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2月14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線上會議，公布一項重要考古成果：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這一成果顛覆了自元朝起700年來史學界的普遍認知，確認了漢文帝陵寢霸陵的真實位置。

漢魏南北朝墓志，歷來是古代墓志材料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它既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和書法價值，又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資料，從而被歷代史學家、金石學家、文物收藏家及書法愛好者們視若拱璧，大力收藏訪求。但也正由于這種價值，使得歷代出土的漢魏南北朝墓志被轉買，而流散各地，給今日的搜集整理造成了嚴重不便。學者研究中如欲涉及這一階段的墓志材料，更是難于覓求。我們特在趙萬里先生《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一書及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片的基礎上，補充收集了1949年至1986年期間全國各地出土的漢魏南北朝墓志，均依據拓本及照片，以通用繁體字錄寫成文，以供各方面研究使用。

《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修訂本）》

墓志的起源和發展

漢代至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石刻中墓志這一大類型的產生和形成階段。

關于墓志起源的時間，曾經有過多種不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上的出入，又在于對墓志這一器物類型的定義有所不同。這一定義上的區別，直接影響了本書收錄內容的范圍。因此，有必要就我們對墓志的定義及墓志起源的看法作一說明。我在《墓志溯源》（載1983年《文史》第二十一輯）一文中曾提出：為了對墓志起源作出符合實際的結論，應該將墓志這一器物與志墓這一風氣區分開來。正式的墓志，應該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一、有固定的形制。

二、有慣用的文體或行文格式。

三、埋設在墓中，起到標志墓主身份及家世的作用。

如嚴格依照這些條件分析，兩晉以前，幾乎沒有可以被正式稱作墓志的器物。我曾經將墓志的產生及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濫觴期：自秦代至東漢末期。這一時期存在著志墓的風習，但并沒有形成固定的墓志形式。

二、轉化期：魏晉至南北朝初年。這時墓志開始正式形成，但還常以小碑或柩銘的形式出現，變化較多，或稱碑，或稱銘，或稱柩銘等。墓志這一名稱尚未使用。

三、定型期：南北朝時期。墓志的名稱正式出現，形制和文體相對固定，并成為當時墓葬中普遍采用的喪禮用品。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在收錄時，沒有逐一收入漢代的告地狀、刑徒磚、銘旌、畫像石刻銘、墓門題記、神位、鎮墓券、墓碑等各種銘刻文字。這些銘刻對墓志的產生起過影響，可以說是墓志的先源。但我們對這些銘刻僅擇要舉例說明。魏晉時期用模板印制的大量墓磚文字也不擬收入。但魏晉時期的墓志往往沿稱碑或柩銘，實際上已與漢代的碑和柩銘有了質的不同，所以仍把它們作為墓志收入。魏晉以下，既有長篇大論、刻制精美的石志，又有僅刻姓氏卒年的簡略磚志，兩種體例并存，本書亦一并收錄。

早期志墓器物

就此我們附帶介紹一下秦漢魏晉時期影響墓志形成的各類器物。根據現可見到的出土器物，可以了解到秦代已經存在著標志墓中死者身份的志墓風氣，但還沒有固定的器物。1979年12月，秦始皇陵考古隊在臨潼縣趙背戶村發掘修建始皇陵的秦代工人墓地，發現了十八件刻在殘瓦上的志墓文字。其中十六件刻于殘板瓦的內側，另二件刻于殘筒瓦的內、外二側。

這些瓦文，記錄了建陵死者的籍貫身份與姓名。從這一點上看，它已經具備了標志墓中死者的性質，可說已開后世墓志的先聲。有人也稱它們是最早的墓志。但是它們并無固定的程序。推測僅是利用施工中殘破的瓦片隨手刻寫，放入墓中。在該處一百十一座秦代工人墓葬中，絕大多數沒有瓦文銘記。有人認為：“這似與身份的高低有關?！钡呶闹屑从邪巳藷o爵，看不出身份高低。我們認為：瓦上刻名者均為山東（原六國）各郡縣人氏，非秦地人氏。由此推測，刻名置墓，可能有給后人移葬時辨認尸骨使用的實用意義在內。這種辨認尸骨以利移葬的用途，曾是設置墓志的一個重要目的。

