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陳寅恪、傅斯年都是學問大家，兩人之間的友誼“偉大而曲折”。11月2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刊文《從親密到生分：陳寅恪與傅斯年（上）》詳述陳、傅二人的交往，本文為下篇，刊于11月2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幫助與分裂

在陳寅恪拒絕傅斯年隨史語所南遷的一年以后，盧溝橋事變發生。1937年10月，梅貽琦校長電命清華諸教授均赴長沙。早知今日，還不如隨史語所南遷。陳寅恪如今的狀況是，一方面，父親散園老人絕食廢藥而死，父親如此，兒子勢不能居留北平于刺刀下茍活；另一方面，小女兒美延5月23日出生，南遷令發布時不足五個月，仍然是“軟體動物”，不便播遷。陳寅恪料理喪事之后，毅然隨清華南遷。

清華無可托之人，這一點在將來的日子里會看得很清楚。陳寅恪《書信集》里向傅斯年求助的信，大多寫于此一階段。

11月13日，陳寅恪夫婦帶三個孩子攜兩位傭人，夾雜在難民中間，奔赴長沙。11月20日夜間抵達長沙臨時大學。因清華又遷云南，陳氏一家轉道香港入滇。1938年春節前夕（按：《編年事輯》作春節，《年譜長編》作元旦，今取前者）抵達香港。4月22日陳先生獨自赴蒙自，陳師母心臟病發，不能再走，家人留港，待了四年（按：至1942年赴桂林團聚）。西南聯大又遷昆明，陳先生8月13日赴昆明任教。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陳先生為漢學教授，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6月1日陳寅恪致梅貽琦函分析“漢學教授”四字云：“牛津近日注意中國之宗教及哲學，而弟近年興趣卻移向歷史與文學方面。離家萬里而作不甚感興趣之工作……”（《年譜長編》193頁）夫子自道比學者所歸納之“史學三變”更為直截明白。但這次牛津之聘，如久旱之甘霖，同1929年陳先生卻哈佛之聘不能相提并論；那次卻哈佛之聘的胡適之現在不也在美國當大使嗎？夏，陳寅恪離開西南聯大赴香港，擬全家赴英。傅斯年對陳先生赴英的態度沒有文獻的記載，是不是如他后來所說“對陳之去留與決定，不支持也不反對”（詳下），不得而知。陳先生運氣不好，抵港后適值二戰爆發，英國亦非平安之地，牛津也可能關門。9月，陳先生返回昆明。

1939年9月，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在昆明開辦，地點設在青云街靛花巷內（按：之前為“中研院”史語所租用，今轉給文科研究所），所長為胡適，時出使美國，由傅斯年代理所長，北大歷史系鄭天挺教授任副所長，陳寅恪為史學部導師。據鄧廣銘回憶，陳先生把這里稱作“青園學社”，與傅斯年再度合作共事。就是住在這兒的時候，買到一顆紅豆，引發了后來箋證錢詩、撰寫《柳傳》。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傅斯年失去支持。3月23日“中研院”第五屆評議會選舉新院長，選出候選人三名：翁文灝、朱家驊、胡適。最后胡適落選，朱家驊當選。傅斯年最怕翁文灝當選，而朱氏亦是老交情。評議會除學術人物外，亦多高官，為陳所不喜，此次赴渝自言“為投胡適一票”。7月，再度離開西南聯大，準備赴牛津之聘。結果形勢惡化，再度滯留。8月15日香港大學擬聘陳寅恪為客座教授。中英文化協會杭立武先生替陳先生致信清華，希望在此情形下，允許陳暫客座港大俟機赴牛津，而這段期間清華能“照支原薪，可共促其成”。梅貽琦8月24日復電云：“貴會借聘陳先生一節，本校可予同意，即作為陳先生請假一年。但關于薪金一節，敝校因經濟不裕，且格于定章，礙難照支。”（《年譜長編》202頁）陳居港生活窘迫。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年初有《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詩：“寂寞盆花也自開，移根猶憶手親栽。云昏霧濕春仍好，金蹶元興夢未回。乞米至今馀斷帖，埋名從古是奇才。劫灰滿眼是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乞米”是這時段的主旋律。陳寅恪《書信集》致傅斯年第三十一函至四十八函皆往來討論“錢”事。傅先生可謂極富耐心，助陳最多。艱難時刻往往由史語所出面相助。

