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密麻麻的巷子里是密密麻麻的樓。不少樓間距只夠一個人通過，從樓里伸出的電線和網線在樓外纏繞交錯，糾結成半空中的一片蜘蛛網。

距離深圳“世界之窗”——一個知名的微縮景區不過一兩公里，網約車司機柳慶租住的城中村白石洲是另一個世界。

這里有深圳規模最大的“農民房”。根據2015年的調研數據，白石洲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擠下了2527棟出租房，有約14萬人在此生活居住，其中外來流動人口為12萬人。

南北縱跨深南大道，西至沙河東路順接科技園，東連華僑城、世界之窗、歡樂谷——如果從空中俯瞰白石洲，它像是前述深圳地標建筑包圍中的“塌陷區”。就在兩個月前的9月底，不遠處的華僑城一處新樓盤賣出“總面積6平方米，單價15萬”的“天價鴿子籠”，事后該項目因涉嫌違法違規，被深圳市規土委責令整改。

在來到深圳后的第19年，柳慶憑借計算機高級職稱申請到本地戶口，他希望接下來申請到屬于他們一家三口的一套保障性住房；“來了就是農民工，買房才是深圳人”。和朋友合租一套農民房的小白領傅俊正為租住一個環境更好的小區而奮斗，在房租再次上漲500元后，他決心“再漲一次我就搬！”而從四川老家來到深圳六年的清潔工李阿姨，在高企的房價前從沒想過在深圳安家落戶，“打工打工，再怎么，你最后還是要回去的。怎么可能不回去呢？”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建立經濟特區的第36周年。過去三十多年，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曾聚集此地，用青春、智慧、勇氣和汗水締造了“深圳速度”和“財富神話”。作為關內最大的外來人口聚居地，白石洲正是許多人“深圳夢”開啟的第一站。

9月，外媒報道稱，美國經濟咨詢公司Longview Economics一項研究顯示，深圳已成為全球房價第二高的城市，僅次于加州圣何塞。站在36周年的尾巴上，深圳之于外來者的問題是，這座曾以“包容”著稱的城市，如今是否仍向他們敞開大門？

老房東，老房客

晚八點，沙河街燈火通明。

服裝店門口的小妹拼命搖晃著塑料手，清脆的“啪啪”聲在一片喧囂中甚為清晰。發傳單的小哥左挪右騰，稍不留神就撞個正著。旁邊正吆喝著叫賣襪子的大姐可能會扶你一把，順便問一句：“絲襪十五塊兩雙，要嗎？”

街南端的“灣畔百貨”，和“江南百貨”并列為白石洲購物“兩大圣地”。一個小時前，這里正對的白石洲地鐵站A口每兩三分鐘就出現一片密集的黑點晃動著蜂擁而出，接近出口時化為行色匆匆的人群，浩浩蕩蕩上了沙河街，最后流散入轉角處橫七豎八的小巷。

柳慶（化名）在巷子里住了近二十年。這里樓挨著樓，室內光線昏暗，加上室外密如蛛網的電線網線，顯得加倍壓抑。

柳慶給不少租戶拉過網線，收費比運營商便宜，挺受歡迎。晚上十一點多，他坐在樓下朋友的店面里，對面麻將館還有人跑出來找他：“哎，剛好！給你把網費交了。”

其實他的“正職”是網約車司機。每天早晨7點起床后，他給孩子做早飯，送上學，然后就去跑車，一直忙到晚上9點。深圳戶口是三年前憑著計算機高級職稱申請到的，妻子的戶口也隨遷，孩子因此得以入學。

“剛好趕到好時光了，不像以前辦暫住證都很難的。”柳慶說。一條小黑狗在他腳邊搖著尾巴跑來跑去，他笑笑把狗趕開：“別怕，這是我朋友養的，不咬人。”

