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記者如何看待照片和新聞中的道德和責任？2021年12月2日下午，澎湃新聞舉辦的第二屆上海攝影記者聯誼會上，圍繞“新聞中的道德”這個議題，邀請了兩位資深攝影記者——上海攝影家協會主席、《新民晚報》退休攝影記者雍和，與《朝日新聞》退休記者郭允做客澎湃新聞大樓，進行了這場專題講座。兩位職業新聞人分別從他們各自的職業經歷和所處的不同環境出發，結合自己的作品，與上海新聞攝影人分享交流了看法。

雍和在放映他的攝影作品  本組圖片：澎湃新聞 朱偉輝   視頻：澎湃新聞 曹俊杰

澎湃新聞總編輯劉永鋼首先向到場的攝影前輩致敬。“澎湃在從紙媒時代轉型的過程中，曾想要從攝影轉向視頻，但之后發現不能忘了來時的路，攝影依然具有很強的力量。”劉永鋼說，“澎湃希望能夠給各界攝影人提供一個平臺，將影像的價值發揚光大。”澎湃新聞總編輯助理高劍平在之后一一介紹了每一位參與此次講座活動的嘉賓。

澎湃新聞總編輯劉永鋼講話并向現場嘉賓致敬

澎湃新聞總編輯助理高劍平在介紹嘉賓

首先發言的雍和著重指出了對攝影“連接性”的思考。作為一種直觀的視覺媒介，攝影有著自己的敘事語言。“我們判斷認識事物，是從連接當中去認識。”雍和如此闡述道，“拍攝有時可以明確，有時是朦朧的隱喻和象征，引導讀者在不同的語境當中去理解。”

在疫情發生后，已經退休的雍和仍舊保持著自己的拍攝節奏。在呈現的第一部分《上海呼吸》專題中，其中有一張照片，雍和拍下了主人帶著寵物狗一同隔離的場景。“這張圖片從小細節上體現城市的溫度，而不是直接滅殺它們。”這是雍和所認同并堅持的攝影。照片里，不只是人與動物的連接，對拍攝者、觀眾和被攝者來說，也是一次連接，它連接的是共同的人性。“不管是新聞或是藝術攝影，連接讓你的體會更深刻，讓人家去理解你不光是拍了一個場景。”雍和說。

之后，雍和分享了他另一個拍攝多年的專題《“馬克思”的故事》。“馬克思”是上海一位動遷戶，因長有一把酷似偉人馬克思般的絡腮胡子，而被大家稱之為“馬克思”。雍和運用聲音、文字、旁白、編輯節奏等方法，講述了這個老人、手風琴、狗和家的故事。多種媒介的交互增強了故事感染力，連接了普通人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變化。用攝影給小人物以尊嚴，讓被忽視的故事得以書寫。雍和用這種方法，傳達了他的理念。

雍和分享了一個拍攝他多年的專題《“馬克思”的故事》

“《‘馬克思’的故事》有著很強的張力和輕度的悲情、傷感和無奈。” 澎湃新聞視覺中心攝影總監、講座主持人許海峰之后談了他的感想，“作為新聞記者，記錄下來，是對個體的尊重，是人存在的意義。”雍和對于新聞紀實的執著，以及在工作中個人與時代力量的碰撞，被裹挾，和解。這一系列的內心悸動最終成為一名攝影記者的責任和擔當。

澎湃新聞視覺中心攝影總監、講座主持人許海峰

“雍和的照片有種動人的力量。”來自《朝日新聞》的攝影記者郭允在開始自己的講述前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并從照片中的人物與觀者之間的關系上入眼。“日本有一些比較左派的評論家和自由職業者，拍了一些廢棄煤礦的照片，對一些事物發表贊揚的評論，我看了一點也不感動。一方面是國情的不同，另一方面是照片表現力不夠。”

郭允先生是郭沫若的孫子，其父郭博響應國家號召，于1955年從日本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郭博年輕時在日本京都大學專攻建筑學，回國后積極參與上海市的市政規劃與設計。在上世紀1975年至1989年，他利用業余時間走街串巷，以建筑設計師的眼光為上海留下了一批重要的照片。曾經看過這批照片的許海峰說，“上海自1990年代開始大規模市政建設，這也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最深刻的一次城市發展階段，在這巨變的前夜，郭博老先生有計劃地為這座城市留下了“兩箱底片”，這些對于上海顯得尤為珍貴。”

