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2日，臺灣著名作家、最大口徑的“統(tǒng)派知識分子”陳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歲。

在下文中，出版了多本陳映真研究專著的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討論了陳映真先生的兩岸與第三世界的歷史視野。他認為，陳映真這方面的歷史視野與實踐經(jīng)驗，無論對當今中國大陸或臺灣當?shù)兀酥翓|亞區(qū)域的知識界的自我認識以及相互理解，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兩岸（以及第三世界）的問題是陳映真困惑與思索的一核心對象，在陳映真的長期思考寫作中，具有高度的歷史復雜性。

陳映真的臺灣史觀點——“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反對“方法論臺獨”

我常常和我的學生說，陳映真的小說其實是一部臺灣的當代史，這既是因為小說家并不是面壁虛構(gòu)他的小說情節(jié)與人物，也是因為小說家并不是利用小說來抒發(fā)他一私的憤懣或焦慮。陳映真的小說總是小說家作為一個思想者和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深刻糾纏的展現(xiàn)。如果這個命題成立，而我當然確信成立，那么，接著的問題就是，思想者陳映真是否有其理解“臺灣歷史”的特定方式，或換句話說：他的“臺灣史觀點”的特點為何？我認為陳映真的“臺灣史觀點”可以極簡地表述如下：

臺灣的歷史（尤其是近當代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但同時，或因此，也是一獨特部分。

這個表述的前半部是陳映真的基本立場，后半部則是他的重要補充。無可諱言，陳映真的這個“基本立場”，是讓他自1990年代（如非更早）以來，被批評惡訾、指桑罵槐，乃至刻意遺忘的最根底原因。隨著臺灣的民粹本土化運動在1990年代初的快速展開，以及作為結(jié)果的一種與“中國”相對甚至敵對的“臺灣人”以及“臺灣認同”形成，使陳映真所代表、所象征的這個“基本立場”被高度污名化，從而使整個臺灣社會從"中研院"的歷史研究到小學生的歷史記憶，都籠罩在主流的、政治正確的歷史觀語境之下。這使得很多知識分子，意識地甚或無意識地用情感、信念與價值綁架了客觀理解歷史的知識能力，而所謂客觀，意思是進入到主體自身的歷史構(gòu)成的能力。當然，這樣一種歷史觀——一種去歷史化的歷史觀，是其來有自的，至少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來自原先對國民黨的斷裂的、遮掩的、不誠的、傲慢的大中國歷史觀的反動。但是，反動如果只能是任由歷史的命運讓它擺蕩到另一極端，那也終究只是另一個反動而已。用一種合乎時代氛圍的情感、信念與價值取代歷史，猶如用它們置換現(xiàn)實，那將如憤怒之盲人騎憤怒之瞎馬，必然無法成事，且必然以悲劇終。用情感或意志切斷那深度聯(lián)系并重要構(gòu)成今日現(xiàn)實的歷史條縷，并不表示歷史就一定如人所愿地消失或不作用。經(jīng)常，它在故意背對它的人們的背后作用；暗箭難防。

主流知識界（包括了臺獨，也包括獨臺的“中華民國派”）的知識狀態(tài)固然有嚴重的去歷史化危機，那么統(tǒng)派的與非統(tǒng)非獨的（或曰“批判的”）知識分子的狀況是否就一定比較好呢？未必。因為他們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展現(xiàn)實質(zhì)相類的“去歷史化”。統(tǒng)派知識分子因為不是主流，在方法上較難一概而論，但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人把“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這個他們與陳映真（這位公認最大口徑的“統(tǒng)派知識分子”）一樣堅守的基本立場，突出地甚或僅僅地理解為一個“情感、信念與價值”狀態(tài)，那可能應該也是有的吧。而若是要論及向來標榜“不統(tǒng)不獨”、“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批判知識分子，情況是否會比較不同呢？邏輯上應該是的，但也僅僅如此。

