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現代焦慮

在安格拉·默克爾結束長達16年的執政生涯卸任總理后，德國歷史上首次迎來了由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就經濟和人口而言，德國是歐盟最大的成員國，這一轉變自然激起了全球對德國政治和經濟狀況的關切。

2021年12月4日，德國柏林，德國社民黨召開特別黨代會，以98.8%的支持率投票通過了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的三黨聯合組閣協議。

像許多富裕的西方國家一樣，德國似乎陷入了一種持續的不安狀態，而忽略它已經擁有的一切。出于這個原因，后默克爾時代既可能帶來混亂，也可能保持與不久前歷史的連續性。

這種憂慮也纏繞著德國思想界。進入現代社會，法國有其哲學家，英國有其經濟學家，而德國則依靠社會學家來理解大局。近期有四本關涉“大局”的德語著作，分別是史蒂芬·茂（Steffen Mau）的《分揀機器：21世紀邊界的重新發明》（Sortiermaschinen: Die Neuerfindung der Grenze im 21）、亞明·那塞希（Armin Nassehi）的《不適感：關于不知所措社會的理論》（Unbehagen: Theorie der überforderten Gesellschaft）、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Andreas Reckwitz）和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的《危機中的晚期現代性：社會理論成就了什么？》（Sp?tmoderne in der Krise: Was leistet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全球主義和民主之間：新自由主義衰弱的政治經濟學》（Zwischen Globalismus und Demokratie:Politische ?konomie im ausgehenden Neoliberalismus）。

12月3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羅斯金公共事務學院社會福利客座教授、柏林赫蒂管理學院社會學教授赫爾穆特·K.安海爾（Helmut K.Anheier）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為四本著作撰寫書評，題為《德國的現代焦慮》。

安海爾在文章開頭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國家擁有約8300萬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與9個鄰國接壤，邊境幾乎是開放的，而且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是什么將它維系在一起？

富有并沒有壞處。德國人均收入遠高于歐盟平均水平，盡管其貧困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緩慢上升。正如默克爾2017年競選成功的口號所言，德國是“一個我們生活得很好很幸福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德國的政治生活還沒有受到英國退歐式神奇思維或美國式兩極分化的破壞。

但德國社會始終存在一種不安感——懷疑事情正在發生變化，而且不是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這是貫穿這四本書的共同主線，盡管它們的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截然不同。所有這些著作都符合該國悠久的社會分析傳統——從馬克斯·韋伯和格奧爾格·齊美爾到拉爾夫·達倫多夫和尤里根·哈貝馬斯。

安海爾設問道，關于德國的國家和社會的未來，這批頂尖的德國思想家能告訴我們什么呢？

書評第一節名叫“圍困”（Walled In），評論的是史蒂芬·茂的《分揀機器：21世紀邊界的重新發明》。在洪堡大學社會學家茂看來，德國在復雜的全球邊界體系中占據著核心和高度特權地位。此外，近幾十年來，這種制度變得愈發根深蒂固。根據茂的說法，在過去的20年里，全世界豎起了比50年前更多的圍墻和堅固的邊界。1990年，全世界有12座邊境墻；如今，有70多座。在20世紀90年代，5%的國際邊界被加固；如今，則是約20%。

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些事實可能會讓人感到驚訝。32年前柏林墻的倒塌難道不應該標志著一種新的開放，尤其是在人類流動性方面？茂認為，雖然少數人有更大的行動自由，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限制要大得多。全球化是在嚴格的選擇程序和對流動性的嚴格控制的背景下進行的，德國一直處于這些發展的前沿。

20世紀90年代以來，邊界的作用發生了變化。過去，邊界代表著國家之間的硬性隔離，而現在，它們扮演著更為復雜的角色。通過這種機制，各國可以決定誰是值得信任的（歐盟公民、美國公民）、經濟上有用的（來自印度的信息技術專家），還是政治上突出的（土耳其異見人士、阿富汗難民）。現代邊界就是茂書中的“分揀機器”。

這種機制存在于多個層面上。首先，像歐盟申根區這樣的宏觀區域，邊界對合法進入的人來說確實變得不明顯了，盡管這些邊界對其他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被允許進入的人）來說仍然存在。與此同時，宏觀區域的外部邊界越來越多地被最新技術所強化，在這里，試圖進入的人被應用程序、生物識別甚至人工智能所分揀。

第二個層面是簽證分揀機器，它首先控制著誰可以進入宏觀區域。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第三個層面：關押非法移民的設施，這些設施大多集中在土耳其和其他外圍國家，由歐盟付費。最后，在德國境內，分揀程序仍在繼續。在德國，針對非公民，一個復雜的身份等級體系授予或拒絕授予不同種類的特權，比如居留或工作許可。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這一分揀制度已擴展到公民和合法居民，以識別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人。

