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喜歡把印度比喻成大象，然而這種體型龐大、力大無窮的動物卻具有兩面性：與老虎、獅子相比，這種動物性情溫和、憨態可掬，被視為吉祥的象征；然而大象在古代卻被當作戰爭的坐騎，以其尖銳的象牙和強大的力量來攻擊敵人。被喻為象的印度在外交上也具有這種兩面性：一方面，印度包容多元的文化、以非暴力實現和平獨立、推動不結盟運動的歷史、推行瑜伽外交和甘地外交的主張，表現出其阿育王式的道德主義或和平主義；但另一方面，種族矛盾、印巴沖突、大國博弈又表現出其考底利耶式的現實主義。究竟哪一種才是真正的印度呢？還是說印度本就是一個矛盾政治文化的結合體？

一、矛盾的印度政治文化：阿育王式與考底利耶式

阿育王和考底利耶都是印度古代歷史中孔雀王朝的經典人物，兩者也分別代表了印度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政治文化。

（一）考底利耶與實力至上的現實主義。考底利耶被認為是輔佐孔雀王朝的第一位帝王月護王（“旃陀羅笈多一世”）的大臣，也被認為是古代印度治國安邦經典著作《政事論》的作者（該書是否由考底利耶撰寫仍存在爭議）。不論是月護王的統治方式還是《政事論》的內容都具有典型的現實主義色彩。作為孔雀王朝的建立者，月護王在統治方式上也傾向于強調軍事力量、嚴格的官僚統治等現實主義方式。據稱，孔雀帝國被劃分為不同的區，由帝王最近的親戚或最信賴的將軍管理，帝國還建立了龐大的軍隊。孔雀帝國的官員通過嚴格的方式選拔出來，并被嚴密的監視和管理著。此外，月護王還不斷鞏固對北印度的統治，試圖將帝國勢力擴大到印度河流域及以外地區，他還與外國簽訂協議確定了帝國的西部邊界。[1]

《政事論》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觀點。在體系層面，該書提出了“曼荼羅”體系，被認為是印度版的均勢思想。概括來說，曼荼羅體系中各國的關系為“鄰國都是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敵人的朋友也是敵人”。[2]在國家間關系層面，該書認為國家間關系主要分為敵對、友好、中間狀態和中立四種。國家間關系受到地理位置、雙方實力對比和意圖三種因素的影響。[3]在國家政策層面，該書提出了各國在“曼荼羅”體系中可以采取六種對外政策，包括媾和、作戰、靜待、備戰、結盟和兩面政策。其中媾和指締約、靜待指對其他國家沖突的無動于衷、備戰指增拓國力、結盟指尋求其他國家的保護、兩面政策則指與一方媾和并與另一方作戰。除作戰和備戰屬進攻性戰略、兩面政策屬攻防兼備戰略外，其他都屬于防御性戰略。[4]外交六策是一種動態組合，并沒有恒定不變的優先等級，國家采取何種對外政策主要取決于本國與他國實力的對比。但總體來說，《政事論》認為君主應該優先考慮進攻性策略，防御性策略屬不得已而為之的。[5]這也反映出《政事論》所持有的權力制勝觀，在認為戰爭是常態的同時，認為和平與戰爭都不是國家追求的目標，權力和成就才是國家的目標，并認為強國應優先選擇戰爭增進權力，這都是現實主義的觀點。

（二）阿育王與道德至上的和平主義。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帝王，也是月護王的孫子。在阿育王統治的前幾年，他的統治方式充滿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色彩，通過非常殘忍的方式不斷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但隨著時間變化，他逐漸厭惡了暴力和殺戮，并在統治的第十年皈依了佛教。信仰的轉變改變了阿育王的統治方式，他更強調慈悲、普愛和非暴力，將所有印度人稱為我的孩子們，并通過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保證域內一切生靈的安全、自制、平靜和幸福。[6]在民眾中，他鼓勵民眾遵守道德規范，包括聽父母的意見、慷慨地對待朋友、親人、婆羅門和苦行者、防止殺害生靈，做到包容、慈悲和誠實。[7]他還大興佛教，多次主辦佛教大集會、興修佛教雕塑、寺廟、窣堵坡（即佛教中用于儲放佛陀、高僧舍利所用的墳冢，也叫舍利塔、佛塔、浮屠塔），宣揚佛教中的眾生平等、尊重生命、心懷慈悲的思想。此外，阿育王對于印度多元的文化、其他宗教也保持寬容。