5月5日終于經由廣州灣離港，6月末抵桂林，應廣西大學之聘。因陳夫人原籍廣西，桂林各方面又較宜居，故留桂，引起傅斯年強烈不滿。8月14日傅斯年致陳寅恪函云：“兄之留桂，早在弟意中，弟等及一組同人渴愿兄之來此，然弟知兄之情況，故此等事只有憑兄自定之耳。其實當年兄之在港大教書，及今茲之舉，弟皆覺非最妥之辦法。然知兄所以如此辦之故，朋友不便多做主張，故雖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辦法之后，有所見命，當效力耳。……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處，恐嫂夫人在彼比較方便，但從遠想去（按：四字加著重號），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遲）來川為宜。此戰事必尚有若干年，此間成為戰地，緊張之機會故遠在桂之下，至少此為吾輩愛國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誤不容再誤也。目下由桂牽眷到川，其用費即等于去年由港經廣灣到川，或尚不止，再過些時，更貴矣。”（《遺札》988頁）責陳貪圖舒服，太聽夫人話。

同時，傅斯年復函廣西大學校長張頤，勸其莫留陳在桂云：“寅恪先生事，弟之地位非可使弟‘奉讓’者，然歷年來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決定。因寅恪身體、精神，不算健康，故彼之行止，朋友未可多主張。寅恪歷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內地，而寅恪倫常甚篤，故去年幾遭危險。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既接受廣西大學之聘，恐遷眷入川非明年不可也。寅恪來書，節略抄奉一閱。弟于寅恪之留廣西，心中亦不贊成，然寅恪既決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轉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體如何），弟等固極愿其在李莊，然如貴校確有何等物質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體有益者，亦當由寅恪兄自決之，只是兩處天氣、物質，恐無甚分別，而入川之途，樂山更遠耳。且為貴校辦研究所計，寅恪先生并非最適當者，因寅恪絕不肯麻煩，除教幾點鐘書以外，未可請其指導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創辦一研究部，寅恪絕不肯‘主持’也。弟所見如此，此信及惠書均抄寄寅恪矣。”（《遺札》991頁）由此函可知：一，陳氏不來李莊因其夫人，夫人不來因天氣、物質等因素也；二，“節略抄奉”以示他人，不知妥還是不妥；三、桂林與李莊兩地，天氣、物質是否“無甚分別”，我未至其地，不敢置評，耳食所得，李莊甚苦；四，傅氏做人做事，無人敢不信其真，然若以小人之心度之，信末“此信及惠書均抄寄寅恪矣”云云，如何“節略”既未可知，是否“抄寄”亦難對證；五，至于“不指導研究生”云云，已近于毀人令譽，其所言是否屬實，下詳。

8月31日，傅斯年致葉企孫函云：“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弟不特未加阻止，且他來信派弟寫信給杭立武兄，弟即辦了。弟一向之態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決，（實則他人亦絕不能影響他，尤其不能影響他的太太。）彼決后，再盡力效勞耳。其實彼在任何處一樣，即是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本所幾個老年助理，他還肯說說，因此輩常受他派查書，亦交換方便也。一笑。）但求為國家存此一讀書種子耳。”又說：“目下恐須依舊發彼一聘書，其格式如下……”（《遺札》996頁）“依舊”二字加著重號，與前“目下恐須”四字連讀，其意似謂發其聘書，彼亦不來，然雖白發，面子上亦須做也。陳雖不來，又事事依靠傅某，若依傅先生實意，此聘書必不發矣。對陳之不滿已明顯表露。

關于陳的“不肯指導人”，所涉卻大，不能置之不理。如前所言，傅先生直言直語，不由人不信。但與其他人記述有所不同，陳在清華、在云南，皆有大量弟子門人、同事友生之記述，皆未言陳高傲不指導人，但傅氏何等人，其言不容輕輕放過，因其少數而不理，必須加以分析。