“朋友”是他聊天時常冒出的詞，包括早年教他架設服務器拉網線的IT人士，一個做裝修起家做出了口碑的老板，一個在白石洲里開小旅館的生意人，一對從梅州來的客家夫婦，對面麻將館的老板娘，以及附近住了好幾年的老住戶們。

“最開心的就是認識了這么多朋友。最難過的就是還窩在這兒（白石洲），也沒混出多少出息。”回顧來深圳的二十多年，柳慶感嘆道。他的老家在湖北農村，1994年經老鄉介紹，來到深圳打工：“（老鄉）他們回老家的時候經常說嘛，都說深圳特別好。”

柳慶南下深圳的時候，中國正在經歷洶涌的打工潮。那一年，《春天的故事》剛剛被寫就，歌詞里唱：“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深圳經濟特區，在第一批南下的人眼中，像是黃金遍地的熱土。

對本地人，那也是一個變革的年代。

盡管建立特區僅30余年，但深圳的人類活動史卻有超過6700年。這片臨海之地曾是夏商周時期百越部族遠征海洋的駐腳點，生活在這里的百姓以捕魚、航海為生。在后來1600多年的城市史中，歷經時代變遷，深圳也只是人口規模幾十萬的小縣城。

1992 年，《關于深圳經濟特區農村城市化的暫行規定》將特區內原農民全部一次性轉變身份成為“城里人”。至2003 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部轉化為 27 萬城市居民，原屬于其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轉為國家所有。

此間十余年，塑造了如今白石洲的形態。“建房子最早是80年代，改革開放嘛。比較大量和集中（建房）就是90年代末和2000年左右，五湖四海的人來了，外地人口增容有（住房）需求嘛。農民也沒有地了，要依靠出租來生活。”吳子儀說。

吳子儀是本地人，祖祖輩輩都生活在白石洲。如今，他在白石洲村擁有一個小庭院，里面四棟樓，臨街一棟粉紅色的有七層，2001年在原二層小樓的基礎上改建。小樓80年代初建，就在魚塘邊。“第一批建的房子從來沒想過出租的，都是用來改善自己家生活的。”他說。其余三棟于1992年和1996年前后分兩撥填塘興建，都只有三五層。

房子建好沒多久，1997年香港回歸。深圳的定位從特區設立時的工業出口產業基地和新型邊防城市，逐漸向具有全國意義的綜合性經濟特區、與香港功能互補的區域中心城市轉變。土地出讓、轉讓市場化和住房商品化同時進入加速軌道。

白石洲仿佛城市中的一個島嶼。商業綜合體、高層寫字樓、高爾夫球場、花園小區公寓……不同項目的房地產開發將這里包圍，城市在擴張中擠壓了村民的生存空間，卻也讓他們看到了致富的新出路：建房。

1999年，《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堅決查處違法建筑的決定》啟動了大規模違法建筑拆除活動，違法建筑里的居民失去居所，相反城中村私宅出租市場的需求量上升。生計變謀利，白石洲“搶建農民房”的高潮期到來了。

“大家都覺得只要建了都能租出去。家家戶戶都在搶建，實際上是不好管。”吳子儀說。他形容當時的情景“也是很艱難，像打游擊一樣”：總有人來查，但管了東邊管不到西邊。停水停電的舉措也常有，還是擋不住大家先把新樓地基打起來的熱情，政策稍微松懈或是一個長假之后，樓就像雨后春筍般冒出頭。

新建的樓大多在七層以上。為節省土地，建筑間距被犧牲，“握手樓”因此形成。平面設計上，兩室或三室的房型也不再適用，單戶或一室一廳更多，一層可分好幾間單獨出租。

“我家就因為以前是魚塘，別人圈不走，所以還比較寬敞。”吳子儀的四棟樓間距寬、能透光，地面也干干凈凈，按一樓租戶小葉的話說：“和其他農民房比起來太舒服。”吳家的小庭院里幾十家租戶，他每月房租收起來有六位數。

