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先生生于1935年，今年已經82歲。2016年9月，鄒先生榮獲上海市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與此榮譽一并而來的，還有今夏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鄒逸麟口述歷史》。在這本書中，鄒先生細述了自己的成長、求學、治學經歷。

鄒先生在其口述中說，他的學術生涯起步于1957年1月23日——這一天是他步入位于上海虹口北蘇州路上的河濱大樓報到的日子，也是他跟隨譚其驤先生進行歷史地圖編繪工作的開始。如今，鄒先生仍然筆耕不輟，算起來，他已在歷史地理學界俯首耕耘了六十載。六十年后再回首，鄒先生說，能扎根歷史地理學，并為之付出無悔的一生，“完全是偶然的天賜良機”。偶然的因素自然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句話講：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在“偶然”踏入歷史地理學界之前，青年時期的鄒逸麟有相當不錯的學術積累。

不愿承繼家業，北上求學的“少爺”

鄒先生祖籍浙江紹興，曾祖父時舉家搬至寧波做生意，父親在上海辦實業，成了企業家。鄒先生自小過著“少爺”的生活，家境優渥，衣食無憂，最重要的是，他擁有很好的受教育環境——在私立的教會學校讀書，會英語，尤愛閱讀。戰亂年代里，與顛沛流離的同輩人相比，家住租界內的鄒先生，他的青年時代無疑是幸運多了。初中畢業后，按照父親的意思，他該學生意了，但母親出于疼愛，不想逆了孩子的意，于是他得以繼續讀高中，之后又順利讀了大學。

鄒先生中學起就熱愛文史，報考大學時，他沒有趕時髦去學數理化，而是報考了山東大學歷史系。

當年的山大歷史系名師云集，張維華、楊向奎、鄭鶴聲、趙儷生、童書業、黃云眉、王仲犖、陳同夑八位名教授，人稱“八馬同槽”，都給學生上課。鄒先生對學習十分投入，業務上很突出。1956年夏天畢業前，鄭鶴聲先生提議要留他當助教。但他不愿留在青島，于是婉拒了鄭先生的好意，服從組織分配，進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

追隨譚其驤先生，扎根史地

譚其驤先生是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由其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被稱為1950-1980年代史學界兩大基礎工程之一。《中國歷史地圖集》在學界被稱為“譚圖”，這項工作前后綿延三十年，在編繪的過程中，一批歷史地理學者得到鍛煉、成長。鄒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員。

1956年底，借調在京主持編圖工作的譚其驤先生回到復旦，編圖工作也隨之帶到上海。臨行前，歷史所將兩位家在上海的小青年分配給譚先生做助手，其一就是鄒先生。

黃河史是鄒先生最早涉及的研究領域，這也起步于“譚圖”的繪制。繪制一部大型的歷史地圖，主要的山脈、河流自然是要繪制入圖。而且，每個朝代的黃河自然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這就需要系統地梳理。最為復雜的是唐宋至金元時期，沒有詳細而具體的文獻記載作為依據，前人的考訂、研究又只是一些文字爬梳，既缺乏系統性，又無法落實到地圖上。鄒先生接手的任務就是梳理魏晉以后一千多年黃河等一些主要河流的變遷過程，再根據“譚圖”各朝代的標準年代，將對應于這些標準年代的黃河等河流流路分別畫在各個朝代的地圖上。

鄒先生搜集歷史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制作黃河決口、溢出、改道等事實年表，梳理不同時期黃河流經地點的年表，考訂其中的矛盾、錯誤之處。由此搞清楚了一些前人沒有弄清楚的問題，為黃河變遷研究奠定了基礎。

與此類似，鄒先生對運河歷史的研究也是在繪圖過程中展開的。用鄒先生自己的話說，是“我逐步培養起了興趣，不是就事論事，完成任務交差，而是做個有心人，在完成編繪歷史地圖任務的同時，開始關注、思考與歷史地理發展相關的社會動態、環境變遷等因素，并逐步深入下去、擴展開來，從點到面、從局部到整體，慢慢形成了自己獨創的、完整的學術觀點，就這么自然而然地踏上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途徑”。

從1957年跟譚先生學著編繪歷史地圖，到1992年譚先生離世，譚鄒二人的師生之誼持續了35年。鄒先生并未聽過譚先生給本科生上課，也沒有成為譚先生的研究生，他就像舊時的學徒一樣，跟著譚先生一個個項目做過來。鄒先生說，1992年前他做的每一個項目都是在譚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所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請譚先生審閱后再投稿的。從譚先生那里，他感受到為人和治學之道，為此，他對譚先生感恩終生。

“如果說，自50年代開始的對黃河、運河歷史的研究，是在譚先生指導之下的奉命之作的話，那么自90年代開始的對歷史時期環境變遷的研究，則是個人多年學術積累的自覺行為，是在一個學術領域內蓄積待發的自然結果。”因為研究黃河、運河，自然也就會關注到黃運地區的環境變遷、社會經濟，于是由鄒先生領銜，復旦史地所一些老師在90年代開展了對黃淮海平原（即華北平原）歷史環境變遷的研究，形成了《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一書。這本書從歷史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兩方面，系統研究了黃淮海平原的歷史氣候、歷史災害、水系變遷、人口的歷史變遷及歷史時期城市的發展等問題。這是一項有著重要學術價值和較強現實意義的成果，1995年獲得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至今仍是高校歷史地理學科的教科書。