首先，陳先生上課認真不認真？周一良記1935年秋與余遜、勞榦到清華第一次旁聽陳先生上課，“旁征博引，論證緊湊、環環相扣。我聞所未聞，猶如眼前放異彩，深深為之所吸引”，“我們都喜歡聽京戲，第一堂課下來之后，三人不約而同地歡喜贊嘆，認為就如看了一場著名武生楊小樓的拿手好戲，感到異常‘過癮’”（周一良《紀念陳寅恪先生》）。昆明西南聯大時期，王永興回憶陳先生上課：“為什么要帶這么多書呢？寅恪先生講課時要引證很多史料，他把每條史料一字不略地寫在黑板上，總是寫滿了整個黑板，然后坐下來，按照史料分析講解。……當時，寅恪先生多病體弱，眼疾已相當嚴重，寫完黑板時常常汗水滿面，疲勞地坐下來閉目講解。他的高度責任感，他的嚴謹求實精神，他為了教育學生不惜付出寶貴生命力的高尚行為，深深感動并教育了我們。”（《懷念陳寅恪先生》）猶如畫出了當時之景象，僅就“寫滿一黑板再講”而言，怎么說都不是敷衍應付之態度，其所描述，陳先生也不是高傲不理人只顧自己讀書的類型，而是“高度負責”，上課認真。聯系1930年陳寅恪欲逐步退出史語所時致傅函中所云，“一年以來，為清華預備功課幾全費去時間精力……因上課不充分準備必當堂出丑”（陳寅恪《書信集》39頁），和1936年屢辭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之理由為要認真備課（陳寅恪《書信集》48頁），其言并非客套虛語。

其次，上面所言是上課，傅先生所言是個人指導，略有不同，一為公開，一為私下。一般來說高水平之人不愿與低水平多糾纏，此事常有，亦在理中，不可強求。先要分清致張頤信中所謂“研究生”與致葉企孫信中所謂“研究助理”，是分在陳先生名下，還是沒有分在名下。若是前者，當然是傅先生所責高傲自私不負責；若是后者，無所抱怨。

就前者而言，不輕易接受研究生或助理歸于自己名下，也是慎重之意，老師對學生有要求，有選擇，這應當是老師的權利；一旦歸于名下，傾心相授，助其成才，相信這一點陳先生必能做到而無疑義。就后者而言，陳寅恪對很多并非歸于自己名下，沒有“師生責任”但才華出眾的后起之秀，也都獎掖推薦，不遺余力。試看《書信集》，薦人最多。靛花巷三號時期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哲學部王明（按：當時哲學部有王明、任繼愈兩位研究生，王氏后任職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回憶：“陳先生通多國文字，對佛、道兩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學術問題，朝夕求教，他無不認真解答，仿佛有古代書院教學的親切感。”（《年譜長編》197頁）陳寅恪后來離開昆明到了香港，作文還自署“青園翁寅恪題”（如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跋語），這個“青園”不指清華，而指靛花巷，可見對陳先生言，這也是一段好的回憶。

第三，傅斯年提到的這種情況是否存在呢？不能輕易否定。人是復雜的，陳先生負絕學，能識別英才而獎掖之，也容易看到別人的長處并非很苛刻，但這不代表他就是老好人，隨和得不得了。同樣是靛花巷時期的周法高（按：屬于語言學部）回憶：“寅恪先生為史學組導師，先后指導汪篯、王永興。第一期研究生十人，分住三樓二大間，先生亦住三樓，出入皆不交談。余返南后，得悉余姑丈王伯沆翁為先生之業師。”（《年譜長編》197頁）周法高即與陳寅恪先生緣淺，對面亦不交談，這雖不能說明指導與否事，但可知亦有不理人時。西南聯大翁同文之回憶，涉及研究生論文指導（按：時在1938年）：“由于徐高阮、季平與我三人都是即將畢業，照規章仍該寫論文一篇。當時教國史，也可指導論文的張蔭麟先生應召去重慶，就都與寅恪師議定一個范圍有限的題目，開始進行。寅恪師預先警告，文字務必精簡，若太冗長，必有浮濫，他就不愿評閱。”（《年譜長編》191頁）這是唯一涉及“不愿評閱”的字眼，但也合情合理。