受家庭影響，郭允先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去日本求學，后在日本從事了近四十年新聞攝影，長期的職業訓練讓他高度重視每次拍攝的成敗。對于“新聞中的道德”這個議題，他先從自己的學習經歷開始談起。“在日本，公眾對記者的評判十分嚴厲。我一路的成長都是很被動的，就像被一整套軍事化訓練嚴格培養出來的。”郭允談及自己初入新聞攝影時的環境，他形容自己整天“戰戰兢兢”。但對這段經歷，他也心懷感恩。激烈的競爭環境讓他深知自己的責任，在紙媒時代，一張照片的刊登即意味著《朝日新聞》日發行量八百萬的印刷。郭允深知一張照片的傳播力量。

《朝日新聞》攝影記者郭允先生

在這個背景下，攝影中的道德顯得尤為重要。而在日本，攝影記者的職務作品所有權歸于新聞機構，所以，在談及道德時，郭允所述的是企業道德。而企業道德的表現則是“個人的道德觀”與“社會道德觀”的融合。“不管做什么行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觀，而你所處的社會也有一種道德觀。你的道德觀是孤立還是引起共識的。這是個問題。”郭允談及日本的新聞攝影觀的現狀說，“現在日本的年輕人的道德觀正在下降。《朝日新聞》目前也有危機感，在十年前，《朝日新聞》就設立了新的部門，叫記者學校。這是正式工作前的培訓，應對企業道德觀的下降。”

“如果拍不好，日本攝影記者回到報社被上司罵“八格”（混蛋），自己也羞愧難當，深深自責。”郭允不了解國內新聞攝影的現狀，他表示無從比較。

之后，他分享了許多自己作品的拍攝故事，其中以人像為主。他在一篇報道里拍下了日本國防部長石破茂性格里的不同立面，可怕兇狠的一面，平易近人的一面。指揮家小澤征爾的友善與森山大道的配合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讀者會來信說，你拍出了我們沒有看到過的面。這種感覺很棒。”郭允說。

朝日新聞記者 郭允 攝影

朝日新聞記者 郭允 攝影

與雍和一樣，郭允也提到了攝影里的溫度。“如果你面對一些殘忍的場面，拍的十分冷酷，也就是說，攝影記者一定是個非常冷酷的人，那已經不是冷靜。我絕對不會和你成為朋友。”郭允說。這與雍和的觀點不謀而合。

之后，雍和講述了一位不為人知的日本攝影師福島菊次郎的故事。1946年，身兼鐘表匠、志愿者、攝影師數職的菊次郎，在廣島拍攝核災難留下的廢墟時，遇到了43歲的漁民中村杉松。廣島原子彈爆炸給中村留下了一身傷病。疾病發作時，中村痛苦掙扎，用刀在身上劃出傷痕。只有疼痛才能幫他忘記生命中的苦難。 菊次郎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太膽小，不敢為中村拍照。一天，中村跪下，聲淚俱下地乞求。”于是他用10多年的跟蹤拍攝，記錄了中村和家人的生活，并為廣島原子彈爆炸事件的受害者申冤。后來他一度“金盆洗手”消失在人們視線中，直到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福島核事故后，這位年逾90歲的攝影師再度拿起相機拍攝福島的核污染。“他一再下定決心，把這些拍下，就是出于一種道德感，也可以說，更是一種責任感。”雍和說。

作為一個經歷了日本經濟大飛躍的攝影師，郭允認為當下中國最激蕩人心的是什么？現場有人將此問題拋給郭老。“最酷的事情是，我對年輕人充滿希望。”郭允回答說，“我在日本呆了40年，現在日本的年輕人，對事物的熱情正在下降，包括公共道德也在下降，但在國內，我現在到外面去用餐，會發現人們都非常注重公共道德。我們的年輕人正在穩步上升，我對年輕人抱有很大的希望。”

講座最后，《上海日報》退休記者張鎖慶分享了他用航拍記錄的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建設項目，曾任《文匯報》資深記者的郭一江為現場觀眾介紹了自己的新書《走得越遠，天下越近》，并簽名贈書。當天，上海報業集團的攝影記者、圖片編輯，以及部分受邀的高校師生，中國攝影報駐上海站記者李晶晶、文聯代表蔡晴和相機廠商近百人參加了本次聯誼會。

部分與會人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