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8年，當《牡丹亭》里的杜麗娘在舞臺上起死回生的時候，邊關外的女真部落間卻還在使用蒙古文傳遞消息。但凡有公文往來，首先要由城里懂得蒙古語的巴克什（baksi，也寫作榜式、榜什、把式，意為大儒、讀書人）用蒙古文書寫下來，傳遞到另一城后，再由巴克什將內容翻譯成滿語。層層翻譯下辭不達意的情形并不鮮見。在講女真（滿）語、寫蒙古文的現象背后，是語言和文字互不統一的矛盾，這種矛盾既不利于政令的通行，更不能滿足當時女真社會發展的需要。正是在解決這一矛盾的過程中，努爾哈赤顯現出一名赳赳武夫的文治之光。

“胡風”巴克什

努爾哈赤羈留在李成梁帳下的時期曾經對漢人和漢文化有一定的接觸，但這種接觸和了解是否足以解決他在政權籌建過程中所遇到的全部問題呢？換言之，努爾哈赤的治國之道是源自于漢人的傳統嗎？一個政權的構建過程必然不能完全依靠于某個人的力量，隨著女真（滿洲）部落的逐一歸并，人口也在不斷集結，作為對氏族社會傳統的革新者，努爾哈赤刻意打破了舊有的血緣政治習慣。他在改革牛錄制的同時，還設置 “扎爾固齊”之職，并依靠巴克什群體來實現一個新政府的各項行政職能。

“扎爾固齊”是元代蒙古“斷事官”達魯花赤（也做札魯花赤）的音譯，這一官職在北元時期曾廣泛存在于蒙古社會之中，是努爾哈赤借自于蒙古的行政設置。但“巴克什”不是一種官職，在努爾哈赤的時代它是文職官吏的通用稱呼，后來逐漸演變為類似于“巴圖魯”的一種榮譽稱號。滿語中的巴克什本身是一個外來語詞匯，來源于元明蒙古對“蒙古文教師及書寫蒙古文的胥吏”的稱呼——榜實。雖然很多人依舊抱有“清承明制”的觀點，但至少在努爾哈赤的時代，歷史所呈現的卻正如日本學者三田村泰助所言，“在統治機構組織方面，蒙古和女真是極其相似的”。

努爾哈赤時期的巴克什，大都精通兩種以上語言或文字。如額爾德尼“明習蒙古文，兼通漢文”，每每征戰“具能以其本地語言文字，傳宣詔旨，招降納款”；赫舍里家族的希福、索尼叔侄二人，也均“兼通滿、漢、蒙古文字”，隨皇太極征明時能“以漢文書諭其居民”。當時，“凡屬書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漢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對語言文字的掌握顯然是巴克什能否承擔起處理與蒙古、明朝、朝鮮乃至女真各部之間關系這一重要職責的先決條件。

國同令，書同文

滿語屬于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由女真語發展而來。金代女真人也曾創制過自己的文字，金亡元興，蒙古人取代女真人成為統治民族，蒙古文開始在女真地區通行使用，女真文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公元1599年，努爾哈赤正式將海西女真哈達部收入麾下，面對初見規模的政權，他選擇從創制與女真（滿）語相適應的文字開始，開啟女真（滿洲）社會的文治。是年，努爾哈赤召集精通蒙古文的額爾德尼巴克什和扎爾固齊噶蓋商議創制本族文字的事宜。但當二人聽說要“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時卻表示造字雖好卻無從下手，努爾哈赤隨即給出具體指示。

在努爾哈赤的授意下，額爾德尼和噶蓋借用蒙古文字創制了后金乃至清代的國語——滿文。由于與額爾德尼同時承擔創制滿文任務的噶蓋在受命后不久即獲罪被殺，滿文的創制工作實際上是由額爾德尼獨自完成的，這套滿文因沒有圈點，也被后人稱為“無圈點滿文”或“老滿文”。

老滿文因字形近似蒙文，拼合同于女真（滿）語，因此在創制不久便實現了全境普及，對女真（滿洲）社會乃至后金政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由于老滿文的創制既無可以借鑒的成熟經驗，又是在倉促間確立頒行的，故有許多先天不足。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命達海巴克什改進老滿文，經達海改進后的滿文因增加了圈點而被后人稱為“圈點滿文”或“新滿文”，延續至今。