總之，自陳歸國之初到建國之初，皆“與人為善”，沈氏兄弟好幾年不作一文，沈兼士偶作一“鬼”字，便得寅恪大獎，認為一個字就是一部文化史；稱楊樹達為“漢圣”，楊一生感戴。對后輩更提攜賞贊，毫不吝惜，正如周一良所言“對于后輩，只要有一得之愚，他總不吝嘉獎”，僅就《年譜長編》所列，已指不勝屈，獎陳述（168頁），獎張蔭麟（161頁），獎羅爾綱（184頁）。當然你如果不是周一良、陳述、羅香林，而要求他諄諄教誨，一點也不能不耐煩，那類似找事兒。建國以后便很少贊人，偶贊唐長孺，唐先生一生感戴，自許“教外別傳”。唯一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是馮友蘭先生著述審查，講了一些一看就有問題的話，后來自我糾正，不再這樣講。陳捐館數年，馮作文紀念，稱陳先生“性格孤僻”，與卞僧慧所記，恰成對照（卞氏《老師之老師，公子的公子》云：“同學常看到陳、馮兩先生在校園中相遇。陳先生抱著一大包書，馮先生拿的東西不多。相見之后，往往駐足很久。遙見兩先生略作寒暄，即見陳先生講說甚多，馮先生頻頻點頭示意，亦有時插話，陳先生再講。最后，兩先生相向鞠躬九十度，各奔前程。”按，羅爾綱即記陳氏“胸懷曠達”，羅氏雖非久知陳者，但就學界交往言，并非如何孤僻，反倒可以說如魚得水）。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資歷、人品，其言必有所據，雖與其他大量記載不符，但傅先生所言當有其事。不過究其實，似非陳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導人，而由于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導人的時候。傅先生如此說，當非無中生有，而是夸大其詞。

果如傅斯年所料，陳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從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然后離桂赴成都，據《竺可楨日記》，12月18日到達，任教成都燕京大學（按：私立）。與當時任教華西大學的顧頡剛有了交集。

半年之后，到了1944年7月，明知傅斯年最恨別人從史語所拉人，不知怎的，陳寅恪忽然寫了封信去問董作賓能否赴華西大學教書，14日，傅斯年冷冷地回信：“寅恪兄：手書奉悉。轉交彥堂兄一看，彼并無就華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罷論矣。彥堂正手寫文稿付印，豈肯中輟？至于援方桂辦法一說，方桂之辦法不適用于其他人或其他學校，便乞華西或其他學校無以此為言。一切乞告前途為荷。專此敬頌道安。”（《遺札》1139頁）陳寅恪得信不知作何感想。

疏遠與分別

蔣秉南先生《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有兩個特點：第一，大量討論書本中事，故學術氣氛濃厚；第二，情感充沛真摯，字字史評，催人淚下。其不足之處，事跡不備。故托師弟卞僧慧撰《年譜長編》補其不足。

陳寅恪入滇歲月，其同人、友生所記頗多，尤其昆明靛花巷一段，然入蜀歲月卻幾乎無所記載。不僅《編年事輯》無所書，即《年譜長編》亦幾乎空白。今藉顧頡剛先生日記（共七處），零星補綴，雖或無關大體，然于其1944年蜀中生活（成都燕京大學時期）有較直觀之記錄，吉光片羽，堪可珍惜：