批判知識分子，就定義或理想而言，是不被，或至少努力不被，任何既存的、主流的意識型態(tài)/文化霸權(quán)/知識觀念所包裹脅持，而企圖對它們的偏利性、遮蓋性與扭曲性提出批判的。但在臺灣的批判知識圈，以我所長期參與的“臺社”（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而言，我們雖然在“情感、信念與價值”層次上經(jīng)常不是臺灣民族主義的支持者，甚至在姿態(tài)上是它的長期批判者，但這個批判，卻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并不夠徹底，竟或在一個根本的或后設(shè)的地基上，是它所批判的對象的某種忠誠支持者。這個“忠誠”來自于歷史視野與空間格局的共享，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反對保守的、民粹的、親美的、反中的“臺灣民族主義”，但是我們在認識論與方法論層次上也是“臺獨/獨臺派”，因為我們的提問與回答總是在一個自覺足然、適然的“民族國家”的尺度內(nèi)操作，排除了近、現(xiàn)與當代中國在內(nèi)的歷史相對縱深以及區(qū)域多層空間尺度。這樣的一種“方法論臺獨”，勢必無能反思及于自身知識狀況的歷史制約性，體認到自身知識狀況的形成因素至少包括了中國文明與思想在清中葉以來的衰退、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chǎn)革命運動、中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乃至冷戰(zhàn)架構(gòu)、兩岸分斷、與美國現(xiàn)代化知識與學術(shù)的全球霸權(quán)......的各種亮色或暗色條縷的共織性。對于這個主要是歷史視野的狹隘與斷裂，我曾主張批判學術(shù)至少要在“方法論中國人”的知識立場上，重新歷史地審視臺灣今日狀況的由來，真誠面對歷史，以期超克分斷體制下的無本的、殘弱的知識狀況。

因此，“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這個基本立場，應該從一種長期污名的、一種近乎制約反應的本能拒斥下解放出來。而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將自身的知識狀況客體化，學習進入歷史的“客觀”能力，如此才能重新認識自身狀況的真實形成。這是我所體會到的陳映真的歷史觀中的某種客觀的、超越黨派的認識立場，而它經(jīng)常最清楚鮮明地展現(xiàn)在陳映真的文學，尤其是他最近期的中篇小說，例如《歸鄉(xiāng)》（1999）與《忠孝公園》（2001）。在這兩篇小說里，陳映真不僅超越了當下的藍綠對立、當下的統(tǒng)獨情緒，甚至超越了國共兩黨的歷史敘事框架，而從一個更長、更寬的歷史之河中，冷靜而悲憫地凝視人間直面當下。這條河，就是陳映真向來的基本立場“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而中國歷史當然是區(qū)域以及人類歷史的一有機部分，自不待言。

陳映真的天問：為何臺灣社會有那么嚴重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內(nèi)傷與外傷，卻一直沒有找到面對它的契機？

陳映真夫婦在反戰(zhàn)游行的隊伍中，2003年3月22日攝于臺北市。

然而，這個基本立場，雖然非常重要，尚不足以充分表達陳映真對兩岸的歷史觀點，還得加上“臺灣的歷史的獨特部分”這一補語。對陳映真而言，“獨特性”的強調(diào)與任何分離主義傾向毫無關(guān)連，反而是作為中國歷史的有機構(gòu)成的必然言下之意。唯其獨特，才有一種真正地參與到整個中國，成為其有機部分的可能。我認為這可能是陳映真和很多中國大陸的學者的一個重大差異所在，后者是否只欲見其同，不欲見其異？對陳映真而言，這個獨特性的核心基礎(chǔ)，就是臺灣在1895年被祖國割讓給日本，從而經(jīng)歷了長達半世紀的殖民地經(jīng)驗。

