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1日晚，2021年特納獎頒獎典禮在英國考文垂舉行，來自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陣列團體”（Array Collective）成為今年的特納獎得主，這也是該獎項自1984年創立以來首次由來自北愛爾蘭的藝術家獲得。陣列團體將美術館傳統的白盒子空間變成了北愛爾蘭式的酒吧，與此同時，其他四個入圍藝術小組也均以社會參與和行動為特色，他們的呈現也區別于傳統的展陳。這使圍繞特納獎的討論不斷“發酵”：或許，這些作品壓根不該在美術館里展出，而應該出現在藝術家們真正歸屬的社群里？

陣列團體（Array Collective）的現場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陣列團體將獲得2.5萬英鎊的獎金。另外四組被提名的藝術家團體也將被授予1萬英鎊的獎金。這是特納獎首次只有激進藝術家團體入選，沒有任何一個藝術家單獨參與。頒獎典禮在考文垂座堂（Coventry Cathedral）舉行，這是一座被毀壞的哥特式教堂，如今只剩下空殼。81年前，1940年11月14日，德軍在考文垂進行閃電戰，被記錄為二戰中最具毀滅性的轟炸襲擊之一。

這幾個團體的作品正在考文垂赫伯特美術館展出。獎項的委員會包括英國倫敦非營利基金會Delfina Foundation的總監Aaron Cezar、伯明翰畫廊與藝術家工作室綜合體Grand Union的項目總監Kim McAleese、演員兼藏家Russell Tovey，以及倫敦畫廊Chisenhale Gallery總監 Zoe Whitley。泰特美術館館長Alex Farquharson擔任評委會主席。

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展覽的主策展人 Hammad Nasar贊賞了展出的作品，稱它們具有“在現實世界中進行實踐”的能力。

“參展的藝術家不滿足于留意世界上的事物，然后通過博物館和畫廊里的作品向我們指出它們，”Nasar說道，“相反，他們致力于構建‘口袋烏托邦’（pocket utopia）——在現實世界中運用藝術想象力，提出新的、更平等、更有希望的未來。”

陣列團體

陣列團體從2016年起開始合作，他們的動機源于對北愛爾蘭等地的“人權問題感到日益增長的憤怒”。成員們表示，團體的成立旨在“重新審視北愛爾蘭有關宗教—民族認同的主流觀念”。

評委會將獎項授予陣列團體，稱贊他們“能夠將他們的行動主義和價值觀轉化為美術館環境，創造出受歡迎的、沉浸式的、令人驚訝的展覽。”

在展覽中，陣列團體將考文垂美術館傳統的白盒子展廳改造成了一個非官方的愛爾蘭酒吧——síbín，或稱“未經許可的酒吧”，這種酒吧起源于17世紀初的愛爾蘭。但是這個團體表示，他們的作品是“一個讓人在宗派分歧之外聚集的地方。”

我們通過旗桿圍成的圓圈走進síbín，這個構造參照了古代愛爾蘭的儀式場所。在內部，síbín放慢了人們通常不會在貝爾法斯特酒吧里找到的各種裝備。由陣列團體創作的海報裝飾著內墻，旗幟懸掛在天花板上。即使是那里的啤酒也有自己先鋒的地方。

在這個燈光昏暗的小酒吧里，一段視頻里播放著一個充滿表演和愉悅性的夜晚，這樣的夜徐徐展開。貝爾法斯特人們聚在一起喝酒聚會；他們一個個走上舞臺，競逐“天后歌手”的名稱。其中有些是變裝皇后，有些穿著極簡的T恤和牛仔褲。人們唱歌，講故事，表演單口相聲。每個表演者都受到同樣的欲望的驅使，讓貝爾法斯特放下自己的過去，讓人們聚在一起。墻上有一張粉紅色海報，描繪了一個穿著高跟鞋坐在輪椅里的女人，“所有人都需要墮胎權，”她在會話框里“說道”。一面旗幟上縫著單詞“廢除”（REPEAL）。

今年特納獎的候選者還包括烹飪小隊（Cooking Sections），這個來自倫敦的雙人組在蘇格蘭斯凱島（Isle of Skye）展開大量工作，并于今年夏天在泰特現代美術館展出了自己的作品。他們的出現讓蘇格蘭捕魚業頭疼不已。