1944年11月17日星期五云：

與靜秋同到四五六吃點。予至華西壩齊魯村訪厚宣，并晤其夫人。出，遇沈鏡如。與之同到陳寅恪先生家，并晤沈祖芬。

11月19日星期日云：

午，與靜秋赴蔡樂生家宴，到駱園。同席為陳寅恪夫婦，賓四，陳耀真醫師，黃覺民，主為樂生夫婦及其子女三人。出，到賓四處，并晤黃淑蘭女士。

11月20日星期一云：

夜，忠恕來，同到子杰家吃飯，同席為于主教，朱孟實，向傳義，張大千，錢賓四，黃季陸，陳寅恪，羅忠恕，主為郭子杰。

11月22日星期三云：

與靜秋同到商務書館，應黃覺民之宴，同座為蔡樂生夫婦，湯逸人夫婦，寅恪，賓四，孟實，黃淑芬女士，翁培雍。

11月23日星期四云：

張克寬夫婦來。肖甫，大沂來。鄭德坤夫婦來。王鍾翰來。馬松齡來。有警報，買包子當飯。與靜秋到陳寅恪家。又到小天竺吃抄手。

11月30日星期四云：

與靜秋到四五六赴宴，主為斠玄，大沂，厚宣，鏡如，定宇，永慶；客為予夫婦及寅恪，方桂，吳雨僧。出，同大沂到新世界吃茶。

12月25日星期一云：

校靜秋所鈔《李石岑演講集》序。與靜秋同出，到后壩訪高長壽，找不到。遇怒潮，至其家。出，雇車到存仁醫院，視寅恪病。遇鍾翰，希純。

所記凡七處，幾日日赴宴，與蔣秉南《編年事輯》所抒無限之愁苦艱難不甚合。

所引最后一則日記云“視寅恪病”，寅恪何處不適，病況如何，皆不可知。其實這次住院即是眼疾。左眼，卒失明。陳寅恪先生《書信集》致傅斯年第六十三函云12月18日動手術，顧氏夫婦探視正在一周之后（即25日星期一），手術不成功，視網膜皺于一處，后赴英治療，謂視網膜完全脫落，無術治之。從此，“讀書種子”陷入黑暗世界，無書可讀了（其右眼于1937年散原去世時痛哭，視網膜脫離漸趨失明，七年之后，左眼亦歸同一命運，惜哉。曾聞穆儔先生言，嘗有友引薦一位高人，謂前知百年，后知百載，可無償提一問題，穆儔老無所問者。臨別，忽問“我的眼睛今生不知可免失明否”，通靈者躊躇數秒，慰曰“不致失明”。穆儔欣然歸。其實無疑而問，深恐失目無樂趣耳。今述及寅恪先生事，涉筆及之）。

席中數人，略可追蹤。1944年11月23日陳寅恪致傅斯年函云：“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經網膜脫離。”（陳寅恪《書信集》99頁）則11月13日即發病。而《顧日記》11月19日所記宴中有陳耀真醫師，當在咨詢眼疾事。而最終決定手術。又，1945年1月18日致傅斯年函空白處陳夫人附語云：“陳醫生人很好，極直爽。”（陳寅恪《書信集》102頁）此所謂“陳醫生”當是一人，則為陳寅恪于成都存仁醫院開刀之醫生，或為陳耀真先生。

顧日記所記11月20日宴，“同到子杰家飯”。子杰即郭有守（1901-1977），字子杰，四川資中人，北京大學法科畢業，赴法國留學。為張大千表弟，故席中有大千。1944年1月21日陳先生撰《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年譜長編》218頁），知中人亦子杰。《傅斯年遺札》有三札致子杰，總第七百七十八函抬頭云“成都省政府教育廳，郭廳長子杰兄”云云，知郭為成都教育廳廳長。此函所討論者，即傅斯年與郭子杰商量史語所初到李莊，欲借住張家大院事。

據以上所述，知南下以后顛沛流離，陳寅恪不能聽傅斯年之安排，又不能自了其局，往往須傅幫助，滋生不滿，產生裂痕。

目盲之后，陳寅恪不僅陷入深深的恐懼中，經濟困難更成為現實。1945年1月26日，陳寅恪致傅斯年略云：“寅恪自前年（三十二年）暑假離開廣西大學，來燕大授課，除領教育部所發正薪外（每月薪水陸佰元，研究費肆佰元），至如其他教授應得之種種生活津貼、食米及薪水加倍等（如其他部聘教授每月之所應得者），分文未領過。換言之，以往一年半以來，已替國家（即教育部行政院）省下將近貳拾萬矣，此點望能使當局明瞭及注意。”（陳寅恪《書信集》105頁）我對民國時期大學轉聘及由此產生之薪金問題全不在行，穩妥做法為僅提供材料而不判其是非，然此處所謂“部聘教授每月所應得者”，因其應聘私立大學而不得享受，若無明文規定，在陳先生個人遇此奇難而又物價高漲之時段，不當棄寬而從嚴。

但這種判斷會因人而異。從陳寅恪《書信集》判斷，李莊到香港通信只需七天，而將近一個月以后，傅斯年才給朱家驊寫信，有所延宕，其原因大概是傅氏于此問題從嚴，認為既應聘私立大學，便不宜再向學部提要求。但傅斯年還是寫了這封信，1945年2月22日致朱家驊云：“陳寅恪兄病中蒙兄一再匯款接濟，友朋均感。彼自去年年底來三信，言及其部聘教授之待遇事。彼自前年離廣西大學后，三學期中（在燕大時）僅領到部中之月薪（月六百）、研究費（月四百，此部聘教授特有者），其他如米貼、生活補助費解未領到，即以燕大兼課之待遇為生。彼今既生重病，且常依燕大不是辦法……”（《遺札》1195頁）