德國可能是全球化的倡導者，卻非開放的倡導者。智能技術、數據分析和安全協議的結合讓它能夠根據自己的條件，通過控制和選擇來管理遷移，這對它自己而言大有裨益。德國人不需要簽證就可以訪問190個國家，而阿富汗、伊拉克或敘利亞公民可以訪問的國家不到30個。因此，分揀機器維持著全球的不平等。護照（電子的、仿生學的或紙質的）的重要性讓茂想起了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這段話：

“護照是一個人最高貴的部分。它不是像人類那樣以簡單的方式產生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創造出來，以最不計后果的方式，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但這絕不可能發生在護照身上。因為好的護照總能被認出來，而一個人，不管他有多好，也可能不被認出來。”

書評第二節題為“過高的期待”，評論的是亞明·那塞希的《不適感：關于不知所措社會的理論》。安海爾繼續寫道，雖然茂關注的是經常被忽視的趨勢，即加強國際邊界以管理潛在的內部分裂，但其他三本書關注的是晚期或后現代社會更普遍的現象。在慕尼黑大學社會學家那塞希看來，德國社會似乎越來越無能，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危機。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2011年日本發生核事故，促使德國政府逐步淘汰該國的核電站。然后是2015年的難民和移民危機，隨后是COVID-19大流行。展望未來，更大的氣候危機迫在眉睫。

那塞希描繪了一個焦躁不安、不知所措、似乎喘不過氣來的社會。盡管德國社會持續運轉得相當好，但人們仍感到不安。這一悖論讓那塞希感到困惑，他質疑，一個大多數事情或多或少都做對了的社會，為何還能在其人民心中引發如此的不安。

部分解釋是，德國像今天的任何西方社會一樣，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社會，由不同的“系統”組成，如經濟、法律、醫療、社會保障、宗教、藝術，以及，關鍵的是，政治。每個分支都遵循自己的邏輯，并盡可能地尋求自主權。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這些都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期待，現代公民覺得有權利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更好的醫療保健、改善的基礎設施、更高的養老金和更清潔的環境。

但只有相關系統得到協調，這些結果才有可能實現，而協調正是政治的中心任務。在自利的系統中——鄰避主義和律師、經理、醫生及其他的職業意識強化了這種傾向——期望很容易落空。當政客們通過提供宏大的解決方案來回應公眾的不滿時，他們會拔高人們的期待。但是，夾在自私的系統之間，每個系統都想要不同的東西，它們最終無法實現，產生更多的沮喪。

我們能做些什么呢？那塞希建議，政治家和改革者在系統性地慶祝小勝利的同時，尋求調整預期。他們應該避免做出過高的承諾，并向各種系統注入穩定的現實主義。這意味著強調漸進式創新——治理的目標不是什么大改革，而是創造百花齊放（a thousand flowers to bloom）的條件。

他建議，讓人民自我賦權，慶祝自己的成就。自由派經濟學家迪爾德麗·南森·麥克洛斯基（Deirdre Nansen McCloskey）稱這種做法是“經過貿易考驗的憤懣”（trade-tested embitterment）。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開放的試錯過程將導致可以擴大規模的經過驗證的創新。例如，自行車道已經演變成城市自行車交通系統，在許多歐洲城市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并培養了更健康、更低碳的生活方式。那塞希主張，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成功。

因此，這意味著德國社會應該少些雄心壯志，而專注于那些能形成一個更好整體的小事情。大規模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努力已成明日黃花。德國人現在應該接受自由主義和自下而上賦權的現代觀念。政客們應該像非意識形態的管家一樣，尋找正和（positive-sum）結果。

但在書評人安海爾看來，這聽起來不錯，但這個愿景難道不像它將要取代的愿景那樣浪漫和天真嗎？在要求我們對當代德國社會如何擺脫預期陷阱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更好的答案之前，那塞希可能已經做出了盡可能多的讓步。

書評第三節題為“加速焦慮”，評論的是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和哈特穆特·羅薩的《危機中的晚期現代性：社會理論成就了什么？》。洪堡大學的萊克維茨和耶拿大學的羅薩也看到了一個負擔過重的社會，其成員被不適和倦怠所困擾。兩者的著作《危機中的晚期現代性》實際上是三本著作合集。在第一部分中，萊克維茨對現代性的實踐進行了歷史分析，并提出了現代性的概念對于像德國這樣的社會的功能運轉意味著什么。然后，羅莎借用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觀點，提出了他所謂的對此時此地的“最佳敘述”（best account）分析。在第三部分，兩位作者接受了哲學家兼記者馬丁·鮑爾（Martin Bauer）的采訪。