相對于中國大陸從未真正成為任何帝國的殖民地過，臺灣曾是殖民地的歷史就比較特殊；如果中國大陸曾自認為或被認為屬于“第三世界”，那么臺灣則應屬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大陸的第三世界觀的形成，固然有豐富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思想與實踐基礎(chǔ)，從而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有高度重疊之處，但大陸的歷史主流經(jīng)驗，除了在論及“租界”式準殖民地經(jīng)驗或“偽滿州國”的傀儡政權(quán)經(jīng)驗外，在反抗作為一生活世界的構(gòu)造的殖民政權(quán)這一面向上幾乎是不存在的。陳映真應該是早就看到了這一點差異，1977年陳映真為文評論葉石濤的《臺灣鄉(xiāng)土文學史導論》時，就從文學史的角度，提出了第三世界、臺灣以及中國大陸之間的關(guān)系。他說：

放眼望去，在十九世紀資本帝國主義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學，莫不帶有各別民族的特點，而且由于反映了這些農(nóng)業(yè)的殖民地之社會現(xiàn)實條件，也莫不以農(nóng)村中的經(jīng)濟底、人底問題，作為關(guān)切和抵抗的焦點。“臺灣”“鄉(xiāng)土文學”的個性，便在全亞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學的個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個性中，統(tǒng)一在中國近代文學之中，成為它光輝的，不可切割的一環(huán)。

對陳映真而言，“臺灣”“鄉(xiāng)土文學”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第三世界，一個是中國。因為臺灣的新文學是在一個確鑿的殖民地社會條件下形成的，因此它的殖民地文學的反抗特性，擺在第三世界中則比比皆是，一般而言并無甚特殊之處。但若擺在它的不可切割的中國歷史脈絡(luò)下來看的話，臺灣的新文學則為“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個性”增添了特殊的光芒——由于其面對具體的、日常的殖民統(tǒng)治的文學反抗實踐。

即使在討論這個“獨特性”時，我們也不可忘記這個獨特性的前提是“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這里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中國的，而且是一個中國的，認識歷史的立足點。因為中國在近現(xiàn)代的荏弱，臺灣被帝國主義的日本從其祖國切割而去，而殖民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所表現(xiàn)的正是對這個暴力所加諸其上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反抗。正是因為這個反抗是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一個悲劇部分，因之而生的文學也必然是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的一發(fā)光部分。早在1977年，陳映真就能讀出葉石濤文學史書寫中的分離主義意涵，恰恰是因為葉石濤企圖把殖民經(jīng)驗去脈絡(luò)化、去歷史化地申論為臺灣鄉(xiāng)土文學的“臺灣立場”，而以此與“中國”作出差異與區(qū)隔。陳映真是最早看到這樣的文學批評，在所謂的“臺灣人意識”或“文化的民族主義”的打造中，所扮演的推波角色。

在以后的歷史發(fā)展，我們看到了，不僅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并沒有認真看待這一段“反抗時代”的“臺灣經(jīng)驗”，就連臺灣的知識分子也對這個歷史經(jīng)驗選擇忽視。事實上，臺灣的主流歷史意識從來就不曾和“臺灣屬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這樣一個想法或視野產(chǎn)生任何關(guān)系。這當然有歷史的原因。臺灣的主流意識從不認真面對它的前殖民地歷史，原因至少有二，其一，1950年以來，臺灣在全球冷戰(zhàn)架構(gòu)下，緊隨美國，將自己作為反共的“自由世界”忠實成員。這如何可能培養(yǎng)出一個相對于雙極權(quán)力的自主性？國民黨政權(quán)在冷戰(zhàn)時期所遵循的親美反共，以及美國在東亞所執(zhí)行的圍堵政策，特別是其中和日本的盟友關(guān)系，必然結(jié)構(gòu)性地要求國民黨政權(quán)壓制臺灣抵抗日本殖民歷史的批判傳統(tǒng)，反而，竟至于大量啟用殖民時期的親日、附日的大家仕紳。其二，作為“少數(shù)的”、“外來的”統(tǒng)治者，國民黨政權(quán)對日本在臺的殖民歷史高度禁忌，它企圖透過中華民國國族打造，以國族主義的統(tǒng)合，高調(diào)回避這個可能產(chǎn)生差異與批判意識的歷史問題。這讓那據(jù)稱是以反對國民黨為主要鋒向的臺獨意識，其實竟也承襲了國民黨的某種歷史意識，也缺乏關(guān)于殖民地歷史經(jīng)驗如何形塑了今日臺灣社會文化與精神狀態(tài)的客觀理解能力。而如果真有相關(guān)討論，那些討論也常是高度工具性與策略性，從而不免是高度扭曲的，無法對“日本殖民”的歷程有一種客觀檢討的態(tài)度，只能因為要反國民黨、反中，就把鐘擺擺到另一個極端：日本殖民政權(quán)是現(xiàn)代的、法治的，是高度文明的，甚至是臺灣戰(zhàn)后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要（若非唯一）背景因素。這后頭有一個二元對照，日本是一切臺灣現(xiàn)代文明的源頭，而中國則是一切落后的淵藪。這個敘事常透過一個廣為流傳的“水龍頭寓言”而深刻展現(xiàn)。上岸的國民黨大兵以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往墻上插上一顆水龍頭，就會有自來水源源流出。人們在嘲弄中，將代表“文明的”日本，對立于“落后的”中國，也在嘲弄中，壓抑地遺忘了殖民地的苦悶與傷痕。

