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之花：談《圍城》與《應物兄》的差異 | 新批評 原創 何建委 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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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同樣勾勒知識分子生活樣貌和精神世界的作品，《應物兄》常被拿來與《圍城》作比較。但當細讀文本時，其中的迥異之處便會逐漸浮現——如青年評論者何建委所言，《圍城》是“所見的人生似乎不多”、“才勝于情”的“學人小說”，而《應物兄》是現代主義的現實主義之作。欣賞或研究這兩部作品，實為欣賞兩朵由不同的人栽培的、開放在不同時期的異質之花。

何建委/文

壹

《圍城》自1946年刊發，至今已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傳奇，被譽為20世紀的《儒林外史》，是“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長篇巨制《應物兄》出版未久，有關批評文字已經多過本書，“是近幾年里的唯一個案”。在當代文壇，《應物兄》已是“現象級”存在，同樣被譽為21世紀的《儒林外史》。作家金宇澄的說法得到很多人的認同：《應物兄》是升級版的《圍城》。“升級版”，其實也暗含著兩者的不同。正如我們看到的，已有眾多學者將其與《圍城》進行比較分析，這樣的比較確實有道理，因為《圍城》與《應物兄》均刻畫了形形色色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且均以諷刺幽默、機智風趣見長。

然而，與錢鍾書否定《儒林外史》對《圍城》的影響類似，李洱不僅否定受到《儒林外史》的影響，也不認為《應物兄》與《圍城》有多大關聯。他說：“開句玩笑，把它與《圍城》相比，就像拿著豬尾巴敬佛，豬不高興，佛也不高興。”兩位作者的否定，是出于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的焦慮”的考慮嗎？雖然這種現象在文學史上屢見不鮮，但筆者還是愿意相信，錢、李二人只是在陳述事實。我們應該意識到，真正的文學作品都是特別的、自成一體的、陌生的、異質的。如果進一步了解這兩位作家的創作，再對比分析這兩部作品，則會發現《應物兄》與《圍城》確實有著顯著差異，彼此互為異質性的存在，它們實為兩朵異質之花。

《圍城》最初連載于《文藝復興》雜志，后于1947年5月初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為趙家璧主編《晨光文學叢書》之一種。

只要認真閱讀作品就得承認，《圍城》的內容與《應物兄》的內容明顯不同。錢鍾書自述，他想寫的是“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這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特性”。《圍城》的經典化始于夏志清，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曾用長達10頁的篇幅高度評價《圍城》，認為其“可能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中最偉大的一部小說”，“總體上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間的無法溝通的小說”。結合《圍城》文本來看，錢鍾書通過歸國的輪船、蘇文紈的客廳、上海的餐廳、方鴻漸家鄉、三閭大學校園等場景，寫的是上海小市民社會、江浙地方傳統鄉土社會、中國國立高校小社會的“某一部分”。錢鍾書所說的“某一類人物”，包括方鴻漸、趙辛楣、曹元朗、李梅亭等男性，以及鮑小姐、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等女性，也包括一些上海小市民。錢鍾書著力刻畫的是“某一類人物”中的知識分子的庸俗乃至不堪。《圍城》連載后，面對有些讀者的批評，錢鍾書亦不無遺憾地說道：“漸漸明白，在藝術創作里，‘柏拉圖式理想’真有其事。懸擬這本書該怎樣寫，而才力不副，寫出來并不符合理想。”可見，錢鍾書對《圍城》這個“小時候的營生”并不是很滿意。

而《應物兄》則圍繞濟州大學籌建儒學研究院，將不同國度、不同城市、不同高校、不同領域、不同階層的生活狀況，進行了百科全書式的呈現。與《圍城》主要描寫“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相比，《應物兄》則是描寫了21世紀中國社會的諸多面向，廣泛探討了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轉型中遭遇的諸多困難。與《圍城》集中書寫知識分子不同，《應物兄》當中的知識分子占比不到三成，李洱還刻畫了以欒廷玉、麥老為代表的政府官員，以黃興、羅總、季宗慈為代表的商人，以釋延安為代表的僧人，以及老更頭、曲燈老人等底層百姓。與《圍城》主要寫“某一類人物”的庸俗乃至不堪不同，《應物兄》中的社會與人物均是復雜、多層次、立體的，而且“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文學作品，討論了情感、自我與他人的相通、共同體與‘中華性’等依次遞進的現代性難題”。無論如何，相比《圍城》，《應物兄》在內容上更為博大，在內蘊上更為復雜。

