群雄、確立勝勢。

12月2日，共和黨初選舉行首輪投票，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同此前民調預測大相徑庭的是：西奧蒂扮演黑馬角色，以25.6%得票率沖到第一，佩克雷斯以25%緊隨其后，巴尼耶23.9%，貝特朗22.4%僅排第四，朱文則不出意外地以3.1%敬陪末座。

次輪投票緊接著在3日和4日進行（之所以如此緊湊安排，正是為了汲取上次共和黨初選間隔一周的教訓，不讓派系分歧有太多發酵和激化的空間）。最終佩克雷斯以60.95%得票率輕松獲勝，而對手西奧蒂也立刻認負。

正式結果公布當晚，形象清新的佩克雷斯在西奧蒂、黨主席雅各布（Christan Jacob）等人簇擁下登臺，宣布“共和右派回來了”，這讓眾多中右派選民松了一口氣：黨內團結得以挽救，而2017年大選的黑色記憶，看似也很有機會避免重蹈覆轍。

不過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從理論上說，在得到貝特朗、巴尼耶和朱文的支持后，佩克雷斯應當能在次輪選舉中席卷75%的投票；然而現實是她只得到了60.95%，對手西奧蒂則在孤軍奮戰的情況下，仍斬獲39.05%的票數。

這一反差表明，相當一部分持強硬觀點的共和黨擁躉拒絕接受持溫和立場的佩克雷斯，他們此前支持貝特朗或者巴尼耶，是受到前者的社會政策、或者后者的歐洲背景所吸引，但一旦這兩人退出，他們寧可投給最為強硬的西奧蒂，以此來表明自己的右傾決心。進一步而言，當西奧蒂也出局之后，這部分右傾民眾是否仍會留在共和黨陣營中，還是繼續向右漂移、變成極右派的票倉，仍是未定之數。這也是為什么西奧蒂在敗選后仍然自信滿滿地警告，對于共和黨而言，和馬克龍爭奪中間派選民是死路一條，唯有和勒龐或者澤穆爾爭奪“深右”選民，才有一線獲勝機會。

“北境守護”貝特朗：馬失前蹄

本次共和黨初選中最讓觀察者大跌眼鏡的，就是此前被廣泛看好的貝特朗，首輪就被淘汰出局。

現年56歲的貝特朗，正屬于政治上年富力強的階段。他從北部地區發跡，仕途早慧（24歲成為圣康坦市議員，30歲成為副市長，33歲成為省議員，37歲成為國會議員），先后出任過希拉克政府的國務秘書和衛生部長、以及薩科齊政府的勞工部長。

貝特朗

貝特朗在廉租房中長大，求學經歷與名校無緣，從政之前還曾賣過保險，這些都成為日后被對手取笑的把柄，但他不以為意，反而將這種出身平民階層的鄉土親和感打造成自己的名片。但他也很難說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式“局外人”，相反，批評者認為他富于心計和手段，并且因此在政壇樹敵不少。

這位深耕北方的大區議長，很早就顯露出角逐愛麗舍宮的雄心。早在2012年，他就躍躍欲試要參加2017年總統大選（并由此與薩科齊失和）；但在2015年當選上法蘭西大區議長之后，他撤回了參選表態。2017年，持右傾強硬立場的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出任“人民運動聯盟”（UMP，共和黨的前身）黨主席，導致貝特朗退黨。此次面對2022年大選，他今年3月便宣布參選，是主流政黨人物中動手最早的。當時共和黨的前途一片混沌，而貝特朗的先發制人，更加劇了該黨分崩離析的風險。

于是，初選組織工作最大的看點，便是能否把貝特朗拉進初選的牌局——換句話說，便是能否通過初選讓貝特朗重返共和黨、從而維持右派陣營團結一致。而在2021年6月的地區選舉中，他以無可爭議的優勢擊敗了極右派的挑戰，連任大區議長，從而鞏固了自己“既能對極右派說不，又能挑戰馬克龍”的形象。在這種光環加持下，貝特朗本人也在很長時間內維持“戰略模糊”，拒絕排除單獨參選的可能性，甚至表態不愿參加共和黨的（2016式）初選。