深圳市規土委資料顯示，白石洲自2014年就已列入城中村（舊城）改造范圍。從實地情況來看，已有兩個工業區被拆除，但大部分的民居還未動工。

吳子儀是贊成白石洲改造的，覺得這里臟亂差、沒有規劃：“能（改造）升級就升級，不能升級的也就轉型了，其實就是一種規律嘛。（租戶）沒有這種條件就去別的城市啊，惠州、東莞相對又可以成本低一點，現在珠海那邊不是也慢慢發展起來了？”

柳慶不知道產業升級會不會把自己拋下。他1998年搬到白石洲，兩年內從石棉瓦房住進了“握手樓”，再一住就是16年。起初因為沒有暫住證，總要東躲西藏，開的舊貨買賣鋪也總被警察查。“收容所我進去過三次。”他說。

再混不好，畢竟也生活了二十多年。全家都已是名副其實的“深圳人”，柳慶希望能趕在白石洲改造完成之前，申請到深圳的保障性住房。“不過我房東的爸爸七十多歲，我上次問他，他說，在他活著的時候，白石洲估計是拆不掉的。”

轉瞬間他又犯愁起來：“我有個朋友，申請了三次（保障性住房）都沒申請到。系統里怎么個算法也不知道。他都有十多年的社保了，我社保才交了六七年，希望不大吧，唉！”

黃金年代的打拼者

32歲的白海彬提著大麻袋在批發市場中走來走去挑選生蠔，黑色尖頭皮鞋在滿地的污泥里顯得锃锃發亮。

“哐！”一麻袋生蠔扔進他那輛白色商務別克后備箱，白海彬轉頭笑笑：“自己做生意嘛，就是這樣子。”他的餐廳開在白石洲，最近剛開始賣燒烤。開車回去的路上他的手機響個不停：有前妻的，有同事的，有幫朋友問事兒的，還有一位姐的兒子過生日，催他幫忙取蛋糕。

“深圳是個沒有距離感的城市。情誼呢，比我家鄉好太多。”他說，朋友們沒事從來不打電話，有事打電話也不客套，直說事兒，看似無情實則務實，他很喜歡。兒子過生日的這位姐就是他做小區保安時的一位業主，曾想帶他出來做保險，后來也幫過他不少忙。

13年前，山東人白海彬來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小區保安。那時，有業主勸他，在小區做保安沒前途，又幫他找了附近五星級酒店的工作。后來，一步步地做，他做到這家五星級酒店的安保總監，如今出入都是身材板正、西裝革履，正職外他還在白石洲開了家餐廳。

“如果去做了保險，可能又是另一個狀態。那時候做保險的現在都發啦，好幾套房的都有。”白海彬說，在深圳13年卻沒有早買房，是他最大的遺憾：“腸子都悔青了。”

和白海彬不同，與他同一年來到深圳的房產中介楊善慶已經買下了兩套房。

楊善慶來自安徽，精瘦，皮膚黑黑，身穿一套不起眼的短袖和中褲，單肩背著紅色的雙肩包，見面后他的第一句話是：“這邊剛好有個客戶之前要看房，我先問問看她在不在啊。”

2005年，在深圳一個小區做了兩年物業后，他跳槽一頭扎進了房產中介行業。2009年，他在距深圳90多公里的惠州買了一套房，每平米兩三千元；2011年他又在深圳買了一套，時價一萬出頭。如今兩套房價格都已翻了四五倍，“跟我一樣做房地產的，誰身上都有兩套房”，他說起來卻是云淡風輕。

深圳的房子買在南山區的繁華階段，楊善慶以6500元每月的價格出租掉。他自己則帶著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在白石洲租了套兩房一廳的小區房，月租4000元。差額剛好用來還房貸，楊善慶的人生字典里暫時還沒有“享樂”這兩個字：“以后當然要享受，現在年紀輕輕的，享受什么？而且錢花光了就是花光了，沒有了，要拿去生錢（才對）。”他一臉嚴肅地說。