《圍城》與《應物兄》的形式也有著顯著不同。錢鍾書的好友鄭朝宗并不諱言地說：“錢先生所見的人生似乎不多，于是他更珍惜這僅有的一點點經驗，要把它蒸熟、煮爛，用詩人的神經來感覺它，用哲學家的頭腦來思索它。其結果，事實不能僅僅是事實而必須配上一連串的議論。這議論由三方面表達出來：作者的解釋、人物的對話、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說到這里，不由得令人想出個新的名詞：‘學人之小說’。”而夏志清則認為，《圍城》“是諷刺文學，有統一的結構和更豐富的喜劇性，稱得上是‘浪蕩漢’的喜劇旅程錄”。

事實上，與其說錢鍾書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響，不如說是受到了17、18世紀英國散文隨筆的影響。早在1946年就有讀者指出，“錢鍾書寫的小說有一種散文的美，輕靈飄渺，幽默中帶有點俏皮，《文藝復興》上寫的一篇《圍城》，雖非力作，也擁有一部分讀者。”而《應物兄》采用的形式，雖然有著籌備儒學研究院的主要情節，但與錢鍾書的“流浪漢小說”式的敘事，顯然是不同的。李洱的小說，更多汲取的《論語》等中國傳統典籍的敘事方式，以“言”推進敘事。在這個敘事場域中，所有人都在說話，包括動物、植物也在說話，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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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難判定，《圍城》更多屬于“獨白”小說，即《圍城》更多的是錢鍾書的聲音。而《應物兄》的視角則比較復雜，將多種陳述、多種說話方式、多種風格、多種“言語”、多種背景、多種語義和評價進行了“混合”與“對話”，是一部多聲部的、充滿對話精神的作品。每個人物就是一種聲音，每個人物的聲音都是平等的，在《蕓娘》一節中，圍繞著儒學研究院的籌建、圍繞著“整體性中國文化”的話題，有不同知識背景、不同文化態度、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存在著不同的陳述、不同說話方式，不同的話語特征。因此，有學者認為，《應物兄》“采用了雜語體的敘述方式,將大量的知識展示、思想剖析和學理探討的元素融合在文本中,給人以百科全書式的廣闊視野”，“這一嘗試突破了小說的傳統邊界”。

貳

雖然同樣描寫了知識分子，但錢鍾書與李洱對待知識分子（包括知識女性）的態度明顯不同。錢鍾書是“刻薄”的、譏諷挖苦的。陳煒謨于1949年1月化名熊昕發表了《我看〈圍城〉》一文。他認為，《圍城》雖然在當時寂寞的文壇有重要分量，顯現了作者的天才，但由于作者自命不凡，抱著事不關己、居高臨下的態度，無視人生與現實，“對于女人似乎只有奚落，不然就是謾罵”，缺乏應有的人道主義關懷，以致“從全體來看，依舊是失敗的，至于效果，甚至是有毒的”。1948年，王元化《論香粉鋪之類》用近三分之一篇幅批評《圍城》，“這里沒有可以使你精神升華的真正的歡樂，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要雨下不停似的油腔滑調的俏皮話了。”遲至上世紀80年代，盡管《圍城》已經充分經典化，但施蜇存、史景遷等大家依然對《圍城》有著尖銳的批評。施蟄存認為錢鍾書“不是寫長篇，而是發泄他的‘惡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是“洋才子說刻薄話”。2014年3月到華來訪的史景遷認為《圍城》“以一種輕蔑的姿態評判了他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悲傷而尖銳，對婚姻、家庭以及對學術界都有著極度悲觀的看法。整本小說描述了一幅陰冷的圖像，女性是可以被操控的，西方人則荒謬而專制，主人公想要沖出去卻最終一無所獲”。陳煒謨、王元化、施蟄存和史景遷等人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圍城》的批評，皆為基于學理的批評，并非無根游談。

