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下半葉，復旦大學中文系集結了郭紹虞、朱東潤、陳子展、劉大杰、蔣天樞、趙景深、吳文祺、張世祿等一大批名師，星斗璀璨，蔚為壯觀。陳允吉老師1957年進入復旦中文系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既曾師從這些老先生，也曾與他們一起工作，在他的記憶中，這些老先生除了足以名世的學術成就之外，在傳統文化和藝術修養上也是各有所擅，留下了許多生動、有趣的故事。

澎湃新聞：復旦中文系過去那些著名的前輩學者，包括郭紹虞、朱東潤、陳子展等老先生，在自己的學術專業之外，好像在個人愛好方面也是各有所好，各有所成，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陳允吉：的確是這樣。復旦中文系的老先生普遍在傳統文化和藝術上有很好的修養，他們的愛好包括舊體詩詞、新詩、書法、繪畫、戲曲、醫道等，因為中文系本身的專業性質，與這些傳統藝術文化還是有很密切關系的。在高校里，也不一定每個學校的老師在傳統藝術文化方面達到的成就都很高，比如舊體詩詞，如果跟東南大學（后改名中央大學）中文系比較，復旦中文系的創作成果就不很突出。這是因為雙方的創作主體不一樣，東南大學主要都是一些名士，傳統文學修養很好，對社會現實不太關心；上個世紀復旦的老師則以斗士居多。要做斗士這個說法是郭紹虞先生第一個提出來的，他在解放前夕寫了很多文章，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向聞一多、朱自清學習，要做與時代脈搏保持互動的斗士。不管自覺不自覺，復旦陳望道、郭紹虞、吳文祺、陳子展、朱東潤等老師，無疑都可以歸入斗士的行列。因為這些前輩名師大部分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而且有好幾位老師曾經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比如，郭紹虞先生，他是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吳文祺、趙景深先生都是文學研究會的骨干，劉大杰先生是創造社的成員。陳子展先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了上海以后，跟田漢、歐陽予倩都在南國藝術學院任教，推動了中國現代的戲曲運動。他追隨魯迅，寫雜文。魯迅當然雜文寫得很好，但是魯迅下來如果要說雜文寫得好，一個是曹聚仁，一個就是陳子展。另外，就是跟陳望道一起推動“大眾語”運動，所以后來一直到他把《詩經》《楚辭》譯成現代漢語，也是譯得非常通俗的，都是從“大眾語”這個要求去譯的。朱東潤先生，是現代傳記文學的奠基人。他們都很熱愛白話文，在白話文的發展過程中都起過一定的作用。因此他們對傳統藝術文化的愛好，主要體現為一種人文精神的延續和對歷史文化的尊重，不是懷古戀舊的產物，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酒越陳越香，文學越古越好。”其立足點還是在今天。

澎湃新聞：所以這些愛好與他們的學術研究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是嗎？

陳允吉：這些前輩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自己從事的教育研究上面，吟詩作畫只是業余愛好，不是謀生的手段，也不是揚才露己的資本，這個與那些唯以吟詩作畫為能事者相比，有著根本的不同。我們系里的這些老師都是有在自己研究領域具有奠基性質的論著的，比如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陳子展先生的《詩經直解》，這些都足以代表一個領域在當時集大成的成就。其實中文系的老師創作舊體詩詞的水準，即使在復旦也不能算是最好的。在上世紀下半葉的數十年里，復旦校內老一輩人吟詩作詞，要說才力之充沛與詩情之濃郁，當推蘇步青先生為第一。蘇老是著名的數學大家，和復旦其他老師一樣，他只是把寫作詩詞看成一種業余愛好，所以他的詩詞集就叫《蘇步青業余詩詞集》。

