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譚自茹 茹蕙 王思齊

撰文｜茹蕙 編輯｜張茜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五月的北方空氣清爽。田夢下班后不知道去哪里，想著回家也是躺在床上，不如去公司附近偶像經常出沒的地方碰碰運氣。她獨自坐在園區的室外長凳上，邊刷手機邊等人。離她不遠的練舞室，正是中國“選秀教母”龍丹妮創立的“哇唧唧哇”旗下藝人訓練的地方。

練習室門口聚集著一批自帶塑料凳、舉著至少兩斤重單反相機的女孩們。一輛商務車拐進來，女孩們圍攏上去，反應略遲的索性踩在凳子上，錯落有致地迎接著即將從車上下來的男團成員。其中一位男孩張嘉元，是田夢觀看騰訊《創造營2021》選中的練習生。如今，他已順利出道。

與偶像交換了方寸之間的空氣后，田夢便離開了。回家后，她習慣性地打開微博，瀏覽起張嘉元的定格照片來。

偶像從眼前掠過的時間，以秒計算。現場的粉絲僅憑記憶難以捕捉偶像的發色、服裝、鞋子，甚至首飾。相機幫他們固定住瞬間，成為瘋傳網絡的“物料”。粉絲依靠這些延續著選秀節目結束后的熱情。拍攝這一切的女孩，被稱作“站姐”，通常她們也是各大應援站的管理者。

選秀是一門日新月異的生意。一代一代的偶像收割著一群一群的年輕人，互相成就，也互相拖累。

“越努力，越幸運。”這不是一句心靈雞湯，而是秀粉的人生信條。隨著選秀節目戛然而止，秀粉不得不懷疑這句話的含金量。

六字箴言最早出現在愛奇藝一檔名為《偶像練習生》的選秀節目中。2018年1月19日節目首播，張藝興與數不清的花樣男孩站在舞臺上，面對鏡頭宣讀：“從今天起，屏幕前的你將作為全民制作人，為100名少年投票，選出你最愛的九人，組成中國優質偶像男團。百分之九的選擇，交給你。”臺下及屏幕前被節目組尊稱為“制作人”的觀眾，從此擁有了新身份——選秀節目的粉絲，簡稱“秀粉”。他們挑選的對象，被稱作“練習生”。

秀粉，專為選秀而生。他們熱衷選秀節目，挑選看上眼的練習生，打榜和投票送他出道。這是一種新型的消費關系，帶來比虛擬游戲更真實的體驗。“決賽完走人，只雞血3個月。”自我介紹為“資深秀粉”的田夢說。

田夢在一家影視制作公司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2005年暑假，將要上高三的她，用父母的手機為李宇春投了票。隨后，她成為了一名“玉米”（李宇春粉絲的稱呼）。

節目火了后，粉絲開始想辦法拉更多的票。除了到街上擺攤設點，找陌生人投票外，后援會還組織購買電話卡。瘋狂“打投”（打榜和投票）初現端倪。2007年，廣電總局明令禁止：各級電視臺上星頻道或地面頻道……不得采用手機投票、電話投票、網絡投票等任何場外投票形式。

隨著技術發展，選秀節目從衛視轉移到互聯網上。2015年，浙江衛視辦了《燃燒吧少年》，李宇春受邀擔任導師。節目在上星衛視播出，衍生綜藝獨家授權給了騰訊，“開創了在網絡上觀看選秀節目的先河。”

這檔節目不設遠程投票環節，選手通過評委打分晉級。這是田夢第一個“真情實感”追完的選秀節目。選出來最有名的“少年”是肖戰，但田夢支持的是趙磊。他們當時同為“哇唧唧哇”旗下的藝人。

趙磊參加了騰訊舉辦的《創造營2019》，田夢又追起了這檔節目。她花了100來塊，小小地參與了打投。“我希望他最后站在出道位。”

粉絲投入太多情緒，易患“被害妄想癥”。追星有三大忌：忌真情實感，忌傾家蕩產，忌啥事兒都管。粉絲總認為自己選中的孩子在平臺手里，平臺操縱著一切，他們必須瘋狂花錢，將偶像“頂上去”，向平臺證明，這孩子值得更大的舞臺。

“如果吸不到秀粉——那些最有雞血、最容易被煽動、最舍得花錢的人。”僅靠原有的粉絲，練習生不大可能出道。“一定要Battle（對抗），跟一個實力差不多的練習生比拼，往里砸錢。”Battle的對象不重要，群起而激憤的氛圍更重要。秀粉稱這為“團建”，“在粉絲自己給自己畫大餅的過程中，做起來。”

■ 田夢使用過的Battle軟件

“追星的原則一定是使自己開心。”到今年，田夢支持的選手與李宇春已經不沾邊，但她花錢更多了，有小1000塊。“如果沒有支持的人，就是看熱鬧而已。”