其實他已經年薪百萬。近兩年深圳房價暴漲，他手上去年賣出近40套房，傭金就賺了好幾十萬。前幾年和朋友合伙投資的兩套房也賣出去一套，分下來每人又凈賺幾十萬。“去年過年的時候不得了，天天看房，電話打爆，關機了！沒電了，關機了！我有充電寶，我兩個手機都打關機了！”他指著自己紅色雙肩包里翻出的兩個手機說。

楊善慶喜歡深圳，在他看來：“北京塵土太大，租房子壓力也大，地下室不透氣很難受；上海冬天好冷又沒暖氣；廣州治安感覺沒有深圳好；深圳呢，氣候宜人，去香港方便，海邊多也適合居住。”

“關鍵是一點也不排外，這是很主要的原因哦，你只要肯吃苦你能賺很多錢，真的，多勞多得嘛，感覺每一個人都很公平，機會都是有的……打工我覺得也挺適合的，確實發展快，各行各業的門檻也很低的，它不是很看重你的文憑，做房地產也是這樣子的。”

楊善慶初來深圳的那幾年，房價還沒有漲起來，生活成本也不算太高。在同時期進入深圳的白海彬眼里，深圳是一個只要有想法、有行動力，就能出頭的地方。

2007年，白海彬的妻子生孩子后辭了工作，夫妻倆每天五六點起床，到沙河醫院門口擺攤賣豆漿，九點他再去酒店上班，一個月下來，賺的錢抵他在酒店工資的兩倍多。不過因為總被城管查，三個月后不了了之。

他閑下來，又跟著酒店的老板一起炒股票，工作和擺攤賺的二十萬投進去，趕上北京奧運前后的牛市，眼見著數字漲到四十萬、六十萬，最后變成了八十萬。白海彬很是擺闊過一陣，誰料后幾年后股市低迷，百萬家底一夜縮水，連本錢和工資都搭了進去，他刷爆信用卡又貸款補倉，一時間壓力劇增。

一咬牙，他注銷了所有玩股票的賬號，和已分居的前妻在白石洲開了一間小餐廳，做晚餐和夜宵。每日從酒店下班后就匆匆來看店，一直做到深夜。一天睡三四個小時，血壓就上去了，低壓120，比正常人高壓都高。

起初每個月流水20萬卻還在虧本，后來發現是被請來的廚房班子坑了。2016年春節后，店關了整整一個月，前妻帶著新請的廚房班子專門去武漢學做小龍蝦，調口味的時候他吃小龍蝦吃得都想吐。好在夏天生意火，住華僑城附近的有錢人開著豪車到店里來，兩人一桌就能消費一千多。三個月，一年的本錢便賺回來了。

白海彬打算，今年幫前妻把餐廳左右兩邊的店都盤下來擴大規模，之后自己再去開一家新的。合伙人已經找到，正在籌備中，目標是三年做到一百萬：“現在還年輕嘛，再撐個兩年還行。……高血壓啊？也沒辦法，深圳這個地方只能這樣子啊。你算算，我1984年生，現在都多大了？再不折騰就晚啦！”

當白海彬計劃著三年折騰出一百萬的時候，楊善慶的財富目標已多了一個零。

經歷了幾輪市場動蕩，如今身處行業頂端，楊善慶自我總結：“堅持時間長的都是精英。”他說，房地產銷售行業，每逢政策調控就“不開單”，新人生存難，總要淘汰一批，像他這樣年限長、有家底的才熬得過去，但市場總體還是火爆的。

樂觀之后，他又覺得深圳房價快到頂了：“再漲關鍵是打工的人承受不了，房子也租不起，買也買不起。一套房子就憑你那工資……一句話，絕對買不起！你想嘛，零幾年到現在，從幾千到幾萬，翻了十幾倍了。”