二、兩種印度政治文化的發展與融合

不論是考底利耶式還是阿育王式的政治文化，在印度的歷史上都有實踐，究竟哪種才是印度的主流政治文化呢？有學者認為，印度外交政策機構中最受推崇的政策制定者都是考底利耶式的而非阿育王式的，他們都是印度古代歷史中現實主義的門徒，而非寬容的帝王的追隨者。[8]然而不論是在古代還是近代，印度歷史上都不乏兩種政治文化的實踐，而隨著時間的推進，這兩種政治文化呈現出相互融合的趨勢。

（一）甘地與阿育王式。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者和國大黨曾經的領袖，其政治主張充滿了和平主義的色彩。在印度獨立過程中，甘地領導了20世紀20-30年代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和文明不服從運動。在甘地的非暴力呼吁下，全印不同階層、不同族群和信仰的民眾共同參與大規模民族活動，絕大部分參與運動的民眾在統一領導下有序地表達訴求，而非通過暴力示威的方式表達意愿，全印人民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性。以其名字命名的甘地主義，是印度提倡非暴力抵抗的重要政治學說。在甘地主義者看來，在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聯系的宇宙中，任何形式的暴力最終都是自我毀滅的，印度應該用非暴力不合作來對抗暴力。[9]

（二）尼赫魯與道德至上的考底利耶式。作為印度的開國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獨立之初的政治思想頗具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的色彩。他認為印度具有深厚的軟實力和精神力量，因此將印度視為和平的締造者，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不結盟運動。與甘地的理想主義和平不同，尼赫魯是一位現實主義和平者，強調國家利益和實力。他將國家地位的提升視為優先利益，認為在獲得物質力量之前必須依靠道德呼吁和謹慎外交。然而尼赫魯的政治取向也飽受爭議，有學者認為尼赫魯對國家利益的定義和泛亞角色的定位無法保護印度的物質利益，因為他忽視了權力平衡的關鍵（是物質實力）。[10]有學者將尼赫魯統治下的印度比喻為“吃草的老虎”，認為它錯過了滿足自己需求的機會，因為它對自己有一個錯誤的認知。[11]尼赫魯主義從1947年印度獨立之后一直居于主導地位，直到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印度的失敗充分暴露了其國家力量的脆弱性，也迅速削弱了尼赫魯苦心搭建的國際影響力，促使印度的政治文化迅速轉向硬實力至上的現實主義。

（三）英迪拉與硬實力至上的考底利耶式。在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之后，印度陷入了一個內斂和懷疑的狀態，這時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接任印度總理一職。英迪拉的政策取向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她政治立場強硬，注重印度軍事力量建設，包括推動印度核試驗。她將關注點聚焦在印度周邊地區，強調印度在次大陸的主導地位，并主張通過硬實力獲得地緣政治優勢。與尼赫魯對民主制度的精心呵護不同，英迪拉任期還曾出現“緊急狀態”下的獨裁統治，可見其對國內穩定和發展的重視程度已遠遠超過國際地位的追求。

三、作為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兩種政治文化

印度精神力量的核心是和平、真理、自由與博愛，然而這些理想有時卻成為這個新興大國的負擔。只采取和平主義的阿育王式會增加印度國家力量的脆弱性，而僅僅強調物質實力至上的考底利耶式則會限制國家的綜合發展。早在2014年當選之后，莫迪就曾表示是時候擺脫舊心態了，印度應該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全球領導者，而非僅僅是平衡者。[12]全球領導者不僅需要具有對國際體系起決定性影響的物質力量，更需要強有力的精神力量?；谶@一目標，印度總理莫迪似乎在兩種政治文化中尋找到中間道路。