秦代志墓瓦文拓片（據《秦代陶文》），刻文內容為：“平陰居貲北游公士滕”

沿襲了這類志墓形式的，有東漢刑徒磚銘。東漢刑徒磚銘大多出土于當時的首都洛陽附近。最早見于著錄是在清代晚期。端方曾揀取百余件編入他撰集的《陶齋藏磚記》。羅振玉也曾搜集洛陽地區出土的刑徒磚二百余種編成《恒農冢墓遺文》《恒農磚錄》等書。建國以來，在洛陽地區的基建工程與考古發掘中曾經大量出土東漢刑徒磚。東漢刑徒磚銘一般注明死者名籍、身份、卒年，有些還加注此為尸骨所在，似為遷葬認尸使用。

刑徒磚銘照片（據《考古》1972年第4期《東漢洛陽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在長安附近發掘的西漢刑徒墓中從未出土過類似器物?？赡芩跂|漢方形成風氣，現已出土一千余件。刑徒銘用磚均為漢代建筑用磚，臨時倉促刻成?？梢娺€沒有形成固定的形制與文體。但從效果上看，刑徒磚銘與后代墓志的作用、埋設方式已十分相近。它對墓志的產生與使用產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

而在秦漢時期的官吏平民墓葬中，卻從未發現過與墓磚銘相類同的器物。在這些墓葬中用于志墓的器物可能是非磚石質地的告地狀、銘旌以及后來刻在石上的柩銘、墓門、墓闕題記、畫像石題記等等。

告地狀存在于西漢早期，它仿效陽間官司文書，將死者名籍和隨葬品移交給地下官吏。雖然它是宗教迷信用品，但標志死者的作用是很明顯的。例如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西漢墓出土告地狀：“十三年三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陽五大夫

少言，與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軺車二乘，牛車一兩，騶馬四匹，駠馬二匹，騎馬四匹?？闪罾粢詮氖?，敢告主?！保ㄒ姟犊脊拧?976年第1期《從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墓看漢初法家路線》。）

鳳凰山漢墓出土告地狀（滑動查看全圖）

銘旌則純粹是用來標明死者名籍的?！秲x禮·士喪禮》中記載：“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斿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蔽渫プ熳拥貐^出土的東漢麻質銘旌，即此類器物。例如：M22棺蓋上銘旌：“姑臧渠門里張□□之柩”，M23棺蓋上銘旌：“平陵敬事里張伯升之柩，過所毋哭”等。（見《考古》一九六〇年第九期《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發掘》。）它們在喪禮過程中樹于柩前，埋葬時覆在柩上。

武威張伯升銘旌

西漢末年興起的畫像石墓葬形式，為石質葬具進入葬俗打開了道路。首先在畫像石的題記中出現了墓主的姓名籍貫。如南陽出土的建寧三年三月甲寅許阿瞿畫像石題記：“惟漢建寧，號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許阿瞿□年甫五歲，去離世榮?！保ㄒ姟段奈铩芬痪牌咚哪甑诎似凇赌详柊l現東漢許阿瞿畫像石》。）嘉祥出土的永壽三年□安國畫像石題記：“永壽三年十二月戊寅朔廿六日癸巳，惟許卒史安國禮性方直，廉言敦篤，慈仁多恩，注所不可。稟壽卅四年……”（見《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山東嘉祥宋山一九八〇年出土的漢畫像石》。）這些題記作為畫像的附屬品存在，出現得不普遍，但卻開創了在墓室中安放石質銘記的先例。

許阿瞿畫像石及題記

柩銘、神位、墓門等石（磚）刻在兩漢也陸續產生。四川蘆山出土的建安十六年王暉石棺，右側刻銘紀年。馬衡先生在《中國金石學概要》中介紹了“漢廿八將佐命功苗東藩琴亭國李夫人靈第之門”，《廣倉磚錄》中收入了“漢議郎趙相劉君之墓門中平四年三月東平侯作”，等等，它們在墓中標志死者名籍卒日，雖然形制不一，卻已隱含了后代墓志的雛型。

