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認知中的“傳統(tǒng)社會”也許只有400年歷史。科大衛(wèi)教授的研究聚焦于16世紀以來中國的禮儀、宗族，以及商業(yè)，處理如此復雜議題的十幾篇文章，集中收錄于《明清社會和禮儀》（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這些精彩的研究也許會改變有關“傳統(tǒng)社會”的“常識”。

貫穿科大衛(wèi)教授豐富研究的問題是：維持如此龐大帝國的鄉(xiāng)村社會秩序的力量是什么？這個提問來自20世紀中葉西方學界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三種不同觀點。第一，認為社會的秩序來自政府控制。第二，認為士紳階層與朝廷合作，造成了一種社會秩序。第三，認為16世紀以來的中國出現(xiàn)了“公民社會”。

科大衛(wèi)認為以上三種解釋各有缺陷。以蕭公權先生為代表的早期研究認為，政府的控制帶來了社會秩序，但是，他又同時將有秩序的社會定義為受到控制的社會。這其實變成了一個循環(huán)論證。如果轉而認為士紳階層連接起了國家與社會，那么首先需要質疑的是，是否存在一個利益一致的士紳階層？至于“公民社會”，這個詞在中文世界也已經太過泛化，人們可能已經忽略：它是從封建領主及宗教領袖那里爭得政治與文化的獨立所形成的社會結構，這恰恰不能概括早期近代中國的歷史特征。

那么，16世紀以來的中國是否經歷了一場社會結構的轉變？如果轉變曾經發(fā)生，真正根本性的特征是什么？科大衛(wèi)教授給出的答案是：禮儀。

禮儀如何為早期近代中國社會帶來了向心力與秩序？宋元之際與明初的若干變化至關重要。首先，文字書寫在鄉(xiāng)村中更為普及，將文字帶入鄉(xiāng)村的，不僅有儒家的教書先生，也有在鄉(xiāng)村中主持各種儀式、祭祀的儀式專家。當文字傳播開后，人們不僅運用文字書寫與朝廷權威息息相關的各種儒家倫理，或者祭祀神靈的儀式，同樣也用于書寫土地契約、賬簿、家譜，或其他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文書。

另一個顯著變化是，16世紀，宣稱信奉儒家禮儀的宗族建設及祭祖儀式越來越普及。科大衛(wèi)教授對此的研究重點是珠江三角洲。宋元之際以及明初，廣州城之外的珠江三角洲對于朝廷來說，尚屬荒涼之區(qū)。但在16世紀，這里出現(xiàn)了霍韜這樣介入“大禮儀”的朝廷重臣，也出現(xiàn)了陳白沙這樣的理學領袖。從陳白沙到霍韜，他們都在積極建設朱熹《家禮》中提倡的宗族禮儀。圍繞“家廟”祭祀形成的地域性宗族成為維持鄉(xiāng)村社會秩序的主體。

在科大衛(wèi)看來，上述的宗族建設與“禮儀革命”不僅僅是珠三角的區(qū)域變化。16世紀整個中國都在經歷這場變革。從福建到山西，建設祠堂或以其他形式實現(xiàn)鄉(xiāng)村秩序都是16世紀鄉(xiāng)村社會中一個顯著的特征。

“聚族而居”也許在后人看來是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主要面貌。但宗族與鄉(xiāng)村社會的緊密結合，可能主要是16世紀以來的歷史產物。更重要的是，與一般印象不同，“聚族而居”造成的并非自給自足、封閉的鄉(xiāng)村經濟，恰恰促動了更為開放與流動的商業(yè)發(fā)展。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將華南鄉(xiāng)村中的宗族稱為“控產機構”（corporation），英語里，這也可以被理解為“公司”。科大衛(wèi)評價說“他不但發(fā)現(xiàn)了華南鄉(xiāng)村生活的根本結構，也發(fā)現(xiàn)了產權維持和資金匯集相結合的原則。”（12頁）

明清以來商業(yè)的發(fā)展，并非跳出王朝所認可的身份，而是利用這些身份。中國的商人，并不謀求為自己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身份，士紳、宗族，常常與商人是一體兩面。披上士紳、宗族身份的商人們所建設的市鎮(zhèn)，可能從兩個方面擊破我們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常識”。

第一種“常識”，是馬克思·韋伯所認為的，傳統(tǒng)中國的城市、民間社會毫無獨立于皇權政治之外的力量。城市僅僅是行政中心，商人們僅僅是依附于皇權與官僚。“韋伯有所不知”，明清時代作為行政中心的省城、府城、縣城之外，尚存在大量的市鎮(zhèn)。這些有時規(guī)模超過“萬戶”的市鎮(zhèn)中，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官僚寥寥無幾，甚至不存在，但商人們以宗族或士紳的名義修建祠堂、廟宇、會館，主導了絕大部分地方事務。這些“禮儀領袖”比起韋伯假設的私人提供的社群服務，角色更為重要。（231頁）