然而在權衡利弊之后，尤其是在謀士的強力建議下，貝特朗最終還是決定參與共和黨的縮小版初選，理由是：如果執意單獨參選，會失去來自共和黨方面的人脈及資金支持，同時也會將已經遭受重創的共和黨置于“死亡風險”當中，更重要的是，如果單打獨斗，他又怎么可能以異議者身份來面對共和黨初選的“正統”獲勝者，并確保能將中右派選民的選票收入囊中？

因此，當民意占優的貝特朗躬身入局時，多少帶有一點屈尊的意味，仿佛他作為“天然候選人”的資格已經呼之欲出，只是為了黨內團結的大局，才通過初選來獲得合法性。但反過來說，這種勢能也蘊含著極大風險：如果不能如其所愿，他賠上的便可能是全部的政治前途。《世界報》稱，在初選之前貝特朗曾向友人表態：如果他沒能在初選中獲勝，就將退出政壇。

最終的選舉結果，似乎印證了貝特朗陣營此前擔心的最壞結果。媒體分析稱，他與共和黨的分分合合，不可避免地還是在黨內忠實擁躉中造成了負面觀感，雖然整體民調領先，但仍然未能突破黨內初選這一關。這位“北境守護”在逐鹿中原的戰役中遭受重創，接下來的抉擇似乎不外兩種：要么退守北境，安心深耕地方，伺機東山再起；要么如此前表態一般，心灰意冷退出政壇——不過在法國政壇中，從“下野”到“出山”，其實并不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

“男巫”西奧蒂：劍走偏鋒

如果說深耕北方的貝特朗（至少看上去）有一種北方人的“忠厚老實”的話，祖上有意大利血統的西奧蒂，則有一種地中海炎熱氣息的“聰明絕頂”（其長相甚至讓人聯想到《權力的游戲》里魁爾斯的男巫）。這位出身南法城市尼斯、代表阿爾卑斯-濱海省的國會議員，不僅將和自己同齡的貝特朗逼入政治生涯窘境，而且經此一役，也讓自己在共和黨內、乃至在全國政壇上份量更重。

和貝特朗、佩克雷斯等競選對手相比，西奧蒂的政治履歷可謂單一，甚至可以說是乏味：在大區議員、尼斯副市長、省議長等地方職位歷練之后，2007年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由此一做便是15年，直到今天。長期以來，他以共和黨另一位地方實權派、尼斯市長埃斯托西（Christian Estrosi）的支持者形象出現，但在馬克龍上臺之后，兩人逐漸分道揚鑣。埃斯托西作為黨內溫和派，愿意同馬克龍進行合作；而西奧蒂則堅持強硬路線，成為共和黨內的一枚堅硬楔子。

西奧蒂

在15年的議員生涯中，西奧蒂熱衷的立法議程往往和權威、秩序、安全等關鍵詞聯系在一起，集中在警務、司法、獄政、難民、反恐、教育等領域。例如在2020年警察暴力和憲警安全成為法國社會焦點議題時，他提出動議要求禁止傳播憲警和軍人的圖像；在他的推動下，議會立法要求所有學校的各個班級都陳列法國國旗和歐盟盟旗、國歌歌詞、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銘文；這種對秩序的關注甚至滲入到種種細節當中，例如以他命名、在2007年到2013年間實施的“西奧蒂法”規定，如果兒童在學校經常無故缺勤，那么父母享受的社會補助會被暫停、甚至取消。

在黨內派系問題上，西奧蒂一直屬于強硬一翼。2016年他先是支持薩科齊，隨后支持初選獲勝者菲永，甚至在大選次輪馬克龍對決極右派的態勢下，他也拒絕公開支持馬克龍。在2017年的黨主席之爭中，他支持強硬派沃基耶。而在此次大選中，他愈發堅持右傾路線，甚至和極右派近乎合流，包括要求修改國籍法，從出生地原則改為血統原則，增設10萬個監獄關押位置，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取消“不尊重共和價值觀”的父母所享受的家庭補助，裁撤25萬公務員崗位，恢復39小時工作制，推遲退休年齡到65歲，削減失業保險和社會補助，針對極端宗教恐怖分子設立“法式關塔那摩監獄”等，他甚至聲稱，共和黨和極右派國民聯盟的區別在于“我們有治理的能力”，換言之，在他看來，二者之間只是能力不同，在秉持的價值觀上其實沒有、或者說不該有多大區別。