在東漢及魏晉時期，南方還曾流行過用模子印制成的花紋文字墓磚。這種有花紋文字的墓磚是用來修造墓室的。文字大多為紀年和吉語，如“延熹四年太歲在辛丑，萬世老壽，陽遂富貴”、“嘉禾七年七月造，大吉祥”等。也有一些上面記下了墓主的姓名籍貫，如“太康九年八月十日汝南細陽黃訓字伯安墓”、“元康元年七月十七日陳豨為父作萬年”、“元康五年八月諫議錢丕平造作”、“永和八年八月廿三作太中大（夫）黃墓黃舍人”、“尚書令史喬君略壁”（以上均見《千甓亭古磚圖釋》）等。由于它們是作磚時的表記，且內容不完整，與墓志不可視同一類，本書亦不一一收入。

“延熹四年太歲在辛丑，萬世老壽，陽遂富貴”磚拓片（據《千甓亭古磚圖釋》）

對墓志的定型影響最大的是漢代墓碑。它的文體格式與后世的墓志一脈相承。有人把魏晉時期由于嚴禁立碑而迫使碑以縮小的形式埋入墓中看作是墓志的開始，也是由于二者之間有極其相似的關系而得出的看法。魏晉時期，常有仿照碑形立在墓中的墓志，就是這一變化的明證。墓碑轉入地下，在文體、刻制工藝、形制等方面都給墓志的形成以極大影響。由于立碑式不適于墓中使用，吸收了其他明器（如盒、奩）形制特點的盝頂盒式墓志便逐漸成為普遍使用的墓志基本形狀，這種定型的墓志興起于南北朝時期。以宋大明八年劉懷民墓志為代表，墓志的名稱正式出現。

劉懷民墓志拓片

墓志的辨偽

在整理漢魏南北朝墓志的過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辨偽。漢魏南北朝墓志，歷來是金石學研究中的重點，也是書法界和收藏家們眼中的瑰寶，身價極高，一些珍品甚至被國外收藏者重金購去。石價既高，拓本價格亦隨之上升。

碑賈仿刻偽造之風遂起?，F在所知，凡重要的北朝墓志，大多有翻刻本。更為惡劣的是：碑賈私下仿造、偽造漢魏南北朝墓志。致使真偽混淆，是非難辨，給使用這一時期的墓志材料造成了困難。新出《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一書中，就將多件偽刻誤認為真跡混雜其中，可見辨偽一事至今仍不可忽視。

筆者審閱墓志及拓本所見，凡作偽者，大抵不出以下幾種手法：

一、將某一真品墓志作為底本，模仿它重刻一石，保留原志的內容與書體，僅改刻姓名、年號等關鍵詞樣。例如北京圖書館藏北魏正光四年段峻德墓志，完全是正光四年鞠彥云墓志的翻版。又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北魏孝昌三年元恂墓志，完全與延昌二年元演墓志相同，僅改動了名字和年月干支幾個字。

段峻德墓志（偽）

鞠彥云墓志

二、自行撰文，仿照南北朝碑志字體刻石。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藏北魏神系元年垣猷墓志，即系自行拼湊成文，文字既不倫不類，漏誤百出，時間又強提至神系以顯其古老。然而北魏早期并無如此完備格式的墓志存在，作偽者弄巧成拙。又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藏晉咸和元年黃淳墓表，文字整齊如新刻，書體全仿二爨碑，內容拼湊而成，作偽之跡十分明顯。

三、將其他朝代（如唐代）的墓志加以修改鑿抹，冒充北朝（或漢晉）墓志。如北京圖書館藏北魏神龜三年孔閏生碣，龜字似為龍字改刻。該石書體為唐代風格，名閏生也是唐代人習慣使用的名字。北朝人很少有稱閏生者?？梢钥隙ㄊ翘拼颀埲甑哪怪尽Ｓ秩绫本﹫D書館藏東魏元象元年南宗和尚之塔銘，書體與東魏碑志不同，通篇無一異體字，與當時通用異體別字的習慣不合?？虒懶问健⑽闹性~語也與時代不合。不能確認為東魏石刻。

