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省儒學學會首屆年會暨“儒學當代使命與江蘇儒學”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來自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大學、蘇州大學、揚州大學、江蘇師范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60余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共同探討當代儒學的現狀與未來走向。

大會開幕式由江蘇省儒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李承貴主持，江蘇省儒學學會會長、南京大學資深教授賴永海，浙江省儒學學會執行會長吳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編審羅傳芳，武漢大學教授胡治洪分別致辭。隨后是大會發言環節，共有七位學者作了學術報告。下午的分組討論中，學者們圍繞江蘇儒學、儒學詮釋學以及儒學的現代價值與發展方向等核心問題進行了熱烈深入的探討。

在大會發言中，江蘇省儒學學會會長賴永海指出，關于“儒學的當代使命”，首先要弄清這幾個問題：一是儒學是否適應當代社會條件，哪些方面適應，哪些方面不適應，適應的方面怎么傳承，不適應的怎么改造；二是搞明白現代的社會條件是什么，比如全球化、商品社會、市場經濟等；同時，明確儒學自身思想特質與功能，進一步弄清它可以做什么，應該做什么，能做好什么。

賴永海認為，儒學的特質是人學，包括什么是人、怎么做人、做什么人三個方面。其中，核心是怎么做人，包括一個中心，三個關系。一個中心，是指自我修為、剛健自強。三種關系，是指人們立身處世要處理好的三種基本關系：第一種是人際關系，《論語》中講“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這種關系的體現；第二個是家庭關系，《論語》開篇講“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本立而道生”，是家庭關系的體現；第三個是社會關系，表現為憂患意識、擔當精神。

賴永海強調，天人關系是儒學的核心關系，孔子的最大貢獻是人的發現。盡管《論語》、《孟子》、“四書”多是語錄體，顯得很簡單，實際上內在有很嚴密的邏輯體系。他說：“人學在現當代是否適應？我有一個想法，對人的治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人與人之間的約定、人與自身的約定、人與神的約定。就人與人的關系來說，儒家在道德、倫理方面，有優勢。但它也有并不適應現當代社會的方面。因為現當代社會是一個大工業化社會，是商品社會，這類社會中一個重要的東西是合同或者契約。而儒家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主要以道德為依據。如果要應用到社會治理層面，則要上升到合同、契約、法律、法制。在這個層面，儒家有沒有空間、該怎么發揮作用？儒家真正的擅場在人與自己的約定。因此弘揚儒學，在道德建設方面值得我們大力挖掘的，比如以德治國等。但以儒學治國，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因為社會形態不同了，以往是小農社會，現代社會講人人平等，講法制、契約。我們研究、熱愛儒學，要發揮儒學好的方面，比如人的道德的提升，但也不能因此忽視儒學產生于小農經濟、宗法制度的古代社會這一前提。因此，應擺正儒學在現當代的地位，要進行轉型，明確自身位置。”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編審羅傳芳的思考主題是：弘揚傳統文化以及儒學在今天到底有什么作用？她基于個人的思考和體會明確指出：首先，要有世界眼光和大歷史觀。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歷史和傳統，也要看世界在這幾百年里到底發生了什么，這樣才能清楚自身所處的位置，才會有前行的方向。就大歷史觀來說，今天都在講全球化，但準確表達應該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源于十八世紀英國及歐洲開始的工業革命。隨著大機器生產，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資本向海外擴張，尋求世界市場，逐漸把世界連成為一個整體。這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都強調的世界歷史的最終形成。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語）。按照現代化理論，資本的全球化是一個從中心到邊緣的過程，其中，中國和廣大東方地區屬于“后發”現代化，而且是“外發”，即這里的資本主義是由外部力量推動的。具體說來，十九世紀中葉，因工業化發展起來的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古老的中國被迫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同時也不得不面對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化過程。羅傳芳表示：“如果從上世紀洋務運動算起的話，我國的現代化已經啟動一百多年了，這其中有爭論、有反復、甚至還有戰爭和災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其實是重啟了這個過程，而現在我們仍然在路上。”

接著，她把思考引向：在傳統向現代轉型中，我們需要繼承什么樣的傳統？“歷史上，儒學的形態很多，需要具體分析，但我認為，首先要繼承的是儒學的真精神，即從孔孟開始一直為后世繼承的：對萬物的悲憫、對民生的關切及對社會的擔當和理性批判。這是儒學一以貫之的傳統，后被張載很好地概括在‘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明清啟蒙思想家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并開出了新的時代精神，即人的發現、理性的覺醒和初步的科學民主精神，這是來自于我們文化內部又可以與現代價值直接對接的傳統，卻被我們忽略了，西化派不重視，保守派不滿意，殊為遺憾。”