因此，壓制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以及選擇背對殖民地歷史，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反而讓它以一種扭曲的、奇怪的面貌，更沒有阻礙地流動、發(fā)展，并形成一種暗中支配的勢力。一直自認代表“民主”與“進步”的民進黨，及其前身的主流黨外運動，其前提（或代價）之一就是這段歷史不曾也不能被認真反省。因此，在歷史意識上所造成的真實效果，竟也是類似它所反對的國民黨的對歷史的回避，常將歷史敘事的開啟點設(shè)定在二戰(zhàn)之后，而民進黨則特別設(shè)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但豈止是右翼的臺獨民粹主義如此理解或使用歷史，如前所言，臺灣社會里的左翼批判知識圈，例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也是長期處在這個被歷史斷流的主流歷史意識之中。2004年《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周年會議的基調(diào)論文，就是如此結(jié)構(gòu)歷史。

正是在這樣的一種因為特定的歷史編纂而形成的歷史失憶——忘掉了自己的祖輩是中國人，忘掉了殖民壓迫的血史——的地景上，我們看到了陳映真文學的特殊意義。從1960年的小說《鄉(xiāng)村的教師》，到最晚近的一篇小說《忠孝公園》，四十年間，陳映真不斷地大聲指出臺灣社會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內(nèi)傷與傷痕，但顯然，這些聲音大都落到了聾子的耳朵。半世紀來，陳映真的“天問”之一應是：為何臺灣社會有那么嚴重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郁郁內(nèi)傷與瘢瘢外傷，卻一直沒有找到面對它的契機，遑論經(jīng)由直面那段歷史粹煉出一種可謂之“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觀點？我認為特別是他的中篇小說《忠孝公園》，就是這樣一種思考與觀點的結(jié)晶。這篇小說不只是為臺灣人寫的也是為大陸人寫的，因為他應該也會認為，中國大陸的知識界對這樣的一種世界觀并不應該是感到完全外在與陌生的，而是可以有一種內(nèi)在理解基礎(chǔ)的--如果偽滿統(tǒng)治下的東北人民的復雜經(jīng)驗能夠被梳理反思的話。事實上，這篇小說所說的就是馬正濤（一個前偽滿官員前國民黨特務）和林標（一位臺籍日本兵），這兩個在同一片區(qū)域歷史天空下運命交織但卻看來身世迥異形同陌路的兩個老人的故事。