新移民們的未來

早晨八點半，209路公交車緩緩駛入白石洲站。等待的人騷動起來，距離遠的以百米速度賽跑，距離近的呼啦啦圍了一圈。車門開，人群蜂擁而入，直到前后門的上下客區也留不下個落腳的地方。后面人胳膊頂著前面人的肚子，最外面的像耍雜技般一手拽著包一手夠著欄桿，勉強扒住保持平衡，等車門蹭著后背艱難地關閉，晃晃悠悠開出去。

傅俊舉起手機默默拍了一張照，附上評論：“又沒擠上去。”他決定明天開始騎自行車上班。

早年白石洲只有一個公交站，后來政府下大力氣整治，設置三個站臺分流，加上地鐵開通，已經好了很多。如今開往科技園方向的車不少，但傅俊的公司不湊巧，只有一輛209路經過。

起初他還七點半出門，后來就晃晃悠悠拖到八點十五——反正去早了，前兩三趟也還是上不去。好在九點半前到崗即可，他還來得及。

早上九點之前，李阿姨就要完成科技園寫字樓里的清潔工作了。她是吳子儀的房客，住在小庭院最里面的鐵皮頂平房，月租 800元。“漲哦，越漲越貴。”她小聲抱怨。又補一句：“別的地方也漲。”她說，“老板還算是公道。”

“老板”是住客們對吳子儀的稱呼。吳子儀有一個住戶們的微信群，發放各種通知、活動信息，管理得像個小社區。周五傍晚從學校接回上高三的兒子，他到平時收房租的屋子里擺功夫茶，看到李阿姨，招呼一聲：“進來嘛，進來喝茶。”李阿姨站在門口猶疑半天，坐下笑笑：“不好意思，喝老板的高級茶。”

六年前，李阿姨經老鄉介紹從四川老家來，除了清潔工作，還負責為附近一家美發店做午飯和晚飯，順帶洗毛巾。兩份工作加起來，每個月有四千元左右收入。她很滿足:“反正在家也是做一天吃，在這兒也是做一天吃，都一樣。”

比起十年前在家里務農，她說如今的工作還算輕松，每天下午和晚飯后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

前幾年，她和丈夫靠打工賺的錢在老家蓋了房，每年春節都回家過年。她挺喜歡深圳：“來了就是深圳人。對，都這么說，挺好的。” 但落戶、買房這些事她從不敢想，那是“城里人擔心的事兒”： “打工打工，再怎么，你最后還是要回去的。怎么可能不回去呢？”

“來了就是農民工，買房才是深圳人。”傅俊調侃。在這個年輕人眼中，他租住的白石洲就三個字：“臟、亂、差！”平時和朋友出去散步，他們都是沿著深南大道往華僑城的方向走，走到歡樂谷，繞一圈，再回來，從不在白石洲里面逛。

在傅俊看來，白石洲唯一的優點就是“便宜”。他和兩個朋友合租兩室一廳的農民房，共攤2800元的月租金。他現在拿五六千的月薪，打算等薪水再高一點，就搬去環境好一點的小區房。

作為創業公司的高管，曾峰現在的月薪是兩萬，但他還住在白石洲的“握手樓”里。兩室一廳的房子，一室放著房東的東西，另一室被曾峰轉租出去，他自己住客廳的位置，靠窗一張床，電腦和水果擺在一米寬的書桌上，加上兩把小椅子，就是他的全部家當。

老婆來看過他一次，心疼他過的辛苦。他倒無所謂：這屋子雖然舊但還干凈，樓層高所以不吵，比起二十年前剛畢業五六個人住一間房的時候好多了。

曾峰是江西贛州人，在傳統服裝行業從底層開始一步步做到經理。去年在網上看到深圳一家服裝公司招聘高管，本以為是行業內一次普通的跳槽，后來發現自己居然進了一家做“智能硬件”的創業公司：生產全部自動化，由機器代工；設計除了有設計師外，還可以由用戶在app上根據基本款式自行搭配定制。

