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富林遺址所在的松江自古就有“九峰三泖”，是上海唯一有山有水的勝境之地，也是歷史上人文淵藪之地。文獻記載廣富林“后帶九峰、前迤平疇，為西北奧壤”。歷史上吳門畫派創始人沈周蒙師陸潤玉也寫下亦詩亦史的《富林十景》，描繪的就是廣富林的景致。

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是上海三處以遺址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古遺址之一，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發掘表明，廣富林自從距今5500年崧澤文化晚期就開始有人在此居住。“松江被稱為上海之根并不是說它的歷史最久遠，而是從松澤文化晚期直至近現代，松江始終有人們生產生活的遺存，歷史脈絡未有中斷，廣富林遺址就是這一歷史脈絡的見證。”考古學者說。澎湃新聞“百年考古記”欄目近日走訪了廣富林遺址。

廣富林遺址公園

廣富林遺址當年考古舊影

廣富林遺址最早于1959年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1999年才正式開始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從1999年至2015年，通過持續17年不間斷的考古發掘，在廣富林遺址發現了包括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廣富林文化、周代至宋元等各個時期的文化層。其中最重要的是發現并確認了廣富林文化。

考古發掘表明，廣富林自從距今5500年崧澤文化晚期就開始有人在此居住，此后延續數千年基本沒有中斷過。“松江被稱為上海之根并不是說它的歷史最久遠，而是從松澤文化晚期直至近現代，松江始終有人們生產生活的遺存，歷史脈絡未有中斷，廣富林遺址就是這一歷史脈絡的見證。”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黃翔說。

廣富林，跨越五千年的詩意居所

抓住深秋里最后一縷明媚秋光，澎湃新聞記者走訪了位于上海松江方松街道廣富林村的廣富林遺址。

廣富林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

廣富林所在的松江自古就有“九峰三泖”，是上海唯一有山有水的勝境之地，也是歷史上人文淵藪之地。較之此前走訪的青浦的崧澤遺址、福泉山遺址，這里呈現的是另一翻熱鬧的景象。借著廣富林古遺址深厚的文化內涵，當地將其開發成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成為松江一大旅游熱門景點。

廣富林遺址位置

據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黃翔介紹，廣富林遺址的考古發掘也是配合當地基建需要所進行的搶救性發掘，邊發掘邊基建，一直像是與當地的基建項目賽跑。持續17年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使其成為上海考古史上發掘面積最大、也是呈現歷史面貌最清晰的一處遺址。

廣富林遺址南發掘區全景

廣富林遺址西發掘區全景

廣富林遺址考古探明面積約20萬平方米，累計發掘面積約7萬平方米。現在的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內經過開發，有建筑的地點當年都做過考古發掘。遺址公園中心位置現在還留了一片廣富林遺址核心保護區沒有發掘過，現為一片開闊的稻田和綠地。2013年，國務院頒布其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廣富林遺址核心保護區中心開闊的綠地

廣富林歷史悠久，考古探明早在5500年前即有人類居住，且延續5000年歷史脈絡不曾中斷。據文獻記載，廣富林原名皇甫林，始見于元末楊維楨《干山志》。明正德《松江府志》稱“廣富林市”，曾隸青浦再歸松江。

廣富林“后帶九峰、前迤平疇，為西北奧壤”，東西為古航道沈涇塘、顧會浦及官塘古道。長街與市河并行，河設橋柵，街設路柵，為“入郡孔道，郵傳往來之要沖”。居民藩庶，蔚為一方之望，史稱云間北首第一鎮。

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內一角 

廣富林“后帶九峰”，這里所指“九峰”即上海地區最早的地質標志“松郡九峰”。元末楊維楨《干山志》、明萬歷《青浦縣志》、清嘉慶《松江府志?兵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考》等文獻對“九峰”都有記述。“九峰”之九是多的意思，并非實指，由西南至東北呈“S”形狀分布，一般指鳳凰山、厙公山、薛山、佘山、神(辰)山、天馬山、機山、橫云山和小昆山，另有北竿山、鐘賈山、盧山等計12座山。每座山又有“八景”、“十景”等。