如前所述，此次共和黨初選的次輪投票之前，佩克雷斯儼然已經勝券在握：不僅貝特朗、巴尼耶和朱文三位對手向其輸誠，而且170多名共和黨籍兩院議員（包括參議院議長和國民議會黨團領袖）都公開為其站臺，以至于西奧蒂不滿地指責這種背書“有悖于我們這個團體和我們這個政治家庭的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斬獲將近40%的選票。

這種格局和初選本身的特性不無關系，因為此次初選并不是全體共和黨選民參與投票，也不是像2016年一樣的“開放式”選舉，而是在將近14萬名登記黨員、或者稱之為“積極分子”（militants）中進行的。每個投票者必須提供手機號碼、電子郵件地址和郵政地址，并在投票兩周前繳納30歐元黨費完成登記，因此雖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純潔，但絕大部分參與者都屬于共和黨的“鐵桿”選民，則是毋庸置疑的。

在這種背景下，初選投票結果會天然地有利于更強硬、更正統、看上去更符合右派價值觀的候選人，這就是為什么西奧蒂“劍走偏鋒”仍能雖敗猶勝的原因，也是為什么共和黨初選結束后、極右派的勒龐和澤穆爾紛紛向西奧蒂支持者喊話、試圖承接這部分基本盤的原因。

“君臨城郊區管家”佩克雷斯：周旋各方

相對于一北一南兩名強勁對手，現年54歲的巴黎大區議長佩克雷斯，占據了離權力中樞更近的地利優勢，仿佛在君臨城的復雜斗爭背景下，身居外圍，同各方勢力成功周旋。

20年間，她已經積累了典型法式政治精英的履歷：畢業于巴黎高商（HEC）和國立行政學院（ENA），之后進入最高行政法院；2002年出任國民議會議員，并在薩科齊政府中擔任過高等教育部長、預算和公共賬務部長、政府發言人等職；2015年起，她從中央轉戰到地方，代表共和黨出戰，終結了左派在巴黎大區議會的統治。可以說，無論在立法-行政分支，還是在中央-地方層級，佩克雷斯都已經積累了眾多經驗。

更何況，整個大巴黎都市圈處于“一地三主”的復雜權力結構中（中央權力由馬克龍派主掌、巴黎市由左派社會黨主掌、巴黎大區由右派共和黨主掌），這對這位女性議長的管理能力提出了額外挑戰，而她在2020年地方選舉中，以比2015年初次當選更大的優勢輕松連任，則顯示出選民對她過去六年間政績的認可。

和貝特朗一樣，佩克雷斯屬于共和黨內的溫和派系，同樣對此前該黨的右傾化深感不滿。在2016年黨內初選中，她選擇支持朱佩；2017年7月，她在黨內創立了自己的政治派系“同享自由”（Soyons libres）；繼貝特朗之后，她于2019年6月宣布退黨，因為這個黨“在組織和理念上從內部被鎖死了”，麾下新黨也更名為“自由！”（Libres！）；但到了今年7月，佩克雷斯又宣布將參加共和黨初選，這也意味著出走之后的回歸。

雖然她經歷了和貝特朗類似的脫黨風波，但作為此前并不被看好的候選人，她承受的黨內民意反彈沖擊，反而要比淪為眾矢之的的熱門人選貝特朗更小；作為巴黎大區議長，其政績可見度要遠高于偏居北方一隅的上法蘭西大區；再加上西奧蒂的右傾立場實在難以讓黨內主流接受，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她最后的初選成功。