李宇春開演唱會，她舍得買最貴的VIP票坐前排；一張20元的數字專輯，她認為值300塊的話，也愿意重復購買。“目的是讓她多一些自己的選擇權，而不用在乎市場需求做爛大街的俗歌。”但她不會為選秀出道的團體花太多錢。

田夢其實對選秀有些失望。僅有的9個出道位由100多位練習生爭搶，練習室仿若叢林，鏡頭也如利刃。“國內的選秀節目，是一個大型的楚門世界。粉圈叫‘豬八百紅’，就是給豬800秒它都能紅起來。”鏡頭越多，練習生被看見的機會也越多。但她不是一個挑戰規則的人，“在這個游戲下，就得接受所有的規則。”

比賽完后，成團出道的偶像如果沒有持續的曝光，秀粉的熱情便難以維系。站姐在一線拍偶像上下班路上的圖（粉圈稱“路透圖”），也無法滿足粉絲對舞臺的渴望，“（愛豆）消失在了生活里，落差是很大的。”這時候，不少秀粉就跑了。

王璐今年畢業，在廈門念廣告學專業。2月中旬，愛奇藝的《青春有你3》和騰訊的《創造營2021》前后一天開播，兩個節目她都有看。

《青春有你3》初評后，練習生被分為ABCD四個等級的小組。A是唱跳能力俱佳的種子選手，B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現的，C是資質平庸的，D是面臨淘汰的。在為期三個多月的訓練生涯里，A組選手要保持自己的地位，提升人氣；B組的要努力爭取進入A組；C組的要盡可能爭取曝光機會，獲得制作人的青睞，才可能逆天改命；而D組的首要任務是避免被淘汰。

主題曲出來后，羅一舟被練習生內投為初舞臺的中心位（粉圈稱“初C”），即第一名的成績。也是從這個舞臺開始，王璐“被他的飛躍震驚和鼓舞到了”。

經過一輪又一輪的練習和公演，人氣選手逐漸浮現，練習生的排名也愈加固定。

“選秀其實不公平。”王璐說，羅一舟是科班出身，演過話劇男一號，在中戲上學，未來的發展“比普通的流量明星路更寬”。但參加選秀的初期，他是一個“純素人”。

王璐以前不是秀粉，第一次追流量明星，還不太懂流量圈的規則。她工資不高，也砸不起錢。她選擇費時但不費錢的方式，加入了奶卡組。

一個一個小群，像部落般存在。群成員包括兩名管理員和二三十位粉絲。粉絲每天領取任務，錄屏完成掃卡工作（掃真果粒瓶蓋內側或奶卡上的二維碼，出現一串投票號）。管理員負責“查車”，即核對真實性和有效性；另有一位負責發奶卡。

從奶卡組晉升后，王璐來到了打投組。“加入打投組后，一個群的人數上千了，有5位管理層。”到比賽后期，競爭太過激烈，后援會甚至找人開發了小程序。打投勞工領取各自的編號和密碼，直接登陸程序領號。“用數據化的方式，直觀地看到一個人投了幾組，成功了幾個，哪些有異常。”每天領取高強度的任務，完不成的粉絲可能被移出群。粉絲群越來越制度化。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博士后、影視媒體人何天平表示，“對于選秀節目的邏輯來說，每個練習生在鏡頭實踐的過程中都會生成自己的應援組織，那就成為了一個實質性的粉絲組織（哪怕選手最終未出道）。名義上，粉絲是這些節目的主體、主角，可以為愛發電；但實際上，更多是為服膺節目邏輯而無意識成為的‘數據工人’。”

王璐曾笑話加入《偶像練習生》打投組的同學，后來她也成為了其中一員，“像我們專業，對輿論也有一定的了解，去打投有點傻，認認真真看節目后，確實有點上頭。”

后援會還找黃牛買大量的平臺賬號，但這些賬號可能同時賣給多家粉絲。王璐每天趕在凌晨12點整登錄賬號，搶在別家粉絲之前完成投票，“我覺得很刺激，也是資本的較量吧。”

投票的話，一定要用4G網絡，每投3票，開一下飛行模式，更換IP地址。“如果用WIFI的話，IP地址不變，會被誤判為水軍。”到了選秀后期，王璐才知道其中的奧秘。

■ 偶像從眼前走過

“我們不接受。”沒成團，沒有斷層出道（以大比分領先第二名的成績出道）；節目組沒有解釋，更沒有道歉。“感覺自己像一個傻瓜。”王璐說。那段時間，她的心被一點點磨掉，“每天一種情緒。”