陳映真對中國大陸知識狀況的意義：如何當一個中國（人）的左翼或右翼？

那么，這個被陳映真早就提出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觀點，對中國大陸的知識狀況，是否有任何意義呢？我認為是有的。特別是萬隆會議以來的三、四十年間，一直把自身在觀念上置放于“第三世界”的中國大陸知識主流，其實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第三世界身份，因為它基本上沒有被殖民過。因此，臺灣的長達半世紀的“殖民地經(jīng)驗”，對中國大陸的知識界的意義或許就在于藉由“殖民”作為一個中介所得到的對臺灣人民與社會的理解，作為方法，進而建立一種比較貼近大多數(shù)第三世界社會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狀況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觀點。也就是說，將這個“臺灣經(jīng)驗”內(nèi)在于中國的當代思想的起始感覺中，庶幾可以建立一種比較堅實、比較內(nèi)在的第三世界觀點——可以更內(nèi)在地理解韓國、越南、沖繩、印度，乃至非洲大陸。中國大陸在近幾年的崛起中，在其周邊所造成的疑慮，雖說和西方所進行的戰(zhàn)略布局與利益動員有關(guān)，但反求諸己，中國大陸對周邊“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缺乏同情的理解，也是原因之一罷。非洲太遠就先不說了，就拿鄰近的越南來說吧，我認為離開它近百多年來的殖民經(jīng)驗，以及長期在一個大國邊緣的精神處境這兩點，是無法真正理解它的，于是只能陷入一種對方是背信棄義的惱怒中。但現(xiàn)實上，這幾十年來，特別是90年代后，大陸知識界的主要關(guān)心，在更乏道德意識的“追英趕美”的熱癥之下，已經(jīng)不包括第三世界了，從而臺灣作為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的這一特點，對其知識狀況的參照作用，也就更難以被關(guān)注了，因為熱癥之下是不會停下來檢查自己的知識狀況的。另外，大陸曾經(jīng)那么受人矚目的第三世界觀，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的快速退潮，除了和80年代以來的歷史有關(guān)，又是否和它當初的基本體質(zhì)有關(guān)呢？它是否曾更專注于反美、反蘇，而不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jié)”？它是否更是建立于一種隱藏的大國意識而非弱小者之間的平等意識呢？——這些，很有可能也是陳映真的困惑。

但話又說回來，連臺灣自身的批判知識界對這個“前殖民地”的歷史經(jīng)驗，也不曾戒除意識形態(tài)藥物濫用，面對它開展出深刻的反省與討論，那不是更根本、更難堪的一個奇妙事實嗎？

以上是就海峽兩岸的知識界而言，如何藉將臺灣的歷史（尤其是近當代史）不只是看成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同時也看成是一獨特部分（即，“前殖民地第三世界”），開啟重新理解世界和自身關(guān)系的契機而言。但是，對海峽兩岸的知識界共同去把握一種“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觀點”的最重要意義，可能還不是外在的，而是內(nèi)在的。我們都知道，戰(zhàn)后臺灣社會因為不曾真正面對“前殖民地”歷史，使得“中國（人）認同”在島嶼上陷入了不確定狀態(tài)。陳映真1960年《鄉(xiāng)村的教師》的主角吳錦翔，他認同他是中國人、他抗日、他認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但他最大的困難并不是如何成為左翼，而是如何成為“中國人”，因為他出生于1920年的臺灣，并成長于皇民化的高潮時期......。這個“中國人”的意義與內(nèi)涵，對他不確定、不自明，充滿想像，而那固然是他不安與痛苦的來源，但同時也是一種更深刻的反省（到底什么才是“中國人”？）的契機。今天中國大陸的知識界，有左翼有右翼，辯論爭執(zhí)都在“左”或“右”，但從沒有提問：如何當一個中國（人）的左翼或右翼？這是因為，不知是好或壞，“中國（人）”是自明的。也許將來的臺灣作為“前殖民地的第三世界”的視角，能夠幫助在大陸的中國知識份子能重新思考“中國”。要將中國認同抽刀斷水固然是虛無的、去歷史的自毀之舉，但將”中國“視為百分百完全自明，也未必一定是好事。“中國”需要在一種對其有“溫情與敬意”的心情下，將之問題化。

本文摘自《兩岸與第三世界——陳映真的歷史視野》，原載賀照田、高士明編《人間思想01：作為人間事件的1949》，注釋從略。澎湃新聞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