澎湃新聞：那先來說說郭紹虞先生吧，他在書法方面的成就是大家極其推重的，舊體詩詞的創作數量也很可觀。

陳允吉：其實郭紹虞先生在詩歌方面的主要貢獻在新詩，1920年10月，當時瞿秋白作為北京《晨報》駐莫斯科記者離京赴蘇，當時他的一些朋友，鄭振鐸、郭紹虞、許地山等為他餞行，郭先生當場寫了一首《流星》贈別。1921年8月，郭先生南下福州，任協和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曾在此期間寫過《江邊》《雨后》兩首新詩，成為我國新詩創作的早期實踐者之一。很有意思，兩位著名的書法家，一個沈尹默，一個郭紹虞，都寫新詩的。而且沈尹默寫的新詩，數量很多，時間更早，當然郭先生在新詩方面也有地位。

郭先生寫的舊體詩詞在數量上確實比新詩多得多，解放后所寫的作品，碰到節日，常常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散見各處，可惜沒有加以結集。但是從創作成就上來說，新詩似更有開拓性。

郭先生書法上的成就誠然是很高的，是一位大家，中文系的老師在傳統藝術的各個領域中，成就最高的應該是書法，因為有郭紹虞、朱東潤兩位大家。郭先生的書法字形秀朗，筆力遒勁，融晉、唐諸家的精髓而自成一體。1933年魯迅與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特請沈尹默題寫書名，先生手書鄭振鐸的序文。解放后，他歷任上海書法家協會的副主席和名譽主席，1981年又為朵云軒復制的《蘿軒變古箋譜》作序并手書。在“文革”中，因為每個老先生都要到同學中去學習，那時工宣隊已經進校，知道郭先生字好，工宣隊、同學、老師都請他寫，郭先生有求必應。所以那段時間保存有郭先生墨跡的人很多，現今有些作品已經流傳到社會上。郭先生晚年手抖了，他在天花板上穿一根繩子垂下來，系在筆上寫。他是際的墨跡，益發體現出“蒼勁”和“迥秀”的統一，揮灑自如又盡在法度之中，在海內外流傳甚廣。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還刊印了《郭紹虞手書毛澤東詩詞》一冊。

澎湃新聞：看一些回憶錄里提到郭先生家里掛有一幅徐悲鴻給他畫的畫像，這幅畫像您有見過嗎？

陳允吉：郭先生去世以后，有很多他的學生寫的回憶錄，包括楊明照、王元化、吳中杰、蔣凡、樓鑒明等都寫過，有些回憶錄里是有提到這件事。上世紀五十年代，郭先生從同濟大學調到復旦，住在廬山村，就是現在的第一宿舍，他的客堂間里曾掛過一幅他畫像的軸子，個別回憶錄里說這是出于徐悲鴻之手。2011年春天，我同蔣凡一起去南京西路先生故宅拜訪他的長子郭澤宏，主要是問他一些郭先生生前的事。漸次談及這幅畫，郭澤宏先生當即出示該畫，其中所畫的先生的像高約二尺，身穿長衫，腳著布鞋，舉頭軒昂，腹微隆起，右手執卷，目視前方，神情專注作吟詠狀。人像通體用線條勾勒而成，筆意簡凈，與徐悲鴻吸納了西洋畫法講求明暗之風不類。圖像正上方有陳乃乾先生所題的篆體“蒼茫詠詩圖”五字，是套用了杜甫“獨立蒼茫自詠詩”一句詩的意思。其左上方則有葉圣陶、顧廷龍兩位先生的題款。但這幅畫到底是何人所繪，連郭澤宏先生也不知道。因先生和師母謝世多時，實在難以考求了。

澎湃新聞：剛剛已經說到，系里另一位書法大家就是朱東潤先生了，據說朱先生練字極勤，諸體皆擅。

陳允吉：郭紹虞、朱東潤，再加上哲學系的王蘧常先生，是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復旦的三大書法家。朱先生的書法兼嫻篆、隸、楷、行、草諸體，骨氣端遒，筆意駿爽，植根深厚，卓然名世。他評論書道，注重筆力，不喜歡姿媚徇俗之體，認為寫字切忌黑大方圓的“狀元體”，那樣的字美則美矣，但根柢淺薄，極易入俗。他在篆書中推崇李斯、李陽冰及清代錢玷、楊沂孫諸家，尤其推崇秦碑《瑯玡石刻》。先生斷定秦代所立碑刻中，僅《瑯玡石刻》一件為李斯真跡，其他都是偽作。所以他本人練習篆書，也是從《瑯琊石刻》入手。他把自己居住的宿舍稱作“師友瑯玡行館”，或即源出于此。