董其昌所作的《燕吳八景圖》之《九峰招隱》

明代書畫大師、華亭人董其昌所作的《燕吳八景圖》，其中三開描繪松江勝境；元末明初詩書大家楊維禎為躲避戰亂遷徙至松江，與華亭陸居仁及僑居錢惟善相倡和，去世后三人合葬于干山（即天馬山，古時候稱干山），世稱三高士墓。在今日松江天馬山景區中，還留有后世重建的墓碑。明代華亭畫家姜貞吉《山靜日長圖》描繪云間九峰中的干山景色……

這些名勝與著名的歷史人物陸機、陸云、陶宗儀、楊維幀、董其昌、陳繼儒等的聯系，為九峰三泖增添了光采，也增加了當地歷史人文底蘊。

廣富林遺址周邊水網密布

廣富林背依九峰，水網密布，平疇沃野，一派湖光山色。地理條件可謂十分優越。歷史上還有吳門畫派創始人沈周的啟蒙恩師陸潤玉，華亭縣廣富林人，因眷戀家鄉草木，寫下亦詩亦史的《富林十景》，細細對照，《富林十景》詩中仍與現今的廣富林遺址多有關聯。

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內的秋景

如《富林十景》詩中《九峰環翠》《八曲潮生》《綠沙農本》等。其中《八曲潮生》所說八曲江是廣富林特有的景觀，如今還可見八曲江從廣富林遺址北邊蜿蜒穿過；《綠沙農本》詩句“厥土惟膏腴”“用貽子與孫”描繪的景象據稱為廣富林遺址考古發掘的新石器時期先民部落集聚的核心區。

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內的菜地與水缸

“這里自古就是生活棲息的優良場所，古人選擇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是有它原因的。”黃翔說。從地理上看，廣富林遺址算得上是上海地區地理環境最好的一處遺址，它的北面環繞的是上海的九峰，古人講山的南面屬陽，是好地方；從小環境來看，廣富林遺址是一個北、東、西三面環水的半島，西面有一條河與陸地相隔，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環境，從聚落防衛角度來說是有先天優勢的。

棘刺紋尊 春秋晚期 上海市松江區廣富林遺址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廣富林遺址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工具

考古發掘也證明了廣富林有著5000多年人類居住的歷史。“300多座良渚時期墓葬的發現從側面證明了廣富林當時的人口數量。不過其人口規模最大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從考古出土的建筑材料、水井、青銅生產工具等都可證明廣富林在東周至漢代時期是一處非常重要的大型聚落。”黃翔說。

廣富林考古遺址展示館內模擬復原的上海先民房屋

初識“廣富林文化”

廣富林遺址最重要的發現無疑是發現并確認了“廣富林文化”。廣富林文化代表了良渚文化之后、馬橋文化之前一個新的文化類型，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這類遺存在環太湖地區是第一次發現。

2008年廣富林遺址的發掘場景

黃翔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廣富林文化是一個內涵紛呈的地方性文化，雖然它的持續年代很短，僅兩百年左右（從距今4100年到距今3900年），但卻非常重要。在空間上，它是連接了長江和黃河早期文明的重要橋梁，在時間上連接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和夏商之際的馬橋文化，它填補了長江三角洲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空白，是長江三角洲地區考古研究的一個新突破。

1990年代廣富林遺址發掘工作場景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上海的考古工作不斷有重大發現。崧澤遺址、馬橋遺址、福泉山遺址等，確立了上海地區史前文化從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發展序列。良渚文化之后一般認為就是馬橋文化，這中間其實存在缺環。