再次，要尋找傳統文化的生長點。傳統文化再好，畢竟是古代宗法農業社會的文明，要讓它在今天的市場化條件下起作用，就一定要有生長點，才能長起來。所以需要從現代反觀、反思傳統，而不是相反。現代需要什么，儒學才能長出什么，現代不需要的東西，再提倡也是徒勞的。她以傳統的“天人合一”為例，這一概念本來更多強調的是人與絕對存在（天道、天命）的關系，但今人更看重的卻是其中蘊含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就是一個現代維度和現代選擇。所以羅傳芳認為，傳統文化在現代所能發揮的作用，取決于現代社會對它的需要程度和它與現代化的契合程度，而傳統文化被現代社會需要的那個部分，就是我們文化的前途和意義所在。

江蘇省儒學學會首屆年會分組討論現場。

浙江省儒學學會執行會長吳光的發言主要論及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當代儒學復興的新形勢、新方向。他總結了中國儒學復興的十大標志：1.儒學的專題研討會連年不斷；2.儒學組織如雨后春筍；3.孔子學院遍布世界；4.地方恢復書院、孔廟；5.各地樹立大儒、孔子的銅像；6.各地兒童、成人讀經活動普遍展開；7.各種儒學期刊、出版物大量涌現；8.儒學的講座、會講遍及全國；9.各級政府對儒學的態度正在改變；10.主流意識形態中增加儒學元素。

二是近年儒學復興的背景。首先，中國進入了和平崛起、文化復興的新階段；其次，中國出現了以文化復興為先導的新文化熱，習近平主席關于陽明心學的內涵及知行合一現代價值的論述，以及關于儒學主導、多元發展的論述，集中概括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及其當代價值，也標志著黨的意識形態發生了重要變化，即正面面對儒學，吳光認為這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尊儒的新時代。

三是國學復興新態勢的五個方面表現。第一，最高領導帶頭尊儒、尊孔、尊陽明；第二，全國儒學聯席會議推動儒學發展；第三，孔子學堂像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起來；第四，干部學儒學的積極性大振；最后，當代新儒學發展，應符合面向大眾、面向生活、面向現代這三個面向，多元并進，不能一家獨尊。

江蘇省儒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李承貴主要對儒學復興應該處理的幾個關系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復興儒學不等于復古。他觀察到，當今儒學復興熱潮中，有一股復古氣息，部分儒學研究者或愛好者，在禮俗、制度、語言等方面，有著強烈的復古傾向。這種現象漠視社會歷史的變遷，漠視人身心的變化，不能與時俱進，其結果是弄得傳統、現代兩頭不討好。

其次，復興儒學不等于媚俗。所謂“媚俗”，就是媚權力、媚金錢、媚名利。某些人利用儒學鉆營、謀私，宣傳儒學中的糟粕元素，好比章太炎先生當年批判的把儒學作為“敲門磚”，與時俯仰，屈膝卑躬，趨炎附勢。這與儒家尊奉的“仁義”精神是相悖的。

第三，復興儒學不等于排外。現在儒學界有股勢力與西學作對。李承貴認為，由于反思檢討過去一百年辛酸悲屈的歷史，感覺傷痕累累，就將新仇舊恨全部推到西學身上，這不公平，也很愚昧。儒學的復興應該理性地、開放地對待西學，要體現學術自信。

第四，復興儒學必須更新儒學。不能一味將傳統儒學直接挪移到現代，而必須進行調整、調適甚至革命，對那些不適應現代社會的思想，或與現代社會相悖的觀念，必須堅決進行改造與更新。他指出，只有根據不同時代人民群眾的實踐需求，對儒學進行豐富與充實，儒學才能做到真正的復興。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余治平指出，現在有種理解，認為儒家就是工業文明之前的文明、應該在博物館陳列，事實上限制了對儒家普世性、永恒性的理解。他認為儒家之為儒家，“有很多跟我們的生命密切勾連的東西，那些東西不管在農業文明還是工業文明時代，都是一脈相承下來的。如果你要把儒家作實體化的理解，那么儒家永遠走不出經典條框，走不出博物館。在這個意義上說，你要把儒家理解成一個不斷生成性的東西，是一個becoming，而不是固定的being。”余治平由此認為，儒家現代化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偽問題，“如果有人認為儒家走不進現代化，那就可以去中國臺灣、韓國、日本看看，儒家的文明在這些現代化已成的亞洲地區，體現得比我們還好，儒家文化在他們身上保存得比我們好。”因此，學人的不斷詮釋，當代儒家學者對儒家文化的詮釋，是十分重要的。

此次會議由江蘇省儒學學會與南京大學儒佛道治理思想創新團隊聯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