他練書法，最初篆書練了十年，再隸書十年，然后是楷書十年，再行書十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標點“二十四史”時，他進入了第五階段，練習草書，臨習孫過庭的《書譜》。朱先生的墨跡，同郭先生的墨跡一樣獲得了極廣的流傳。其中的代表作是先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在無錫寫成的篆書《木芙蓉屏》，個中寫的是抗戰時期他在內地撰作的七言長詩《木芙蓉歌》，這一作品體現了朱先生書法藝術上的極高成就。先生去世以后，上海書畫出版社曾經出過《朱東潤先生書法作品選》一冊。

澎湃新聞：這首《木芙蓉歌》在復旦中文系的刊物《詩鐸》上刊載過，當時《詩鐸》上刊登了朱先生的舊體詩詞大概有一百多首。

陳允吉：是登在復旦中文系編輯的《詩鐸》創刊號上的。朱先生的舊體詩詞創作，數量比較豐富，而且出手很快。《詩鐸》上這一百多首，是根據他晚年自己抄錄的一卷舊體詩詞全文刊載的。其中就有《木芙蓉歌》，七言長詩一首。抗戰期間，先生遠處蜀地，在樂山中央大學的師范學院，面對烽火彌連、親人阻絕，國仇家恨交涌心際，因此撰成了《木芙蓉歌》這首長詩，寄托他深沉的現實感思。朱先生對書法和舊體詩詞有一個共同的主張，就是要有筆力，他比較欣賞杜甫說的“書貴瘦硬方通神”，詩歌語言也要顯得拗硬脫俗，他不喜歡六朝和初盛唐那種圓美流轉的詩歌風格，而更傾向于杜甫以來乃至宋代詩歌中所體現的那股強勁的力量。先生對杜甫評價很高，但是杜甫比較接近盛唐的那些東西他并不欣賞，像《早朝大明宮》《秋興八首》這樣的作品。他在課堂上誦及的杜甫詩歌一般是他比較喜歡的，如：“美人皆黃土，況乃粉黛假”（《玉華宮》）、“返照入江翻石壁，歸云擁樹失山村”（《返照》）、“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哀詩?汝陽王李琎》）等，他認為這樣的表達力度才能把景物、人物的形象和氣質全部表現出來。他喜歡遒勁、強硬、拗折的宋詩風氣，所以在唐宋兩代詩歌中，朱先生是傾向于推崇宋詩的。

他自己收集的一百多首詩，其實是很不完備的，還有好多大家記得的詩沒有收進去。在標點“二十四史”期間，他說起五十年代思想改造的時候，他在滬江大學，中文系有八個人在一起，這些人后來好多都到復旦來了。一個學習小組除了朱先生，還有徐中玉、蔡傳廉、劉國樑等，運動結束后，先生仿效杜甫的《飲中八仙歌》寫了一首《改造八仙歌》。他首先寫到徐中玉：“中玉武庫不可忍，長槍大戟斗參商，肯與世俗隨浮沉。”是說徐中玉先生性格好強，不愿隨世俗浮沉，常常與人往來激辯。寫到劉國樑先生有云：“國樑乳虎嘯空林，掉頭四顧群山青。”意謂青年教師劉國樑先生發言的調子很高，但內容卻非常空洞。這首詩沒有收入他的集子，稱得上是一篇具有鮮明時代烙印的奇文。

還有一首，是周斌武先生請吳劍嵐畫了一幅畫，畫面十分簡單，籬笆旁邊畫了幾株菊花，拿來懇求朱先生題詩，朱先生很快就寫成一首：“暇日蒞中園，東籬堪寄趣。畫師處將來，頓得飛鴻意。”其中，第三句“將來”就是“拿來”，這里有了一個拗折，當屬宋詩特有的情味。在我們系里，朱先生是以宗宋詩著名的。