烹飪小隊（Cooking Sections）的現場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通過將漁場的圓形投影置于地上，烹飪小隊關注密集的大馬哈魚捕撈，對于養殖魚類的基因改造，在令人不安的聲音中向我們講述其背后的罪惡——即“人類是大馬哈魚無法逃脫的病毒。”烹飪小隊積極地向英國各個城市的美術館呼吁將大馬哈魚移出他們的餐廳菜單，并且達到了顯著成效，蛇形畫廊與泰特美術館已經簽名加入。

此外，候選者還有來自倫敦的“黑曜石音響系統小組”（Black Obsidian Sound System，簡稱B.O.S.S.），這個小組由黑人及有色人種同性戀、跨性別者等組成，他們于2018年夏聚集在一起，為了“延續音響系統文化的遺產”，反映了邊緣群體如何創造出聚集的方式，來抵抗壓迫。在特納獎的展覽中，小組的展示“將揚聲器視為創造神圣空間的圖騰。”在其展廳的中央，水池位于大型的揚聲器上面，隨著音樂的聲音而振動，這些水面上的圖案就像B.O.S.S.小組在一些特別的藝術空間里組織聲音活動時，隨之而聚集起來的人們一樣。

B.O.S.S.的現場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最成功的展示或許屬于來自黑斯廷斯的Project Art Works小組。他們的展覽主要展出了由神經多樣性的藝術家們創作的繪畫作品，這些有精神健康困擾、自閉癥、學習及其他智力障礙的人呈現了深刻的內心感受。其中一些作品非常動人。但是其中很多作品被一起堆疊在展廳中間，而無法看清，這或許說明了這樣的藝術一直都沒有被更廣泛的世界所正確對待。

Project Art Works的現場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最后我們看到的是“溫和/激進”（Gentle/Radical），這是卡迪夫（Cardiff）河濱地區的一個社群項目，成立于2017年。這個囊括了社工在內的團體有著廣闊而分散的雄心；他們舉辦活動，從電影放映到表演，再到“草根座談會”，希望邀請卡迪夫社群各行各業的參與，將藝術視為一種交流和辯論的方式。他們的想法通過影像作品進行展示，人們在影像中朗讀探索個人經歷的信件。這樣的想法值得稱贊，但是與美術館的環境有些格格不入，且難以很好地傳遞出來。但這也正是問題的關鍵。

Gentle/Radical的現場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特納獎曾經被認為是單個藝術家殊榮，是一代英國藝術家就此開始享譽全球的主流平臺。如今，評委會清楚地傳達了他們的信息：個人的藝術是過去式。集體的藝術才屬于當下。放在一起看，這些作品標志了特納獎不斷變化的身份，或許也代表了藝術在現代英國所扮演的角色的變化。這場特納獎展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美術館和畫廊還是原來那樣嗎？又或許我們應該進行更深刻的觀察？

另一方面，將獎項授予基金藝術家的決定也激起了分歧。批評者指出，獎項將當代自由政治的霸權置于好奇心或話語之上。他們指出，這種社會行動家式的藝術是單維度的，它毫無疑問地肯定了不言自明的真理——即現狀是壞的，應該變得更好，我們都必須為此付出更多努力。這些顯而易見的道理無法構成一場包容而激動人心的展覽。也有一些人認為，特納獎的轉變反映了它自己的真相；即許多近期的藝術作品與當下現狀沒有太大關系，大部分內容仍然是對于一個世紀前的藝術家們在內容、理念、形式和風格上的復現，而且還比他們要遜色。藝術變得商品化，具有強烈的市場意識，與財富和精英主義達成一致，以至于幾乎失去了除了基本裝飾之外的所有目的。

對于支持者而言，特納獎對于創造一種新的藝術愿景加以稱贊，這種去中心的、平等的形式是有意義的。脫離了自省、自我與自戀的藝術能夠幫助我們思考甚至克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2015年特納獎得主Assembly，?Assembly

特納獎的創立初衷是表彰一位在英國出生、生活或工作的藝術家，贊聲其過去一年中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舉行的出色展覽或作品的公開呈現。這一切從2015年開始發生變化：倫敦社會團體Assemble成為首個獲得特納獎的小組。過去兩年中，這一變化加劇了：連續兩年的獲獎者都不是單人藝術家。

今年的贏家已經揭曉。但辯論仍在繼續：特納獎的入選作品就得在美術館空間里展出嗎？是否可以在藝術家們真正歸屬的社群中呈現呢？

（本文編譯自《The Art Newspaper》，有部分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