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已經落下帷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擊敗志在必得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在跌破無數人眼鏡的同時，也把世人困惑和憂慮的目光從特朗普獲勝的原因聚焦到美國下一屆政府的內政外交走向。

關于特朗普任內美國全球戰略和外交政策的演變趨勢，國內外學界和媒介猜測紛紜，如同此前眾口一詞預言特朗普大選將一敗涂地一樣，時下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特朗普在競選中提出了“美國優先”的口號，反對美國過多介入國際事務，上任后將奉行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路線。因此，在特朗普任內，美國會在全球進行適度的戰略收縮，淡化地緣政治競爭、顯著改善大國關系如美俄關系、中美關系，消極應對全球性問題的挑戰、甚至撤回美國對全球治理的參與，等等。

根據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發表的言論和公布的政綱，這些看法無疑有著邏輯上的自洽性。特朗普政府如果真將這些推論付諸實行，則不亞于掀起一場美國外交政策革命，勢必對世界格局產生巨大的影響和沖擊。只不過，政策推論的邏輯自洽不等于政策本身的內在邏輯，上述分析至少有待美國外交的歷史經驗和政策實踐的檢驗。

一是美國全球戰略結構的制約。二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大國，領導建立了現行國際秩序的基本架構，包括功能和形式各異的國際政治、經濟、安全機制，由此獲得霸權紅利的同時，也承擔了不少條約或協議義務，將自身嵌入國際體系的結構網絡中。而國際機制和條約或協議一經生效成形，就具有了某種獨立的生命力，其所包含的一整套退出程序對參與方形成了難以規避的約束和壓力。就此而言，即便特朗普真的打算回歸孤立主義、退出國際參與，恐怕相關程序還未走完，他的第一任期就已結束了。

二是競選語言與實際政策的差距。特朗普之所以能贏得大選，多少是與他打民粹牌分不開的。他在競選中的一些表態，不排除是出于拉選票的考慮。一旦當選，可能會回歸理性和常態。在這方面，現任總統奧巴馬樹立了一個可資援引的先例。奧巴馬打著“變革”的旗號入主白宮，在競選期間許下了許多民眾翹首以待的變革承諾。然而，有統計數據表明，奧巴馬的任期即將結束，他當初許下的諾言只兌現了30%多，絕大部分承諾成了空頭支票。返觀特朗普，目前已有跡象顯示，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時期，特朗普經過“學習”，已經開始修正他競選時的某些激進言論，從原初的立場上后退。

此外，在現當代美國政治生態中，總統行政權力雖有擴張的趨勢，但仍難免受到其他權力分支的制衡和監督。特朗普上任后，如何協調與國會的關系，以便順利推行其既定的外交政策路線，也將成為對他施政能力的一大考驗。

三是特朗普的個性和決策風格。特朗普雖從無執政履歷和經驗，卻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深諳談判策略和交易技巧，并引以為豪，甚至已達到“藝術”的境界。特朗普顯然傾向于把他的這一“藝術才能”應用于外交領域。他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表示，特朗普以驚人的口吻提出那些問題，并非其真實意圖所在，他實際上是想以此作為重新談判的策略基礎。相關國家的行為似乎證實和呼應了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已先后表態，愿意與美國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鑒此，特朗普或許不會簡單地退出相關國際協議、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高關稅、放棄美國對北約和亞洲的防務承諾、廢除伊朗核協議等。他很可能會謀求重開談判，以更新而不是廢棄現行世界秩序，從而使之對美國更有利。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即將開啟美國外交政策的變革進程，而非發動一場外交“革命”。

總之，“變革”將主導特朗普外交政策選擇的方向，也將影響到其外交與安全政策團隊的人事安排。至于特朗普外交變革的走向究竟是一場“革命”還是一種適應性調整，從官僚政治的角度來看，也許只有其確定的外交安全班子成員結構才能向外界提示明確的答案。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