當時學界一直困惑于良渚文化衰亡以后的去向問題，當時提出很多種設想，有說良渚被水淹掉，或說良渚被外族統治趕走……而新發現的廣富林文化正好處于長江下游地區文明最發達的良渚文化之后，屬于良渚文化沒落以后的一個延續。

1999年，上海博物館考古部為了探明廣富林遺址的范圍和內涵，開始有計劃地勘探和發掘廣富林遺址。經過一兩個月的發掘，出土的一些夾砂陶器及其殘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注意。這些陶片部分器表刻劃有花紋或裝飾有繩紋等，與長江三角洲地區本地傳統原始文化的遺物存在明顯差異，它來自哪里？

當時主持發掘的考古領隊宋建敏銳地感覺到，這或許是北方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系統的遺物，由此揭開了新發現的一角。2006年，中外考古專家聚集松江，經過學術研討和實地考察后認為，“廣富林文化遺存”是新發現的文化遺存，是一種新見的考古學文化，可以命名為“廣富林文化”。

宋建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回憶說，廣富林文化相關遺存其實早在1959年就已經露面，只是囿于當時的認識水平，未被辨識。“當時浙江、江蘇等地也都有過發現，但都被混在良渚文化里。”

廣富林遺址出土的廣富林文化袋足陶鬶

考古就是這樣，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存在必然。很多跡象可能已經呈現，但你可能沒有想到怎么去解讀它，有可能就會錯；其中的必然則源自考古工作者自身的敏銳度、學識積淀和經驗積累。

宋建談到，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出去考察不光要看好東西，還要上手摸陶片。“過去那些考古的老先生摸陶片熟悉到閉著眼睛就能摸出來是什么文化類型、幾期的，現在很少人有這樣的功夫了。”

廣富林遺址考古 遺物、土樣的提取

廣富林文化發現之后，學界對廣富林文化的源流問題展開了研討，也呈現了對良渚文化衰亡后去向問題的思考。

黃翔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對于廣富林文化的產生，學術界目前已有共識，即廣富林文化是由多種文化因素融合產生的，但進一步分析后還存在“外來說”和“本地說”兩種觀點。

廣富林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

有考古學者提到，廣富林文化先民是上海最早的移民。相比良渚文化而言，廣富林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原有傳統文化之間缺乏明顯的傳承性，在文化面貌上，差別甚大。“距今4000多年前，以王油坊類型為代表的中原龍山文化越過長江到達長江三角洲地區后，最終征服并取代了良渚文化，將自己的文化頑強地移植于原良渚文化的分布區內。廣富林文化遺存發現于良渚文化遺存之上的事實表明這些外來的北方文化具有頑強的征服和生存能力，他們在原來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帶立地生根并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化”。

廣富林遺址留給人們的思考

“上海的遺址有它們不同的歷史特點和文化看點。崧澤遺址的特點是體現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面貌，有上海最早的文化遺存；福泉山遺址的亮點在于良渚文化階段，尤其是在良渚文化晚期可謂上海的中心；廣富林遺址的精彩在于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的歷史演進過程被完整地保存，并在春秋戰國時期達到了高峰。”黃翔說。

廣富林考古遺址展示館

廣富林考古遺址展示館內陳列的廣富林遺址考古出土器物

廣富林考古遺址展示館內陳列的廣富林遺址考古出土器物

黃翔對廣富林遺址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從入職上海博物館之始，就參與廣富林遺址的考古工作，伴隨著遺址持續十余年的發掘，他也從初出茅廬的年輕小伙子，成長為考古部的業務骨干。他笑言，“考古工作最忙碌的時期，一年有300多天在工地，回單位連保安都不認識我。”