22歲的大學生朱雅婷，是一名 “初戀秀粉”（即第一次花錢打投的選秀節目粉絲）。在網上看過一些視頻后，也被羅一舟吸引，“想為他投票”。一開始，她比較佛系，喜歡就投一票；到了后期，Battle得熱火朝天時，她加入了打投組，逮著空就投票，一天大概兩三百次，但這還不算多的，有的一天能投上千票。

成團夜取消后，朱雅婷還抱有希望。等了一個多月，她漸漸接受了現實：“它確實沒了”。費了那么大的力氣，不過是想偶像C位出道，成為閃耀全場的男孩。一切不再可能發生后，秀粉陷入了“值與不值”的考量中。

部分激動的秀粉試圖找平臺理論，要求退款的聲音也偶有出現。但是，這些不同的聲音被粉頭（打投站的管理者）以“偶像可能遭受連累”為由捂住了嘴。在平臺面前，粉絲必須保持安靜，因為關系到偶像的未來。

出事后，打投組并未原地解散，變成了數據組。

“我有時也不明白粉絲打榜是為了什么。”日本留學歸來，在某互聯網平臺負責娛樂營銷和藝人商務工作的陳姍姍說。她的工作之一是為品牌方篩選合適的藝人，配合產品宣發。“我們很少看微博數據，更多是買專業的數據庫。”

2005年，還在上初三的陳姍姍已開始追日娛偶像，那時，國內還是《超級女聲》和港臺劇的時代。“我喜歡日系偶像的感覺，內娛偏韓風，不戳中我的審美。”杰尼斯（日本最著名的生產男團的經紀公司）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男團，韓國SM公司的練習生體系最初也是復制它的模式。國內培養偶像的方式，從向日韓看齊開始。

陳姍姍不喜歡對著屏幕，更享受真實的體驗。在日本，她基本追線下。2018年，陳姍姍追的團開巡回演唱會，三個月里，她看了10多場，位置好點的門票一張就要1萬多人民幣。2017年，她追得最瘋狂的時候，一年光看演唱會就花了二三十萬。陳姍姍父親曾是房地產開發商，為女兒的消費買單。這一次，她花了1萬多打投，但她覺得“算是沒花錢的程度。”像陳姍姍這樣出錢不出力的人，在粉圈被視為“富婆”。

國內的選秀節目，陳姍姍從《偶像練習生》看起，直到《創造營2021》打造國際團，邀請了日籍練習生，她終于“上頭”，追了一位在日本已比較成熟的藝人。從節目播出一路投到第三次公演為止。“花錢（打投）的事我沒試過，體驗一下。”

與打投勞工不同，帶領團隊為二季度業績沖刺的陳姍姍天天加班到九十點鐘，連網上的視頻都沒時間看，更沒功夫打投，她將錢直接轉給了后援會。

錢交給了后援會，陳姍姍也明白“不可能全部轉化成票數。現在這套規則被玩得很復雜，就是不想讓人直接算出收入多少，花銷多少。”絕大多數粉絲卷入，是因為感到快樂。合理適度的范圍都可以，但非法集資、數據造假、過度打投也出現了。

不僅后援會，連經紀公司、平臺等多方勢力也膠著在一起。“粉絲運營蠻賺錢的，但很瑣碎。”打開任何一個后援會的微博，網宣、數據、控評、反黑等，這些屬于基本板塊，還有各種賬號需要運營。

藝人的商業價值與粉絲盤掛鉤，但水分很大。“微博幾十萬的轉發，可能只有幾十人（數據勞工）在干，給它輪出的幾十萬。”在工作上，陳姍姍有意回避與這類藝人合作，“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真實的數據——這個藝人大概能割多少韭菜。”

不花錢，缺少參與感；一次次打投，陳姍姍又覺得“沒必要”，后面的打投，更像是操控，“有點像針對用戶的洗腦術，激發粉絲的集體榮譽感，加固對偶像的忠誠度。”

“我很小就接觸了，那時候環境比較單純。資本進入后，愛好已經不是個人體驗，更多是社會對個人意識的影響。比較低齡的小孩，言論完全被洗腦，是很可怕的。我不舍得自己的小孩那么早接觸這個圈子，起碼等到觀念固定之后。”

當下流行的“養成感”，陳姍姍不吃這一套，“內娛的偶像養成工業不成熟不說，還不思悔改，這波割完就算，誰還管以后。不需要明星的壽命長，很殘酷，把人不當人。”

■ 愛豆出現，一陣猛拍

練習生能不能立住人設，有沒有故事線，是獲得曝光機會的第一標準。審片時，編劇、運營、總導演等都在，二三十號人，個人意志很難左右節目的走向。“外傳的皇族（重點選手），真的是他的故事線吸引人。”參與過《偶像練習生》運營的林玥透露。