開旗學以宏文教

重視教育的民族才有未來。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努爾哈赤親自選派“準托伊、博布黑、薩哈連、烏巴泰、雅星阿、科貝、扎海、渾岱等八人為八旗之師傅”，專職負責對八旗子弟的教育，并要求他們“精心教習爾等門下及所收之弟子。教之通曉者賞之，弟子不勤學不通曉書文者罪之。門下弟子，如不勤學，爾等可告于諸貝勒。該八位師傅，無需涉足他事”。是為清代八旗旗學教育和后金（清代）職業教師制度確立的開端。

有人認為，努爾哈赤的這次興教之舉并未能延續很久，或謂清代文教之興起于皇太極時代，事實是否如此呢？《滿文老檔》天聰六年（1633年）十月記載了一份“訴苦狀”，主要內容是在朝廷對旗學的整頓過程中，有正黃旗下劉姓、邵姓兩位漢人教習被以“教師超編”為由開除教職、退回本旗“充當差役”，憤憤不平的他們“將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報知于汗”。若由天聰六年向前追溯，則十二年前恰為天命六年（1621--1633），可見努爾哈赤在為八旗子弟選派教師時不但聘任了漢人生員教授漢文，并且在“丑年（1625年）屠戮生員”的動蕩之中，也沒有中斷他們在旗學的教學工作。

欲興其國，先正其史

創立文字與普及教育，應當被看作是后金時代女真（滿洲）人為進一步整理、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而進行的一系列基礎性準備。這一時期女真（滿洲）文化所要面對的，是游獵文化與游牧、農耕文化的劇烈碰撞，以及如何重新構建自我身份以選擇性接納、吸收乃至改造其他民族文化的雙重課題。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人們對歷史的關注與記錄就變得意味深長，即如王記錄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講的，“在民族認同意識的‘構建’中起到了其他任何方式都無法替代的作用，它實際上成了‘塑造’某種民族認同觀念的積極參與者”。

努爾哈赤本人關注歷史的最初目的，在于為政權的合法性尋找依據。在他與朝鮮、蒙古或明朝之間的信函中經?？梢砸姷揭怨耪摻竦钠?，其中所引用的，大多是北方少數民族王朝因有德而興、中原漢人王朝因失德而亡的史事，并借以說明自身的崛起與對明的戰爭是合乎“天道”的。與此同時，應統治者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的需要，巴克什們開始奉命翻譯、整理前代史書，特別是北方少數民族所建立的王朝。通過對遼、金、元三朝歷史的編譯，金國的汗將自己的政權同以前的非漢人政權放置在同一個抽象的層面上，進而從更廣泛的帝國延續性上強調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文字書寫體系在社會上層成了一種強勢的社會記憶媒介，其產生的文字記憶也會相應地成為一種強勢的社會記憶。因此以本民族文字書寫本族歷史，并藉此宣稱一種自我認知與認同，是構建民族認同意識最有效途徑之一。在翻譯、整理前代歷史的同時，女真（滿洲）人也意識到了記錄、編撰自己歷史的重要性，記事始于后金建國前九年（1607年）的《滿文老檔》便是努爾哈赤重視歷史的最好見證。并且，在記錄歷史的過程中還保存著明顯的女真（滿洲）印記，如在1612年的檔案里曾出現這樣的記載：

erdeni baksi kicebe ginggunji ejesu sure be amcaci ojorakv，ere bithe be (majige dababume arahabi uttu) mujilen i fukjin (araha bithe be adarame dasara seme，inu ambula dasahakv，inekv gisun baba de bi) arahangge inu mangga.

上段滿文的漢譯為：額爾德尼巴克什勤敬、強記、聰明、無人可及，將此書（寫的略有夸張）寫的如此用心周全（寫了的書怎么可以更改，因而亦多未更改，處處有相同的話）實在不容易。這種能夠對所記內容有著“略有夸張”的客觀評價，以及堅持以“寫了的書怎么可以更改”的原因不對檔冊中的記載加以修飾、更改的做法，無疑是女真（滿洲）人質樸性格的流露，更說明了這種歷史記錄并非完全由中原史學傳統中因襲而來，具有一定的民族屬性。

也許上述種種作為對中原的文化傳統而言是不足掛齒的，甚至遠不能以文治論之，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字、教育與歷史認知的結合順應了女真（滿洲）民族統一的時代需求，通過巴克什群體的不懈努力，努爾哈赤在自己的時代為女真向滿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應該是他在世人心中“赳赳武夫”的刻板形象之外，時刻閃耀著的文治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