《圍城》劇照

與錢鍾書不同，李洱的關注點是生活與歷史的深刻聯系，是“知識分子在歷史上選擇或者被迫選擇的”種種疑難問題。所以，從《花腔》開始，他便“特別關心魯迅、陳獨秀、瞿秋白在當初的選擇”，并為此產生“疼痛感”。與其說他一直在書寫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不如說他書寫的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歷險。更重要的是，因為“疼痛感是雙向的”，所以這也是作者本人的精神歷險：“他們的愛之深、責之切，他們的歷史感，他們與現實的摩擦系數，都與我們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有關。所以，我很自然地要去寫他們，帶著揮之不去的感情去寫他們。”我們看到，《應物兄》里面刻畫的眾多知識分子，從古典文學研究泰斗喬木、考古專家姚鼐、古希臘哲學專家何為老太太、經濟學家張子房，到聞名世界的儒學大師、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程濟世先生，以及這些大師眾多的門生、弟子和友人，他們都是立體的，而且各有不同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主人公應物兄，盡管有孤獨、有軟弱、有些許天真，但他“虛己應物，恕而后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他是一個有思想、有擔當的知識分子，“是對時代做出嚴肅思考的人”，“是時刻要做出選擇的人”。應物兄“在喧囂紛亂卻又生動可信的現實中，營造了一個自己的世界，也有一套和世界和平相處的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寄托著作者的理想和期待。小說中的雙林院士，更是一個可敬的人物形象。他長期隱名于大漠深處從事研究工作，一直保持著讀古詩、與同代人用文言通信的習慣。在他看來，“魯迅曾有著名的‘民族脊梁’一說，雙林院士就是這樣的脊梁，在需要的時候，這樣的人會義無反顧，會挺身而出，默默扛起民族的重擔。”讀者完全可以感受到，李洱對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有著深刻的理解，對知識分子有著深厚的感情。

盡管有女性讀者對《應物兄》中的女性描寫存有疑議，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與《圍城》不同，《應物兄》里面的女性比如蕓娘、譚淳、陸空谷、喬珊珊、易藝藝、金彧、朗月、清風，都是立體的人物，作者對她們或揭露，或嘲諷，或敬佩，或贊美，態度是不一樣的。以蕓娘為例，作者筆下的她凝聚著“一代人的情懷”，有追求，有思想，有柔軟，有嬌羞，是“一個喜歡獨處又喜歡熱鬧的人，一個具有強烈懷疑主義傾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哲學學生，一個詩人，一個給女兒起名叫蕓香卻又終生未育的人”。她是最讓應物兄感激、掛懷的女性，是應物兄重要的精神座標。顯然，與錢鍾書的刻深寡恩不同，李洱是慈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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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科學與人文兩個學科，《圍城》與《應物兄》的態度值得探討。《應物兄》第98節，李洱用較大篇幅討論了人文之思與科學之思的差異：“有人說，科學并不‘思’。科學不像人文那樣‘思’，是因為科學的活動方式決定了它不像人文那樣‘思’。這不是它的短處，而是它的長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科學以研究的方式進入對象內部并深居簡出。科學的‘思’是因對象的召喚而舍身投入，人文的‘思’則是因物外的召喚而抽身離去。”而《圍城》第六章開始從三閶大學校長高松年切入，調侃了老科學家“老”字，譏諷了科學家跟科學、“老的科學家”和“老科學的家”的大不相同，并通過分析文科出身的人和理科出身的人的從政包括當校長，對政治“治國平天下”、科學“自然齊一律”進行了解構。不難看出，《應物兄》始終展現著李洱的知識分子情懷，而《圍城》則時有流露作者一以貫之的諷刺、挖苦。