廣富林遺址考古發掘場景，左一為工作中的黃翔

廣富林遺址的考古發掘持續了將近20年，作為上海考古史上發掘面積最大的遺址，光考古報告可能就需要花上數年的時間整理。

廣富林遺址出土的錢三漾階段魚鰭足陶鼎

廣富林遺址出土的崧澤文化陶鼎

黃翔說，廣富林遺址考古出土的文物多數屬于“普羅大眾”級別，等級特別高的文物不多。比如廣富林遺址發掘了良渚時期墓葬300多座，跟同時期其他遺址的發現來說，廣富林遺址的數量是最多的，但是高等級墓葬一座都沒有。像象牙權杖、人頭骨蓋碗、玉琮等出土器物等級高的全在福泉山遺址。

廣富林遺址出土的錢三漾階段 細高頸袋足陶鬶

“但也有一些發現很有意思，”黃翔提到，“比如發現了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完整的墓葬布局，這有助于我們研究古人是如何埋葬先民的。”他們會有一個事先的規劃，比如發現有為孩童專設的墓區。一些墓地沿用時間較長，墓葬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十分復雜。晚期墓葬打破早期墓葬時，常常將早期墓葬的骨骼收攏、移位，表現出對往生者的尊重及一定的氏族意識。

2014年，廣富林遺址的考古又有一個重要發現，就是發現了良渚時期人工堆筑的土臺。土臺建于一處洼地之上，由人工堆筑草裹泥而成。土臺外圍采用草鋪泥的結構進行加護。土臺上部因受到破壞，沒有發現功能明確的遺跡。

廣富林遺址考古發現的良渚文化土臺全貌

土臺的剖面堆積

由于良渚人有堆筑土臺的習慣，而這個土臺的堆筑形式非常之考究，在上海地區尚未發現類似的土筑高臺。環太湖地區其他遺址雖然曾發現過類似的遺跡，但大都沒有完整的揭露，因此該土臺的功用、性質不得不引人遐想。

土臺草裹泥

土臺外圍草鋪泥

由于該土臺是用草裹泥、草鋪泥工藝堆筑，也很容易令人聯想到采用類似堆筑工藝的浙江良渚遺址的良渚水壩和莫角山遺址臺地，這也意味著它作為墓地功用的可能性不大。

黃翔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就其個人觀點傾向于認為這是一處專門宗教或者禮儀性質的場所。

良渚文化石圈

聯系之前走訪的上海福泉山遺址，就目前考古發現可知，福泉山遺址發現良渚文化高等級墓葬，出土了高等級器物，廣富林遺址發現了良渚時期高等級建筑遺跡（良渚土臺），福泉山與廣富林有何緊密的聯系，背后的歷史真相如何？這些是廣富林遺址考古發掘留給我們的謎團，有待新的考古發現。

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內水網密布

深秋時節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一景

深秋時節，行走在廣富林遺址公園內，尤可見水網密布，河網縱橫，仍可感受到歷史上廣富林優越的棲居環境。行走到公園中心，可見廣富林遺址核心保護區內開闊的稻田和綠地，邊上還立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

廣富林遺址核心保護區北有幾個半埋地下，酷似陶罐的建筑，是廣富林考古遺址展示館

在廣富林遺址核心保護區北，隔著一條八曲河，對岸有幾個半埋地下，酷似陶罐的建筑，是廣富林考古遺址展示館，館內陳列展示著廣富林遺址考古出土的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并非一般的可移動文物，而是在考古中發現的廣富林文化時期先民居住的房屋基址。廣富林遺址發現過三處廣富林文化的房屋遺跡，當年建設方將其整體切割、保護、移位送到了展示館里展示。

廣富林考古遺址展示館展示的整體切割、保護、移位的廣富林文化房屋基址

考古發現的廣富林文化的地面式雙間排房

“在發現這些房屋遺跡之前，我們對于廣富林文化的認識基本還是片面的。”黃翔說。

廣富林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大口缸

展示館內還展出了一件廣富林文化的玉琮，玉琮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器物，這件廣富林文化玉琮雖然在造型上還是外方里圓，但它與良渚文化的玉琮有著明顯的區別：良渚文化時期標志性的神人獸面紋在廣富林時期的器物上已經蕩然不存。

廣富林文化玉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