澎湃新聞：除了朱先生，陳子展先生是不是也比較推重宋詩？

陳允吉：對。說到陳子展先生，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繞不過去的，特別是他寫的雜文，包括他在“大眾語”運動中所起的作用。

我1962年畢業以后，進修一開始是跟王運熙先生的，到這一年11月，王先生通知我，系里為了貫徹周揚搶救遺產的指示，決定派我去向陳子展先生學《詩經》《楚辭》。我兩周去一次陳先生家，跟陳先生讀《詩經》《史記》等，陳先生很健談，總會聊起一些舊事。他在湖南曾被安上“共黨首要”的罪名遭國民黨通緝，逃到上海，就掛在老同學田漢的南國藝術學院文學院當教授。有一次田漢請他吃飯，由田漢的干女兒評彈演員顧麗萍作陪，暢飲之際，田漢請先生作詩，先生當場吟成七言絕句一首，第一句以“駝蹄羹”形容菜肴的豐盛，第三句以“朱簾秀”形容顧麗萍的演藝精湛，田漢讀完此詩非常滿意，并對陳先生說：“看來你是宗宋詩的。”他自己也是承認宗宋詩的。他的《蘧廬絮語》中有一首《談鬼》，頗能顯示宋詩風格：“春到青楓江上村，故鄉應有未招魂。客中無賴姑談鬼，不覺陰森天地昏。”

宋詩不僅以理為詩，甚者猶以學問為詩。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陳子展先生任復旦中文系主任，有兩個故事特別能反映他很重視人才培養。一個是楊廷福，他當時考復旦中文系，國文考了一百分，數學考了零分，陳先生還是錄取了他。楊廷福后來成為了一個法學家，并且對玄奘特別有研究，評副教授的時候，因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季羨林先生直接推薦，當上了教授。另外一位就是魯實先，魯實先這個人特別傲，后來去了臺灣師范大學，二十幾歲陳先生就讓他當了教授，有些人發泄不滿，稱他為“娃娃教授”。魯實先當時寫了一個《殷歷譜糾譑》，一個《史記會注考證駁議》，條辨是非，討史糾謬，指出了董作賓《殷歷譜》和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中的許多錯誤。這兩篇撰著一出，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陳先生很支持魯實先，為此他先寫了《龜歷歌》長詩一首，又寫了《題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七言絕句六首，其特點就是在詩中談學術問題，批評了傅斯年、董作賓等京派教授“好自尊大”，傳遞自己“不京不海不江湖”的主張，可以說是將宋詩談學問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魯實先的這兩項成果和陳先生為他題寫的詩，得到了郭沫若、楊樹達、顧頡剛、胡厚宣諸家很高的評價。從中可以看出在作詩的觀念和實踐上，陳先生都受到宋詩很大的影響。