傅氏以自己節儉知名，不亂用公費，號稱“為公家吝”（《遺札》596頁）。他對陳寅恪不與史語所相始終，而移駕成都燕京大學，本來不滿，這次乞米討薪，必不以為然。但情況確實特殊，延宕之后，伸出援手。信中又點明這是陳立夫任部長時事，陳立夫與朱家驊不合，陳氏事情沒辦好，望朱勿踐其失。但看得出來，傅斯年這種幫忙，如同1942年繼續發放史語所聘書一樣，已頗不耐煩了。

接著抗戰勝利。1945年底，傅斯年忙著西南聯大和史語所回遷的事，人雖在昆明，心已飛回北平。冬天來了，傅斯年缺件皮袍子，夫人俞大綵把料子寄給他，孰料傅先生還是太胖，料子不夠用。11月30日，傅斯年致俞大綵云：“有一件怪事，前因料子未到，在你老太太處問，九姊立刻說，你老太爺給大維的一個狐皮袍，大維不能穿，要送我，我立辭，他拿出來，強我試之，簡直尺寸正合適，必欲送我！我大吃驚，只好暫時拿回，后來還他。他對昭掄說，我為寅恪辦了些事，故他如此。我以為必有下文，已而果然。寅恪家眷走的問題，要交給我。”（《遺札》1249頁）九姊，即陳寅恪妹陳新午，嫁給俞大維作繼妻。大維妹大綵嫁給傅。該叫嫂子的，家里人叫九姊。俞明震留給俞大維的一個皮袍子，大維不能穿，九姊強給了傅。這雖是親戚間禮尚往來的家事，但這中間流露出傅斯年對幫陳寅恪忙的不耐煩。

按理說，俞大維和陳關系更近，俞已是高官，但陳事事靠傅。這樣說起來，雖有牢騷，但傅不負陳。陳使喚不動親妹夫，只能用表妹夫。傅斯年1946年1月20日致妻子俞大綵云：“大維返此，大快活，無人管他，每日有女人在座，便興高采烈，不管何種女人，大有毛子水之風！毛亦在此，昨晚同在一處，惜你不在也。”（《遺札》1258頁）傅斯年在給妻子的信中大嘲妻兄，而能不觸其怒，倒也有趣。以前看過一本傳記，說陳寅恪和俞大維在留學生當中，是賈府門前的那兩只石獅子。不知是誰胡說！

1945年陳寅恪獨自赴英就醫，無功而返，歸來已是1946年，回到南京，家屬已先至南京。《編年事輯》引小彭筆記云：“四六年父親從英國回國時，媽媽和我們姐妹三人分兩批從四川坐飛機先到南京。父親回國到南京后，我和流求留在南京讀書，美延隨家回北京。”忽略了后面出力的胖子。

1946年冬10月，陳自南京轉滬，由海道返清華，回到闊別已久的家園。至此之后，傅先生更忙，陳先生轉閑。在陳傅二位的書信集里已經很少找到二人書信往來之痕跡。1948年敗走臺灣，尚有一次聯系，陳終究未從傅走。從此兩地懸隔，直到傅先生1950年底辭世。

結語

“但開風氣，不能為師”，此語為傅先生設。他是學術領域最杰出的行政管理者。當時便無人能比肩，今日更無人出其右。以懂學術，而作領導；以能任事，而作先鋒。高喊“事情是傻子干出來的”，奮勇向前，而自己又一點不傻。五百年出這一位。陳得遇傅，是其幸事。雖不能始終，然已足矣。

史語所之前的清華國學院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陣地，然吳宓由于個人原因，未能成為后來的傅斯年，清華國學院亦水流云散，成為過往。此二機構于陳先生言，一前一后，同樣重要。吳宓若能長袖善舞，得到上面支持，與清華國學院綁在一起，跑完全程，則將成為陳寅恪可以倚靠的大樹。這任務吳宓沒有完成，要傅斯年和史語所來承擔。但由于性格原因，陳寅恪不能完全撲入后者之懷抱，與他相始終。無權無隊伍的吳宓保持了對陳寅恪之敬，而本來敬陳的傅孟真先生轉而變為令陳畏。世事難料，但陳、傅這段友誼，催生了巨大的“學術生產力”，并不辜負那段因緣。傅斯年代表國家機構，為保存讀書種子不斷絕，做出了他的努力。其間種種起伏挫折，亦人世間常有，無足抱憾。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這就是人。

陳寅恪與傅斯年，也相倚靠也相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