每個選手配一位編劇。編劇與選手聊得多，教他們在真人秀里展現更鮮明的個性，挖掘個人特質。“節目組希望通過選手輸出真正的內容，不管是價值觀還是個性。”

“蔡徐坤火是理所應當的。他每一次舞臺都要求錄像，看哪個地方做得不好。我們錄衍生節目，只有蔡徐坤問‘姐姐，這個東西錄了什么時候發？發在哪些渠道？’他雖然是個練習生，但非常認真。”

導演組也跟選手聊，比如王子異，有實力但不愛表達，導演就鼓勵他：不要太在意公司夠不夠強大，我們這邊就是按喜愛度來的。“說白了，看市場需求。比如蔡徐坤，他把自己的C位讓給了別人，這是一個精彩的點，我們希望成團后有兄弟情在里頭，所以這段會放出來。”

林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愛奇藝。運營和宣傳兩個部門與粉絲的接觸最多。“運營對流量負責，宣傳對站外的聲量負責。”宣傳跟經紀公司對接。當經紀公司無法調動粉絲時，林玥所在的團隊會直接與粉頭對接。“沖熱榜的時候，粉絲發布一些原創內容，帶動更多的號傳播。”

運營主要負責衍生節目，在正片之外增加流量。“衍生片不容易出圈，但粉絲渠道帶來了1億左右的流量。復盤的時候，我們也驚嘆于粉絲的投入。”

攝制的大廠影視小鎮是圍起來的，粉絲就守在鐵欄桿外蹲選手，在那里跟做完妝發的偶像打招呼。“我們那一屆大部分練習生還不是藝人，非常需要粉絲。在工作中，感受得到他們的珍惜。”

忙起來，林玥這個崗位，頭天錄制到晚上10點多，在機房盯片子到兩三點，四點鐘又得起來盯妝發。“基本上不睡覺。”當時，從上到下都挺投入。林玥做夢都在比對每個選手的名字，誰是哪個公司的，魔怔了。

她也付出了自己的真情實感。錄制節目時，聽到自己支持的選手晉級，在監控室的她立馬叫了出聲。“‘社死’，所有人轉過頭看我。”

提及如果重來一次，是否還有激情？林玥表示，22歲的她會，但現在作為一個社畜，“按照套路和模版做，不足以吸引人重度投入。”

9月2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站發布了《進一步加強文藝節目及其人員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廣播電視機構和網絡視聽平臺不得播出偶像養成類節目……選秀類節目要嚴格控制投票環節設置，不得設置場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環節和通道，嚴禁引導、鼓勵粉絲以購物、充會員等物質化手段變相花錢投票……”

《偶像練習生》作為第一屆模仿韓國“101”系的選秀節目，開局比較艱難，經紀公司并不清楚它的模式。節目制作團隊前期招募學員，質量得不到保證。節目組就挨個經紀公司談合作，樂華娛樂當時派了范丞丞、黃明昊等愛豆來。但節目做到現在，優質練習生越來越少，秀粉的基本盤也差不多飽和了。即使沒有相關政策出臺，選秀節目也面臨發展危機。

站在行業外看，選秀節目模式固定，已經失去新鮮感。“再加上‘塌房’（偶像出格），要是沒站好隊，最后真的感到傷心。”

不管是媽粉、事業粉，還是秀粉，都是真心實意投入了精力、時間和錢財。“粉絲能推練習生上去，也能一把將他拉下來，非常不可控。他們計較的點，不是站在選手長遠發展上，而是‘現在、立刻、馬上’。在他們‘上頭’的時候，講不清任何道理。”

《偶像練習生》時期，節目尚處于摸索階段，“不太在意粉絲花了多少錢，這不在我們的考核范圍內。”當時，投票入口少，基本限于APP本身，后來加入了更多投票渠道，包括奶卡、奶票、奶蓋，愈演愈烈。

“今年第一次看排位賽，我被震撼到了，愛奇藝什么時候有錢布這么大的置景了？”咖位、舞美、置景升級后，節目成本相應增加。愛奇藝的一部分收入靠VIP充值，但有一定程度的飽和（不少粉絲已經充了一二十年的會員），“必須妥協，多開打投的口子。可是，節目組背負不了這么大的責任，它只能請大家理性消費，但具體到每一張票怎么投，其實是個人行為。”

“我們只有選秀節目，沒有偶像產業。”何天平不無遺憾地說，“偶像養成節目火了四年，但產業機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資本、經紀公司、平臺、粉絲、偶像，共同參與了一場大型的以資本為名義的狂歡。哪一個主體是無辜的？”

對粉絲來說，舉辦選秀節目的平臺也是“工具人”。“把我偶像捧紅了，你就滾吧。”林玥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田夢、王璐、朱雅婷、陳姍姍、周宇、林玥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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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在人間｜上頭的粉絲與失控的選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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