萊克維茨認為，在德國這樣的晚期現代社會中，有三個緊張的來源，即社會開放與封閉或排斥之間的對立、形式理性與人們基于價值和情感的文化歸屬觀念之間的對立、在對新事物的重視和對遺產的喪失之間對立，這加深了人們身份的混雜性。這些動態創造了一個制度和人往往落后于時代的社會，要求更加復雜的應對策略，即使他們在過去表現出了非凡的彈性和適應性。

這種不受束縛的社會和經濟力量的概念也是書中羅薩部分的主要比喻。像萊克維茨和那塞希一樣，他將個人的痛苦感歸因于晚期現代性對動態穩定性的依賴：即任何控制感都需要不斷增長和擴張。這種不懈的努力可以在德國商業、公共行政和公民社會廣泛使用的組織和個人績效標準體系中看到。一切都有望加速和改善，而根本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將保持不變。但這種無休止的官僚主義和體制建設最終導致倦怠和疏離。

盡管那塞希提出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逐步更新，對自上而下的改革發出了警告，但除了提出一個普遍的最低收入來緩解經濟不穩定的下行螺旋之外，萊克維茨對該做些什么基本保持沉默。羅薩提倡一種全面的減速，以便有更多的反思，并使個人能夠在眼前的環境中找到自己。目標應該是體驗“共鳴”（resonance），一種自我肯定的感覺，這種感覺來自于與當地或專業社區、友誼圈和家庭的開放、互惠的接觸。鑒于這本書對晚期現代性社會學的深刻分析，這是一個奇怪而最終令人失望的建議。

書評第四節題為“回到德國”，評論的是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全球主義和民主之間：新自由主義衰弱的政治經濟學》。安海爾認為，要想獲得更有力的建議，我們可以求助于德國科隆的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前主任施特雷克。在一份嚴厲的批評中，他將新自由主義描述為一種破產的意識形態，將歐盟描述為一個失敗的超級國家，將全球治理描述為一種技術官僚的烏托邦幻想。他的書是四本書中最注重政策的，而且也不回避爭議性問題。

對施特雷克來說，德國陷入了民族國家和全球主義之間。更具體地說，它夾在想要馴服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和想要關注價值和道德而不是階級的自由民主之間。后者受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的青睞，他們從全球化中受益，他們似乎正在贏得一場反對社會民主的文化戰爭，社會民主倡導國家主權和具有社會保護、更大的公平和扎根于地方社區的經濟。

在施特雷克看來，歐盟是一個不民主的龐然大物。它的核心邏輯是走向更大的集中化、失去根源和不平等。更多的“歐洲”意味著更少的真正的民主。對施特雷克來說，唯一的前進道路是“向下”，朝著一個以國家和地區為基礎的更民主、更分散、更公平的社會前進。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正在進行的一體化和集中的計劃，是凌駕在歐洲各社會的頭上進行的，是20世紀最后幾十年遺留下來的不合時代的東西。施特雷克認為，現在這種做法弊大于利。

當然，這是一杯濃咖啡。施特雷克提出的愿景贏得了德國極左（Die Linke）的掌聲，但也贏得了極右（雖然他不歡迎極右的支持）的掌聲。事實上，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假設，任何強硬的英國脫歐派（Brexiteer）或波蘭脫歐派（Polexiteer）都會對他的歐洲懷疑論辯論感到高興。他呼吁民族國家的全面復興，認為較小的政治單位更善于促進社會凝聚力、公民參與、社會正義與和平。他重建的民族國家將成為現代化的社會民主國家，擁有小規模的軍隊（這樣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主宰其鄰國）。因此，他的新歐洲將是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聯盟，由某種更小、更弱、當然也更沒有野心的歐盟協調。

雖然施特雷克的分析和主要建議是有爭議的，但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的書斥為一種盲目的幻想。在他看來，修剪歐盟翅膀的過程已經開始。正如他最近接受《法蘭克福評論報》采訪時所說:

“……歐盟的解體確實近在眼前，這是因為一體化太多，而不是太少。對成員國主權不那么深的侵犯可以阻止崩潰；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礎上相互合作（‘小國’）的區域體系，歐盟仍然可以被拯救。”

