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邀陳寅恪回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事，習見的表述是：1953年9月中共中央議定建立歷史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上古史所、中古史所、近代史所，即一、二、三所）。中國科學院擬延聘陳寅恪主持二所（中古史所）。不久（12月），中國科學院派遣陳氏弟子、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汪篯攜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之信去廣州，動員陳氏受聘，而后者謝絕了邀約，并明確重申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張，推舉陳垣當二所所長。

陳寅恪

這種描述，最早發端于陸鍵東的力作《陳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作者注：陸鍵東《陳寅恪最后的二十年》，第101—121頁。陸氏的說法在最近《南方周末》刊出的另一資料得到支持。該文錄出了香港大學陳君葆所記日記的一段話：“于寅恪自己事，他把十月七日郭沫若拍給他的電報，并他的覆電給我看，科學院是要聘他擔任歷史研究所中古史一分部的領導，并約他為明年春出版的歷史學一類期刊的頭一期撰文；他覆電堅決地推辭主任，理由是病，但推陳援庵（垣）繼。”（轉引自周佳榮《國學大師陳寅恪的港穗因緣——〈陳君葆的日記全集〉史料大披露》，2005年3月10日《南方周末》，第22頁《往事》欄。）然陳君葆所記“分部”“主任”名稱有誤，他不清楚當時中國科學院在歷史學研究上設立了三個研究所，誤認中古史所（二所）為一分部，分部當然只能設“主任”了】，對此，迄今尚未有新的說法。本人在搜集整理家父的來往函件時，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據此可以推定：中國科學院起碼早在1952年（可能還更早）已議定并邀請陳氏北上主持歷史學研究，而他推薦以代其位的人選最早并非陳垣。

這次發現的家父有關陳寅恪北上問題的信函，共有3封。第一函乃陶孟和致家父之函，函云：

從5月22日函之前部分內容來看，陶氏仍在做先父思想工作，希望我父辦好離職（中大）的手續，盡早回北京中國科學院社會經濟所工作；而從信后部分內容來看，可知陶氏當時是以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的身份，請先父轉達該院邀請陳寅恪北上主持歷史學研究之意。

此函未署年份。然而函中有“一俟思想學習結束”（按：即1951—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和“離嶺南有無問題”（按：此處嶺南乃指嶺南大學，1952底該校于院系調整后并入中山大學）等字眼，由此可斷定陶函寫于1952年。

還應注意的是，從陶氏所述可知，早在中國科學院剛建立不久的1950年（即函中所說的“前年”），該院已有籌建歷史研究所邀陳寅恪北上（可能僅一個所而非1953年所定的三個研究所）的想法，因為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已于1949年搬去臺灣。從1950年到陶氏1952年5月22日函這段時期，中國科學院是否已派人正式詢問過陳氏意愿，目前尚無資料可確定。

在1952年5月22日陶孟和致先父函后第二天，中國科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嚴中平于5月23日也給先父寫過一函：

函中的“嶺南”，顯然指嶺南大學。從要求家父“早復”，頗可看出中科院方面的迫切之情。

先父是否轉達了陶氏之囑？陳寅恪的反應又如何呢？陳寅恪之女陳美延提供了一封先父致徐中舒的信（復印件）。現照錄如下：

上函清楚地表明，先父已遵陶孟和之囑，向陳寅恪轉達了中國科學院的邀請，陳氏又托先父回復陶氏，言明無意北上，并推薦徐中舒“以自代”。徐中舒，1926年清華大學國學院研究生畢業，屬陳寅恪弟子輩。抗戰時期陳寅恪執教于內遷的燕京大學，與徐中舒同在成都，戰后兩人雖分在異地，但徐氏卻被聘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通訊研究員，其業務范圍列入由陳氏任組長的歷史組內。

陳氏薦徐的意見后來顯然未得到認同。1953年底，中國科學院正式再次動員陳寅恪時，陳氏乃推薦（或表示贊同）陳垣當二所所長。

此函亦未署年份，但從內容來推測，必為1955年所寫無疑，依據為：1.“三年前中國科學院邀請寅恪先生北上”；2.“弟近擬對兩晉南北朝之田制及賦役制有所論列”，現已查到“論列”的題目為《戶調制與均田制的社會經濟背景》，該文于1955年底由中山大學印出鉛印本，內中參考資料已列出繆鉞的4篇論著（見《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集遺》，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22頁），顯然致徐函之日期應早于1955年底，而先父鉛印論文是在收到繆氏著作后而印出的。

（本文摘自梁承鄴《無悔是書生》，中華書局，2016年3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