總結自己為學一甲子的成果，鄒先生歸納為：兩本地圖集，三種工具書，四本專業教材。兩本地圖集即《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大地圖集”）；三種工具書是《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歷史地理條目；專業教材有《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中國歷史自然地理》《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地圖集和工具書都是集體性的大項目，鄒先生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中堅力量，除了學術研究之外，還要負責一些協調、組織的事務性工作。“大地圖集”的出版前后折騰了三十多年，中間幾度因各種原因遭到擱置，最終還是在鄒先生的推動下，于2013年出版了第一冊。

鄒先生還出版有兩本個人論文集《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椿廬史地論稿續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這是他個人數十年學術研究論文的集結，共150多篇，130多萬字。與譚先生一樣，鄒先生也是把學術生涯中的大量時間奉獻給了集體事業。鄒先生另有一古籍整理成果，即點校《禹貢錐指》，這一工作從1964年開始，歷經“文革”，1988年完稿，終于在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回首平生，鄒先生感慨萬千地說：“我最深的體會就是學術上的成功沒什么訣竅，就是認真地去做一樁樁事體。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問收獲；做學問就是這樣，你不要想每樁事體對我有什么好處再做，這樁事體對我寫什么論文有效再做，這是錯誤的，許多收獲都是在你不知不覺中產生的。做每樁事體都要花工夫，這點要相信，只要你工夫花下去，必有成就。”

承前啟后，做好接力棒

鄒先生是繼第一代現代歷史地理學學科開創者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公認的歷史地理學科帶頭人，是第二代歷史地理學者中影響最大的學者。作為繼譚先生之后，復旦史地所的第二任掌門人，鄒先生長所十年，起到了承先啟后的作用。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任務，人不可能超過自己的時代做更多的工作。”鄒先生很謙遜地說，“能在這個時代里盡到一份責任，就可以自我安慰了。我基本上是接力棒，把譚先生的東西接過來，交給下一代，把這個學科發展下去。”

退休后的這些年，他仍繼續在主持一些大型的科研項目，如《清史?地理志》《中國歷史自然地理》《運河志》，以及《辭海》2019版的修訂工作。作為學者，他有做不完的課題，看不完的書稿，忙于其中，也樂于其中。他說，這是他晚年的福分，也是一個學者的宿命。

對話：

澎湃新聞：編繪歷史地圖集是您學問的起步，這個工作前后歷經32年，您是主要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這其中經歷了哪些曲折？

鄒逸麟：這是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原本這個工作是計劃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這個地圖的問題在于，他只編繪到明朝，地域上，新疆、西藏等也都不在這個地圖的繪圖范圍中。1959年以后，中蘇、中印關系出現問題，國際上有些文章就說，歷史上中國就是在長城以內，長城以外不是中國的領土，這就是國際問題了。于是，1960年我們決定畫中國的地圖，也就改名叫《中國歷史地圖集》。這樣一來，工作內容一下增加了很多。因為要畫包括新疆、蒙古、西藏、東北在內的歷史地圖，就一定要請復旦以外的專家、學者來做，這是畫圖工作延長的重大原因。

另外，“文革”期間工作中斷了三年，還有1958年“左”的干擾對地圖工作也有影響。1974年我們出版的內部本，但其中很多地方其實是不符合歷史的，就是受了“左”的干擾。后來，我們又聽說香港有意出版這個內部本，當時版權問題還不受重視，他們這么做是可以的。譚先生知道了后就向上打報告，要求進一步修訂并出版，把原先“左”的內容改過來，這花了很長時間。從1980年開始，修訂一本出版一本。前面問題都不大，到了明清時期的地圖，其中涉及政治問題，譚先生和外交部看法不一致，為此開了多次會議。大家各不相讓，各有各的理由，于是就拖著。前面幾冊地圖已經出版，而且在國內外學術界都享有盛譽，唯獨明清兩冊遲遲不出版，國外學者也有疑問。后來出版社給中央打報告，最終還是決定聽從專家的意見，于是1987年明清兩冊地圖出版，這一工作才算全部完成了。

澎湃新聞：這套地圖集出版至今又已經過了三十年了，回過頭看是否還有再次修訂的需要？

鄒逸麟：我提出過這個建議。三十年了，新的研究成果、考古成果不斷出來，是可以對之前的工作進行個全面的修訂。另外，當年參加地圖編繪工作的人，如今有些都故去了，活著的年紀也大了，但親自參加過這個工作的人，了解繪圖的過程，知道這個地圖的優缺點、問題在什么地方，趁我們這些人還活著，哪怕具體工作做不了，也可以提提意見。不過，現在這個工作很難展開，人員、經費都面臨問題，而且當年這種集體項目有其時代背景，現在環境也不一樣了。