第二種“常識”，將市鎮(zhèn)中宗族、士紳、商人的活動，視作“資本主義萌芽”或“市民社會”的崛起。不論哪一個概念，對于16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都是不恰當?shù)谋雀健！爸袊逆?zhèn)的資產階級雖則是資產階級，卻并不沖擊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131頁）佛山這樣的超大型市鎮(zhèn)的早期歷史，是圍繞廟宇祭祀形成的鄉(xiāng)村聯(lián)盟。但當市鎮(zhèn)吸引了更多外來移民，也由于經濟發(fā)展與稅收的原因引起官府注意時，較早獲得科舉成功的士紳們開始領導市鎮(zhèn)中的事務。他們也將市鎮(zhèn)中人群、資源的聚集中心從寺廟轉變?yōu)殪籼谩⒘x學、義倉，從而為官府所接受。這樣，商人在市鎮(zhèn)中構建起了適合他們的社會秩序，同時卻并未突破他們在政治體系中的身份、位置。

科大衛(wèi)教授將宗族與禮儀視作16世紀以來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秩序的核心，也許劉志偉老師十幾年前的一段話可以作為一個制度史方面的回應：“明清里甲制下‘戶’的性質的衍變，意味著社會成員的身份地位是建立在土地財產和對民間社會組織的從屬關系的基礎之上，而不像過去的傳統(tǒng)那樣建立在編戶齊民對王朝的直接人身隸屬關系之上。在這樣一種與以往的傳統(tǒng)不同的社會秩序下，民間社會必然與國家權力在政治上和利益上趨于一致，處在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的中介的作用具有了更重要的意義。……既然‘戶’本身并不是一定的社會實體，而是一定的課稅客體或稅額的登記單位，那么共同支配和使用同一‘戶頭’的社會成員之間，必然形成某種形式的利益集團，這種利益集團就成為單個社會成員與官府之間最為基本的中介。……因此，圖甲制下的‘戶’的構成及其變動，實際上是清代宗族組織分化和重組的一種折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qū)里甲賦役制度與鄉(xiāng)村社會》，204頁）

劉志偉老師的焦點是賦役制度中“戶”的意義，似乎與科大衛(wèi)教授所談的“宗族”、“禮儀”無涉。但賦役制度中“戶”的意義發(fā)生變化，鄉(xiāng)村社會中原本的社會組織形態(tài)就會以新的“戶”的形式進入官府的登記。宗族建設，正是這個歷史過程的另一面。

禮儀革命的分析框架，試圖解釋的不是某個區(qū)域的地方社會，而是試圖理解什么是明代的中國，或什么是清代的中國。（37頁）在我理解，科大衛(wèi)教授心目中好的歷史敘述，應當包含活生生的人的歷史，而非宏大事件的組合。科大衛(wèi)教授2004年所發(fā)表的《告別華南研究》中有一個故事，我始終動容。他談到20世紀70年代曾經在羅湖/深圳交界的村莊中做口述采訪，一個老婆婆講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邊講一邊哭，同行的同事一邊聽一邊哭。那一刻，科大衛(wèi)教授的感受是“有點憤怒”。在他看來“我們在學校念的歷史捆綁在一個與實際生活沒有關系的系統(tǒng)下，沒辦法把這些重要的經歷放進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沒有文字記載的。我們不記錄下來，以后就沒有人可以知道。這是我記得我感覺到口述歷史重要的一個經驗。”（198頁）

也許，隨著現(xiàn)代形式的移民流動，這些400年來新造成的“傳統(tǒng)”將逐漸真的變成傳統(tǒng)了。祠堂、寺廟、儀式……都將無人守護。我來自東北一個典型的工業(yè)移民城市，那里沒有祠堂、寺廟，甚至沒有家譜，這里的地域人群組織方式，以及“控產機構”都與宗族無關。前幾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個朋友抱怨：樓下的祠堂清早六點作儀式，真是太吵了，祖上中過進士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一位地道的閩南人，來自科老師所描述的那種16世紀以來的禮儀傳統(tǒng)的核心區(qū)。但是新的一代，已經未必都能認同這種禮儀傳統(tǒng)了。

我在朋友圈里對那位朋友說，如果是我們這些歷史學者，聽到儀式鑼鼓聲的第一反應，只怕是興奮地爬起床過去圍觀。不過，這可能更多出于專業(yè)興趣，并不意味對此有任何思古之幽情，或今不如昔之感，但也更不會目其為所謂“落后、封閉”的東西而欲其速死。歷史是冷峻的。如同科老師在后記中所說的：“多少我們以為是實體的名詞，只不過是思想上的認同。”（324頁）隨著人群的變動，認同也在變，這是無可如何的。歷史學家的責任，只是理解這些變化，令曾經“沒有歷史的人”能夠在歷史中留下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