叁

現在需要探討的是，《圍城》與《應物兄》為何有這么大的差異。我想，這是因為兩位作家創作的時代背景不同，兩位作者的創作旨趣亦不相同。《圍城》創作的時代背景是“二戰”，序言中說“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里憂世傷生，屢想中止”。《圍城》寫于1944至1946年，而其中人物生活的時代背景，更多是“二戰”時期的上海、香港地區、浙江貴州江西部分地區。“二戰”時期，大的方面是國家民族存亡、通貨膨脹，小的方面是家庭被迫離散、生活“捉襟見肘”，在此意義上，錢鍾書的“憂世傷生”難以完全脫離對國家民族危亡的關注與憂慮。這些在《圍城》中有一定的表現，這與錢鍾書“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這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特性”是緊密相連的。換句話說，這些書寫是《圍城》“諷刺小說”整體的一部分，是錢鍾書刻畫“部分社會”、“某一類人”庸俗的乃至不堪的若干面的一部分。

而《應物兄》的時代背景是21世紀的全球一體化。當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卷入全球化之后，我們實際上就同時處于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犬牙交錯的階段，這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現實。在李洱看來，有責任感的作家必須對這種現實作出回應，而如何回應，這對中國當代作家“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對作家的知性能力和敘事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作家必須有能力“突破小說的經典模式”，即“必須去尋找一種新的敘述方式，尋找一種跟傳統、經典小說不同的一種敘述方式。之所以要選擇這樣的敘述方式，就是為了要建立小說和目前中國復雜社會現實之間的對應關系”。在李洱看來，只有如此方能抵達“中國小說的未來”。正如批評家所指出的，《應物兄》“依賴現實主義精神和現代主義訓練，同時還調動了中國古代思想資源和敘事智慧，使用了經驗‘層累’這一特殊敘事動力，把細小的經驗片段‘堆積’在一起，從‘勢能’演變成‘動能’：情節不是被因果律和目的論推動的,是靠著‘事體情理’滋蔓出來的，小說中的世界獲得了如同現實一樣的逼真效果，與閱讀者的經驗和期待產生耦合，不斷生成意義的增殖”。依憑這樣的創作思路，李洱通過描述各界面對“儒學研究院”的復雜心態，通過對蛐蛐、白馬、濟陽洞的傳奇書寫，通過中國中小企業、全球跨國資本運作的具體描寫，對中國深刻復雜的現實作出了文學的回應。

可以這么說，時代背景不僅制約了《圍城》的書寫內容，而且制約了《圍城》可供借鑒的寫作手法與表達形式。而深處全球一體化時代的李洱，加上多年創作實踐積累，既可以吸收西方現代主義的技巧與手法，又可以更多調動中國的傳統資源。同時，通過閱讀與自身閱歷，李洱對中國現實有著更多認識，對“同時代人”有著深入了解，對一體化與本土性、傳統與現代、同質化與異質性有著更多的思考，并能夠使他將這些思考細密地滲透到《應物兄》這部作品當中。

其次，兩個作者寫作旨趣不同。錢鍾書認為，讀書或寫作是“業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并不“負有指導讀者、教訓作者的重大使命”。事實上，《應物兄》中有一段話，正好是借喬木先生之口對錢鍾書這種寫作旨趣的回應。“喬木先生突然感慨道，‘富家子弟做出的學問，好啊，好就好在有富貴氣。錢鐘書先生的學問，就有富貴氣。至于與老百姓有多大關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或許，可以推定，錢鍾書的寫作旨趣包括《圍城》“有富貴氣”，但“與老百姓關系”未必有多大。或許，正因為如此，王元化等人以魯迅、羅曼·羅蘭、契訶夫為標準批評《圍城》“讓人看不到”人生，自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說，錢鍾書創作《圍城》，盡管表達了他的“憂世傷生”，但他與魯迅、羅曼·羅蘭、契訶夫等人的創作目的是截然不同的。魯迅代表了敢于向黑暗、絕望反抗；羅曼·羅蘭代表了“雄強的力量”、心的光明、向“庸俗”的藝術市場宣戰；契訶夫雖然著力于對灰色生活的描述，但他表達的卻是對庸俗的拒絕。