文末，安海爾總結道，我們如何看待這四本著作及其診斷？對于茂來說，德國人被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邊界所包圍，這些邊界既保護了他們，又在政治上把他們牢牢地固定住。在那塞希看來，德國社會長期被來自遠大期望的需求所淹沒。對于萊克維茨和羅薩來說，動態穩定系統中隱含的無休止加速創造了一種永無止境的不安（churn）。對施特雷克來說，德國最好的未來可能是在一個結構更松散的歐洲聯盟中回歸主權國家。

這些書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處理的集體和個人身份危機，是當代德國的危機，但并非德國獨有。許多非德國人即便不認同他們開出的處方，也會認同他們的分析。

出于這個原因，后默克爾時代既可能帶來混亂，也可能保持與不久前歷史的連續性。

白俄羅斯邊境難民危機

白俄羅斯與波蘭邊境的難民危機在今年下半年以來成為讓歐盟頭疼不已的問題，這一事件更是在11月以來持續發酵，變成一場不折不扣的人道主義危機，同時也變成了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與歐盟之間的一場政治博弈。一如《衛報》刊文所說，這場危機充分表明了，一旦活生生的人被當作“武器”，會發生什么樣的慘劇。歐盟與盧卡申科之間的惡劣關系早在去年白俄羅斯總統大選之后就已經公開化，當時盧卡申科的勝選被歐盟方面質疑，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更是直言這場選舉缺乏公平也不自由。對大選結果極度失望的白俄羅斯民眾更是掀起了一輪抗議浪潮，反對派領導人季哈諾夫斯卡婭也因此流亡到立陶宛。與之相應地，是歐盟方面啟動了對盧卡申科和白俄當局對制裁。

2021年12月1日，白俄羅斯格羅德諾，聚集在波蘭-白俄羅斯邊境地區的難民。

而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白俄羅斯逐步放寬了70余個國家的入境簽證，其中就包括外逃難民眾多的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和阿富汗等國。對于這些難民而言，取道白俄羅斯并到達歐洲開啟新生活，似乎是一個非常可行的選項。另據BBC中文網的報道，2021年以來白俄羅斯的航司有意增加了往返中東多國的航班，這也被一些觀察人士認為是白俄羅斯當局有意授意的舉動。如此一來，從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現在，白俄羅斯境內“積蓄”了大量難民，而對于這些難民從白俄羅斯借道去往歐盟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波蘭或立陶宛，白方并沒有任何意見，反而似乎樂見其成——事實上，不少難民甚至會在航班落地白俄羅斯之后獲頒難民簽證，進而離歐盟國家更近一步。

在一開始，從白俄羅斯入境波蘭和立陶宛對于難民而言并不是太困難，兩國的邊防部隊會允許難民入境，并將他們遣送到難民營待后續處理。但隨著從白俄羅斯涌向邊境的難民人數劇增，兩國都開始收緊措施，加固邊境的鐵絲網，并拒絕難民入境。但是很多難民并不介意采取非法手段，尤其是在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的森林地帶，很多難民摸黑前進。而到了現在這個季節，寒冷讓在那里想方設法的難民遭遇了極大的挑戰，有些人甚至冒著凍死的危險連夜選擇非法入境波蘭。到了11月中，白波邊境因為難民潮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愈發嚴重，甚至出現了不少暴力沖突事件。一些試圖入境波蘭的難民與該國邊防人員和警察發生沖突，約有40名難民被捕，也有警察在沖突中被難民投擲的石塊打傷，而軍警則對卷入沖突的難民采用了催淚瓦斯和水炮車等手段予以鎮壓。11月下旬，暴力沖突屢見不鮮，波蘭方面暴力驅趕難民的動作也被錄制成視頻并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對于從白俄羅斯涌入的大量難民，歐盟方面將矛頭對準了盧卡申科。在11月初的一份聲明當中，歐盟指責盧卡申科用虛假的承諾讓難民誤以為可以經由白俄羅斯輕松進入歐盟國家，稱他的所作所為是“非人道、暴徒式”的舉動。盧卡申科方面自然否認這樣的指控，但從一些難民的發出的聲明表明，白俄羅斯邊防部門似乎有意推動了這樣的難民危機出現——多達數千名難民滯留在白歐邊境，對于與白俄羅斯接壤的波蘭和立陶宛而言，這樣為數眾多的難民顯然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而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主要國家則對于是否應該接受更多難民未能達成統一共識。另外，據CNN援引Meta的數據分析表明，白俄羅斯的安全部門也有意識地在用虛假賬號，以記者或社會活動家的身份來激化社交媒體上對這場難民危機的討論，它們借助deepfake等技術，用英文、法文和庫爾德文發布消息，譴責波蘭邊防人員的暴力行為，同時也揪住波蘭國內反難民的新納粹勢力大做文章。