針對共和黨初選，國民聯盟黨魁勒龐諷刺說，共和黨是塊“四等份蛋糕”（Quatre-quarts，一種以同等份量的面粉、黃油、雞蛋和糖為配方的法式蛋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說法雖然惡意滿滿，卻也沒有說錯：西奧蒂、佩克雷斯、巴尼耶和貝特朗首輪基本上勢均力敵，這意味著誰的選民群體都無法被輕易忽略掉，都可能在未來佩克雷斯調整政綱的過程中發揮掣肘作用。

正是在這種“四等份”格局中，作為象征性舉動，佩克雷斯勝選后隨即奔赴各主要候選人、以及共和黨內大佬的勢力地盤（首站即是西奧蒂的家鄉）謝票，顯露出再明顯不過的籠絡示好意味。她同樣提到，貝特朗的社會政策、巴尼耶的歐洲視野、朱文的公共服務、西奧蒂的國家權力，都將是她未來調整政綱的借鑒，但她不會為遷就某一個候選人而無原則妥協。這位（據她自稱）“三分之二的默克爾加三分之一的撒切爾”，如何整合初選之后的右派，仍然是一個頗費思量的問題。

“茶杯里的風暴”，但并非毫無意義

無論這場黨內初選多么跌宕起伏，也無論媒體如何熱炒“能讓馬克龍陣營不安的女人”，從宏觀角度來看，共和黨仍然處于2017年政治版圖歷史性裂變后的后遺癥之中，政治上的分化重組尚未塵埃落定，這導致了此次共和黨初選恐怕是一場“茶杯里的風暴”。所謂“法國第一位女總統”雖然未來仍可期，但恐怕至少不是在2022年。

之所以說這種政治重組仍未完成，是因為共和黨仍然面臨內外兩大不確定因素：

對內，在極右力量上升勢頭遇阻、但仍然處于高位的背景下，支持西奧蒂的選民群體是否會忠于這個“政治家庭”、而不會將選票投給極右派，目前仍難下定論（甚至西奧蒂本人能否一以貫之地支持佩克雷斯也很難說），或者毋寧說，一定會有部分右派選民繼續向更右漂移，投到勒龐或者澤穆爾麾下，但其比例究竟多大，是否會撼動大局，恐怕要受到未來數月內相關政治人物互動表態、以及政治、經濟、社會（尤其疫情）形勢的影響。在兩輪多數選舉制的框架下，能否突破極右勢力的阻礙、進入第二輪，是佩克雷斯面臨的首要難題。

對外，2017年版圖分化造成的共和黨精英出走、歸附到馬克龍政府的勢頭，迄今并沒有根本性變化。例如內政部長達馬南（Gérald Darmanin）、經濟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總統府秘書長科勒（Alexis Kohler）等原共和黨人馬，在現有權力體系中依然地位穩固。而更具標志性的事件，則是前總理菲利普在與馬克龍共事三年后，雖然在內閣改組中被替換，但仍然創立新黨“地平線”（Horizons）加入到總統多數派陣營中。盡管觀察人士分析稱，菲利普其志不小，組黨舉動可能是為“后馬克龍時代”提前布局，但這畢竟是再過五年的問題，對于眼下共和黨的雄心來說，非但沒有幫助，反而固定了中右陣營的分化格局。

11月底，包括“地平線”、另一個中右黨派“行動”（Agir）、中間派的“民主運動”（MoDem）和馬克龍麾下的“共和國前進黨”（LREM）在內的六個黨派首次召開大會，吹響了總統多數派的大選“集結號”。這構成了橫亙在共和黨面前、眼下似乎難以逾越的一道力量屏障。

雖然此次共和黨初選可能只是一場“茶杯里的風暴”，但這樣一場風暴并非毫無意義。它像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下時代法國社會的人心變遷。如果僅以“成王敗寇”的簡單邏輯，嘲笑權力角斗場上的失敗者，其實并不是一件難事；而真正艱難的是，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根基、秉持戴高樂政治遺產的黨派，如何在遭受一場歷史性失敗之后重整旗鼓，通過“黨內有派”的良性競爭來鞏固“政治家庭”，延續政治血脈，同時又不喪失共和倫理，這不僅需要信念和勇氣，同樣需要技藝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