在李洱這里，“文學作為一種歷史的特殊參與者，不僅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現實，而且成為一個時代的見證”。他認為，作家某種意義上就是“時代的書記員”，而作品則是時代的注腳。同時，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仍然是不能抹去的，它豐富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豐富了我們的想象力，提供了一個潛在的判斷依據，使世界更具有人性。沒有文學，這個世界會很干燥。文學使我們眼中有淚，心中柔軟。”與此相應，作者通過創作“在回憶中思考，他用語言描述，他懷揣著某種道德理想對事實進行反省式書寫，并發出訴求”。他認為：“長篇小說可以看成作家和讀者共同完成的關于世界的總體性想象。它是經驗的晶體，有多個切面，你可以從不同的切面去觀察它，觀察它所構筑的世界圖景。有一種說法認為，世界早已分崩離析，人們愈來愈生活在一個碎片化時代。這可能說出了部分現實。但長篇小說仍然試圖與它進行對抗，使人們的意識有可能從碎片構成的迷霧中走出來，在盲目性中發現自我與世界的真實關系，并提醒你不斷積極地調整這種關系。在我看來，這可能是長篇小說存在的重要理由。”對此，吳俊將《應物兄》看成“寓言之作”，“是以出世的精神寫出俗世的故事而成就入世的關懷。寓言性決定了《虛物兄》的思想境界和審美趣味，說它寫的是俗世的故事，它的故事就是我們的日常，但寓言性的故事，顯然并非現實，而具有了超現實的結構和走向。”從這段知人論世的批評來看，李洱通過書寫俗世書寫日常表達了自己的“入世的關懷”。也就是說，李洱是有著知識分子情結、家國情懷的作家，他秉持文學介入現實、文學關懷現實的立場，堅信文學在對抗全球化、實現“本土性”的價值與意義。

關于李洱的創作旨趣與追求，由茅盾文學獎的授獎詞也可窺一二，“《應物兄》龐雜、繁復、淵博，形成了傳統與現代、生活與知識、經驗與思想、理性與抒情、嚴肅與歡鬧相激蕩的獨創性小說景觀，顯示了力圖以新的敘事語法把握浩瀚現實的探索精神。李洱對知識者精神狀況的省察，體現著深切的家國情懷，最終指向對中國優秀文明傳統的認同和禮敬，指向高貴真醇的君子之風。”這與錢鍾書的旨趣實異。我們無論如何都難以把“總體性想象”、“世界圖景”與錢鍾 書的《圍城》聯系起來。有經驗的讀者，其實都可以看出，《應物兄》要處理的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寫作難度，要比《圍城》復雜得多。

綜上所述，盡管《應物兄》與《圍城》都刻畫了知識分子，盡管都“揭露了一些現象和現實中的丑聞”，盡管都表達了一定懷疑，盡管都刻畫了某些人如喪家之犬無家可歸，盡管二者都大量運用了幽默和反諷的修辭，但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們“處理現實和面對文學傳統的方式”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換言之，《應物兄》與《圍城》有著本質區別，即《圍城》是“所見的人生似乎不多”、“才勝于情”的“學人小說”，而《應物兄》是現代主義的現實主義之作。我們欣賞或研究這兩部作品，實為欣賞兩朵由不同的人栽培的、開放在不同時期的異質之花。

與《圍城》主要寫“某一類人物”的庸俗乃至不堪不同，《應物兄》中的社會與人物均是復雜、多層次、立體的，“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文學作品，討論了情感、自我與他人的相通、共同體與‘中華性’等依次遞進的現代性難題。”

稿件責編：何晶 新媒體編輯：李凌俊

原標題：《異質之花：談《圍城》與《應物兄》的差異 | 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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