歐盟對于難民危機的處置自然也遭到了不少批評，在The Conversation上刊發的一篇評論文章就指出，歐盟才是這場難民危機背后最大的反派。兩位學院出身的作者表示，自2019年他們在羅馬尼亞調查難民問題時就發現，當地官員對于難民并不感冒，甚至直言：“他們并不存在。”此次白俄羅斯的舉動和2020年土耳其開放希土邊境讓難民得以從土耳其入境希臘并前往其他歐盟國家類似，都是發生在新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這背后折射出的其實是歐盟本身在難民應對政策上的不均等。類似羅馬尼亞、波蘭這樣的國家，遠不如瑞典或者法國那樣有著更為雄厚的實力和需求來接納難民，相應地，難民也并不希望在羅馬尼亞或者波蘭落腳。如此一來，難民問題就使得中東歐的歐盟成員國變成了一個緩沖地帶，同時也是一個頗為脆弱的沖突地帶。

或許也是因為輿論壓力加劇，加上白波邊境的難民危機持續時間過久，歐盟終于在近日松口會采取更加靈活的手段接納難民。早在11月下旬，歐盟方面就已經有所讓步，同意將一些滯留邊境的難民轉入到鄰近的營地，一些伊拉克人則可以選擇是否搭乘本國政府派出的航班回到祖國；歐盟也開始與白俄羅斯方面展開談判，商討邊境難民問題的下一步處置方法。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歐盟和白俄羅斯關系的緩和，歐盟方面的談判代表堅稱這并不意味著歐盟會就此承認盧卡申科政權，而盧卡申科也表示該國會繼續允許難民入境并借道進入歐盟國家。除了立場強硬的盧卡申科之外，俄羅斯也被歐盟方面認為在背后支持白俄羅斯這一系列舉動，但也有消息表明普京并不希望盧卡申科和歐盟之間的惡劣關系會影響白俄羅斯作為俄國向歐盟輸送天然氣的中轉站地位。

進入到12月，難民危機依然持續，歐盟方面又在談判之余對盧卡申科及一些白俄羅斯高官采取新一輪的制裁措施，而白方則公開聲明會用強硬的手段回應新的制裁。沒有人知道這一場危機會如何結束，以什么方式結束，雙方的博弈你來我往，代價卻是如今依然棲身寒冷的波蘭森林、準備進入政客許諾的美好歐洲的難民。在The Conversation的評論文章中被列作對比的希土邊境難民問題，如今已然成為了希臘最為棘手的社會問題，大批難民滯留在希臘境內的離島上，處境非常艱難，而現在進入波蘭難民營的難民們也并不知道自己將何去何從。雖然《外交政策》的報道顯得非常悲觀，但卻也道出了這樣的實情：當今的全球秩序并沒有能力去消化、解決難民危機這樣一個與日俱增的難題，某種程度上難民問題就是無解的。2019年的羅馬尼亞，2020年的希臘與土耳其，以及今年的波蘭和白俄羅斯，相同的危機總在發生，并不斷積累，導向下一場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爆發的新危機。

參考資料：

The Poland-Belarus border crisis is what happens when humans are treated as weapo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nov/16/poland-belarus-border-crisis-eu-refugees

白俄羅斯與波蘭邊境移民危機的來龍去脈：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9319409

波蘭白俄羅斯邊境:難民突破封鎖線：https://www.dw.com/zh/%E6%B3%A2%E5%85%B0%E7%99%BD%E4%BF%84%E7%BD%97%E6%96%AF%E8%BE%B9%E5%A2%83%E9%9A%BE%E6%B0%91%E7%AA%81%E7%A0%B4%E5%B0%81%E9%94%81%E7%BA%BF/a-59814954

Clashes erupt as Belarus-Poland border as refugee crisis worsens: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11/16/chaos-at-belarus-poland-border-as-migrants-attempt-to-enter-eu

Facebook says Belarusian KGB used fake accounts to stoke border crisis: https://www.cnn.com/cnn/2021/12/01/tech/facebook-belarus-poland/index.html

The EU is the real villain in the Poland-Belarus migrant crisis: https://www.theconversation.com/the-eu-is-the-real-villain-in-the-poland-belarus-migrant-crisis-172132

EU Proposes More Flexible Asylum Procedures for Belarus Crisi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12-01/eu-proposes-more-flexible-asylum-procedures-for-belarus-crisis

Belarus to take tough steps in response to new Western sanctions — Foreign Ministry: https://www.tass.com/world/1370181/

Belarus Shows the World Has No Answer for Migratio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11/30/belarus-europe-migration-refugees-global-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