四、將原石中已殘損的某些字加以修補，或以其他志石中的文字替換已殘損的字。這種作法多見于石刻拓片剪裱本，尤其是一些著名的貴重石刻拓本。它對原石的本來內容并無損害，在沒有善本的情況下可為參考。

歷代金石學者都曾對這一階段的墓志加以鑒別，剔除贗品。我的導師孫貫文先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金石拓片草目》一書中對此作了大量工作。然而，由于這一著作未能正式刊印，有關成果未能普及，甚至被人竊作己有。此外，還有一些墓志存在著明顯的疑點。也有一些墓志雖有問題（如所記干支不符等）但還不能肯定為偽造，尚需深入考證。為提請注意，現將業經考證的偽志及有明顯疑點的墓志附列目錄于后。有關判斷源于孫貫文先生及前人的著錄，以及我們的考查，此不一一引證。為慎重起見，這些墓志均未予錄文收入。

疑偽志目錄

經多年匯集后，本冊已粗具規模，現將它呈獻讀者。由于墓志原石或有磨泐，雖經反復校讎，錄文中仍難免漏誤。敬請批評指正。本書編集中，得到趙晶、任昉等先生的大力幫助。北京大學圖書館孫蘭風、胡海帆，北京圖書館冀亞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郭其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孟繁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李秀萍等同志都曾予以熱情協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吳樹平先生對本書的出版給予極大幫助，又承蒙張政烺先生題寫書簽，謹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謝。

趙超再草于一九九〇年

（本文選編自《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修訂本）》一書前言，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修訂說明

三十年前，工余編集的《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一書在吳樹平先生的大力幫助下出版。出乎意料的是：時至今日，中華書局仍然能對小書予以肯定，予以重新制版印刷，使新版《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在新的學術環境與科技水平下得以訂正很多原版的錯誤，以新的面貌就正于讀者。因此，首先要對中華書局各位領導和責任編輯李勉女史致以衷心的感謝。

李勉女史還專門邀請蘭州大學吳炯炯教授對初校進行了審正，使小書獲益良多，謹此一并致謝。

限于時間精力，這次新版，并沒有在內容上作什么改變，也沒有增加新的墓志材料。但是自從小書出版后，引起學界對南北朝墓志研究的關注。三十年來，經考古發掘出土及民間盜掘流傳，陸續問世的漢魏南北朝墓志數量又已十分龐大。羅新、葉煒教授所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做過很好的集釋，收集材料止于二〇〇三年。而后民間流散的墓志資料又陸續有多種圖錄問世，近來又有學者在對北朝墓志作較為詳盡的收集整理，均可造福學林。小書只是作為漢魏南北朝墓志整理歷程中的一個足跡，留備參照而已。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

這次新版，主要修正了一些原版中的錯字。三十年來，得益于飛速發展的科技手段，古代墓志材料原貌的刊發大有改觀，獲得墓志拓片圖版已經十分便利，不復當年的艱難。當初釋讀時，很多墓志圖版不夠清晰，刊物上發表的圖版更是字跡細小，難以辨認，兼以自己學力有限及排印中的疏漏，造成很多文字釋讀中的錯誤。曾有一些學者予以考證指出，深以為謝?，F在可以通過電子圖版放大，細致考察原石拓本，糾正了多處以前的誤釋，并在吳炯炯教授的審讀幫助下釋讀出一些以往不能確識的文字。這是新版給我珍貴的糾錯機會。在原版問世時，繁體字的使用還不是十分規范，有些文字的幾個異體同時使用。本世紀初，國家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等規范文字的標準。因此，這次新版也對以前使用的不夠規范的繁體字做了修正，編輯中的處理體例，仍依原書《凡例》。

陳垣先生有言：“讀碑難，校碑更難?！蹦怪静牧隙嘤新瘢瑒e體錯字間出，且限于數據與學識，現在的釋讀中仍然可能存在謬誤，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趙超 二〇二一年六月

原標題：《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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