當年是毛主席交下的任務，沒想著要稿費，大家也沒有名利思想，就是干工作。像我，大學畢業沒有什么事情可做，這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死心塌地。白天干，晚上也干，曾經有半個月我們通宵地干，日子苦，但沒有牢騷。最后全部的地圖編完，參與人員的名單有一百幾十個人。現在要組織這么一大批人，這樣枯燥的工作干個五年十年，還需要大量經費，現在看來都很難。

澎湃新聞：當年的地圖項目經費、條件相對是很好的。這樣的大型集體項目也培養了一批相關領域的學者。您的研究就起步于此。

鄒逸麟：是的。我一直認為，一項大的科學研究，最后得到的不單單是研究成果，而且能帶出一批學者，能夠讓學科向前推進一大步。《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出版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成果，它出版以后把歷史地理學提升到了一個新的臺階。其他的大型研究項目也是這樣。比如現在武漢大學在做的敦煌文書的整理，這個單位積累幾十年下來，一定會培養出一批專家。

澎湃新聞：您對黃河、運河的研究其實都與編地圖時對黃河的梳理工作有關，后來又對黃河流域的環境變遷尤其關注。作為一個江南人士，為什么會把自己的研究興趣長期鎖定在黃河流域？

鄒逸麟：編繪地圖的時候譚先生給我的任務就是梳理黃河的變遷。做這個工作下了很大的工夫，也有些積累了。原本我研究的是一條線（河流），后來變成面（流域），再接下去思考的就是，這條線變化以后對整個流域的環境起了什么作用，所以從黃河、運河的研究進而推進到黃河流域環境問題的研究也是自然的。

另外，我在上世紀跑過黃河下游很多地方。1970年代黃河也沒什么改變了，基本上是解放以后留下的面貌。當時我們還能看到一些清朝晚期的遺跡。比如，今天河南延津縣北古代有個“胙城”縣，歷史上很有名，是南北渡黃河的要地。我們到了延津縣想去看看，當地人說進不去，因為全被沙淹了，自行車也行不通，只能靠走路。當時去看的一個縣城，老城門還在，城里低，城外高，出城門要爬高坡，我覺得很奇怪。后來聽當地人說，以前洪水來了就關城門，水退了，沙留下來了，所以城門外的路比城門內高。我們考察之時，三年大旱剛過去，所到之處破爛不堪。當時就想，是不是要寫一本黃河與環境變遷的書。后來，我們的確這么做了，就是《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這是第一本區域歷史地理著作。其實，中國各區域之間差異很大，很多地方是值得研究的。

澎湃新聞：您的個人著作許多是退休前后才出版的。而您現在還承擔這一些學術方面的工作，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樣的？

鄒逸麟：我參與過很多集體項目，花了很多的工夫，也有不少積累。但是當時沒時間，也沒那么多精力做自己的研究，所以自己的文章是后來慢慢、慢慢寫出來的。我2008年退休。退休后，學術方面有幾個大任務，一個是《中國歷史自然地理》的主編，一個是《清史?地理志》。前者的具體工作有各領域的專家做，我的工作相對而言不算負擔很重。后者就比較辛苦。《清史?地理志》涉及三十幾個省，要統一體例，只是討論體例我們就開了八次討論會。確定之后，大家在工作中可能又遇到問題，回過頭又要調整之前的做法，屢經反復。而且參與這個工作的學者，分布在北京、上海、云南等各地，平時很難見面，只能靠郵件聯系，來來回回，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這個工作今年8月底才弄完，統共90萬字，花了半年的時間統稿。現在，我手頭上在做的工作就是《運河志》。年紀大了，精力有限，以后這樣的工作我就不接了，提提意見還行。

除了學術之外，我喜歡看小說、戲劇喜歡京劇和評彈，這都是我從小就有興趣的。小時候，我就跟父親看京戲，十五六歲跟著他聽評彈，以前來過上海的很多名角我都見過。現在電視臺戲劇頻道有京劇，我經常看，還有5點半到6點一刻的評彈節目我也經常看的。小說也是從上學的時候我就喜歡看，那時候看小說比上課還重要。后來工作沒什么時間看，現在有時間了就看看。最近正在看的是《菊與刀》。

澎湃新聞：為學幾十年，您有何體會，對年輕一輩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議？

鄒逸麟：我自己的體會，搞學問，第一不能太功利。工作來了，首先考慮它對自己有什么好處，有好處干，沒好處不干，這是不行的。對待學問，只要你真正下功夫，就必有成果。電影《亂世佳人》末尾，郝思嘉想起她父親對她說的一句話：土地是永遠不會辜負你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認為做學問也是這樣，用心做一定會有成果的，學問也是不會辜負你的。第二，搞學問一定要有興趣，不要湊熱鬧。總是跟風，流行什么做什么，這是不行的。年輕人如果能孜孜不倦地研究一個東西，最后他一定是有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