從江西到深圳，年逾四十的曾峰跳槽后像是突然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周末出門散步路過科技園，一排排高新科技企業的辦公樓讓他忍不住心生感慨：“我們看的電視、（電子科技）產品就他們研發的哦，是不是？（以前）就是你沒看到這種風景和這樣一種想法，那你站到越高的時候，（就知道）哇，原來他們是這樣做的。”

他此前從沒想過創業，笑稱自己沒有愛拼的感覺，只想要保守一點——萬一虧了怎么辦？經過新公司的洗禮，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假如說某一天我失業，我可能會借一筆錢，去開創自己的事業。”

他說起前一個同租室友，也是像傅俊一樣剛畢業的小白領，薪水一漲就搬出了白石洲。曾峰說，他這個年紀的人跟“90后”的處境不同： “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讀書啊，還要養老人，對不對？以后自己養老也要考慮。”他每個月工資除了約四分之一的必需開銷，和給上大學的女兒一筆生活費，余下的他都會攢起來。

曾峰在老家縣城有一套房，妻子兒子都在那里，深圳只是他工作的地方。他說，年輕人不一樣，公司里有個產品經理，每每準備下手買房，房價就又漲了：“我就說你不要在這里買啦，買到東莞、中山去。不行，他還是在深圳有一個創業的夢想，還想在這里扎根。”

其實，傅俊也想在深圳扎根。當初若不是朋友慫恿，他應該還在廈門遠方親戚開的公司里做銷售。可他不喜歡，人家一鼓動便索性辭了職，揣著4000塊錢就來“投奔”。

兩年內傅俊換了三份工作，原因分別是“試用期最后一周，被告知項目也完結了沒有新項目”、“應聘的運營崗最后發現又要承擔銷售任務，實在不想做”和“公司燒完了天使輪的錢，沒續上A輪”。

青黃不接的時候，他一度全身上下只剩兩百塊錢。偏巧遇上發高燒，醫生說要打吊針，醫藥費要兩百五六十元。傅俊問醫生:“我先付一針的錢，打一針行不行？”一針140元，當天高燒退下去了，他就沒去打第二針。

即便是這樣，他也沒后悔來深圳，更沒想過要回去：“如果我沒有來，混好混壞就那樣得了。但是我來了，混不出個樣子我不會回去。”

傅俊說，深圳是個見世面、拓視野的地方，高中校友群700多個人，逛“知乎”也認識了不少“知友”，這兩個圈子隔三差五的聚會讓他接觸了不少相對年長和有本事的人：“要是還在老家，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他的計劃是，等月薪達到三萬的時候，就在深圳買房；但如果35歲之前還買不起，大概就只能回廈門。

“月薪三萬，35歲之前買房，你覺得是有可能實現的嗎？”

“月薪三萬在深圳，我覺得是有可能的。能不能在35歲之前買房就不知道了，畢竟房價也在漲。”他嘻嘻哈哈地笑了：“但夢想總是要有的嘛，萬一實現了呢？”

對他來說，白石洲只是個過渡。如果最終回了廈門，深圳或許也是漫長人生的一個過渡。但無論如何，一段青春奮斗的日子，總是值得。

每個周六的早晨，傅俊都會去樓下的腸粉店叫一份五塊錢的肉蛋腸粉。老板是一對潮汕小夫妻，見他來，熟絡地打個招呼，端一份上桌。“湯不夠，太少啦。”傅俊理直氣壯地抱怨。老板不聲不響地抄起勺子，多澆滿滿一勺。和普通的醬油不同，這家店的腸粉是配勾了芡的湯汁。

“你可真不客氣。”

“熟嘛。我都可以在這邊賒賬吃一周。”傅俊笑笑，有點小得意。

此時，餐廳夜宵生意結束后的白海彬可能剛睡下不久；周末不用去寫字樓打掃衛生的李阿姨也可以睡個懶覺；吳子儀多半在和妻子女兒以及好不容易周末回家的兒子共進早餐；曾峰正匆匆趕往公司和老板開周末高層會議；楊善慶大約已走在帶人看房的路上。

（文中人物柳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