（一）在硬實力上采取考底利耶式的現實主義，維護國家安全、增強國家戰略優勢。在莫迪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時，其現實主義的政策取向就已有所表現。古吉拉特邦本身就是印度政治文化矛盾的縮影——它既是圣雄甘地的出生地，也曾發生過駭人聽聞的教派沖突，目前是印度工業中心之一、跨印度洋貿易路線上的重鎮。莫迪是古吉拉特人，他曾于2001年至2014年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在任期間大力發展地方經濟，將該邦建設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引擎。然而，他在任期間卻放任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種族屠殺，致使該邦于2002年發生了持續兩個月、死亡人數眾多的血腥暴亂?？梢?，莫迪是一位實用主義者，道德與和平理想并不是其執政的重心，提升硬實力才是關鍵。

2014年以來，莫迪領導的印人黨受國民志愿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影響，發展經濟、提升國防水平、加強國際伙伴合作。在國內，莫迪政府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在多地逮捕迫害異見人士，在廢除370憲法后多次對克什米爾地區實施暴力鎮壓。在中印邊界地區，印度一面保持與中國的對話溝通，一面持續增強軍力部署。在印度洋地區，印度逐漸脫離不結盟運動，轉向追求靈活的戰略自主，與美、日、澳等國深化印太戰略，與越南、菲律賓、新加坡、印尼等國加強互聯互通和海上安全合作。

（二）在軟實力塑造上采取阿育王式的和平主義和道德主義，提升印度的國際影響力。印度早期的外交政策更關注經濟實力發展和鄰國外交，安理會席位、多邊機制參與等被看作象征性領導力，遠沒有物質實力重要。但莫迪上任以來，印度對全球領導力的野心逐漸上升，其中軟實力不可或缺。在此目標下，莫迪領導的印人黨通過瑜伽外交、甘地外交、民主價值觀外交來塑造理想的國際形象。2021年6月的國際瑜伽日當天，莫迪大力宣傳瑜伽增強體質、抗擊疫情的重要作用。同年8月，在阿富汗變局期間，印度作為安理會輪值主席國，多次呼吁國際關注阿富汗的和平進程，鼓勵各國為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在同年10月2日，也是國際非暴力日和圣雄甘地誕辰之日當天，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我們需要像甘地那樣認識到，使我們團結起來的力量遠遠大于使我們分裂的力量”。[13]

從軟實力到硬實力的逆向發展雖然造成了印度物質實力的落后，但是隨著其硬實力的提升，其所具有的龐大精神影響力仍使其成為不容小覷的全球領導者候選人。

（作者：隋雪濛，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參考資料：

[1] [美]斯坦利·沃爾波特著：《細數恒河沙：印度通史（上）》，李建欣，張錦冬譯，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59-64頁

[2] 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論〉國際政治思想研究》，時事出版社2019年，第74頁

[3] 同上，第75頁

[4] 同上，第79-80頁

[5] 同上，第82頁

[6] [美]斯坦利·沃爾波特著：《細數恒河沙：印度通史（上）》，李建欣，張錦冬譯，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66頁

[7] 同上，第67頁

[8] Teresita C. Schaffer, Howard B. Schaffer: “India at the Global High Tabl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p81

[9] 戴永紅，張婷：“印度的東南亞研究：議題設置與研究取向”，《東南亞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頁

[10] Zorawar Daulat Singh，Sudhanshu Tripathi：“Debating the Relevance of Non-alignment in Indian Diplomacy”， India Quarterly 2021，77（3），p503

[11] Mohamed Zeeshan：“Flying Blind：India’s Quest For Global Leadership”，Penguin Books 2021, pp.51-52

[12] “PM to Heads of Indian Missions”，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7, 2015, https://pib.gov.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15241

[13] “聯合國在國際非暴力日呼吁開啟一個和平、信任、寬容的新時代”，聯合國，2021年10月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10/109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