此外，趙景深先生在《文人剪影》中提到，陳先生對對聯創作也很在行。當時正值《孽海花》的作者曾樸（孟樸）去世，趙先生要為追悼會送一副挽聯，他寫好了上聯：“福樓拜，曹雪芹，靈魂肉體魯男子。”這是因為以傳譯莫泊桑小說著名的翻譯家李青崖曾說，曾樸身體魁梧壯大像福樓拜，靈魂敏感細膩像曹雪芹，而且又自稱“魯男子”。下聯他寫：“傅彩云，李莼客，文采斐然孽海花。”但寫出來后便遲疑不決，覺得上聯“福樓拜”“曹雪芹”是對一個人評價的兩個方面，兩者之間聯系還算緊密；而“傅彩云”和“李莼客”好像沒什么關系，也不是配偶，顯得硬拉在一起。再則“文采斐然”和“靈魂肉體”對仗也不工整，平仄多有不協調處。正在冥思苦想之際，陳子展忽然光臨，他不假思索說：“這個容易。”抓起一張紙，援筆立就：“福樓拜，曹雪芹，靈魂肉體魯男子；洪老爺，傅大姐，才子佳人孽海花。”對偶貼合，平仄基本協調，通達易解。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陳先生九十華誕，我跟王運熙等四人去華東醫院跟他說辦九十華誕的事，他堅決不接受，說，這算什么，我坐在當中，大家對著我這個老人說你怎么好怎么好，我欣然接受，這個不是很無恥嗎！人家自己愿意無恥，我沒有意見，但是我不愿意無恥。我想話說到這個份上，也只好作罷，但我作為子展先生的弟子，總是要表示一下心意，我想就送副對聯吧，我草擬了一個初稿，經王運熙先生的岳父杜蘭亭先生修改，最后確定下來是：“盛業名山傳楚些，衡門泌水仰陳風。”陳先生一生著重研究《詩經》《楚辭》，《詩經》有《陳風》，陳先生又姓陳，《衡門》《泌水》都是《陳風》里的作品，適可用來象征先生不求聞達的人生境界。以上聯語概而言之，乃旨在稱揚先生的治學成就和治學風范。后來就請樓鑒明書寫完畢送給陳先生，他看到了很高興，說他也很喜歡作對聯，過去為熊十力作過一副對聯：“北斗以南獨此老，光黃之間多異人。”上句是《唐書》對狄仁杰的贊語，下句融會宋代蘇軾寫陳季常的原句，“光黃”指“光州”、“黃州”，因為熊十力是黃岡人，故有“光黃之間”的說法。由于此聯使事摹容巧妙切當，故深得熊十力本人的贊賞。

澎湃新聞：說到“宗唐”、“宗宋”，跟郭、朱二老不同，劉大杰先生應該算是比較典型的“宗唐”派吧？

陳允吉：沒錯。劉先生的客堂間里掛了一副蔡元培書寫的對聯：“萬迭春波起南浦，一方明月可中庭。”上句是張泌的詩，下句是劉禹錫的詩，這副對聯是正宗的“唐音”。先生一生可以說極受唐代藝術文化的浸淫。他在自傳體小說《三兒苦學記》里寫到，童年因為家境敗落，備歷艱辛，他母親一邊搖紡車，一邊指導他閱讀《唐詩三百首》。一本《唐詩三百首》，一本《兒女英雄傳》，是長時間陪伴他的啟蒙讀物。解放后，他在復旦開過“唐代詩歌”的專題課。他平生只招過一屆研究生，就是攻讀“唐代文學”專業的，學生有兩位，一位叫林東海，一位叫林冠夫，都是我大學本科讀書時的同班學長。他自己談到中國古詩，說最欣賞陶淵明、李白、李賀三位，這些話是在“儒法斗爭”的特定歷史背景下講的，其中就有意回避了實際上對他影響最大的杜甫。當時杜甫被認為是有儒家傾向的作家，李白、李賀才算得上是法家。所以中國古詩對劉先生影響最大的還是唐詩，無論從文學觀念或舊體詩的創作實踐上看，他尊崇唐詩的傾向都很明顯。

劉先生對舊體詩詞創作的愛好，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武昌旅鄂中學讀書期間。旅鄂中學是湖南人在武昌辦的一所中學，主要招收湖南籍學生。劉先生那時候比較窮苦，一邊上學，一邊還要幫學校養豬、打掃衛生、課后擦拭黑板來沖抵學費。當時有位國文教員叫姜濟凡，古典詩詞的學養甚好，而且很欣賞劉先生的聰明好學，經常指點他練習寫作律詩、絕句，教他如何分辨平仄。所以劉先生結撰舊體詩起始很早，至1934年，就有《春波樓詩詞》一冊出版。

成名后的劉先生才識超拔，風流倜儻，辯才無礙，富于藝術修養。“文革”后期，復旦中文、歷史兩系部分教師從事“二十四史”的點校整理工作，我主要負責《舊唐書》，胡裕樹先生負責《舊五代史》。到1974年末，《舊唐書》的校閱清樣基本完成，胡裕樹先生就讓我幫他讀一些《舊五代史》的稿子。當時劉先生的新編《中國文學發展史》已經寫到第二卷了，希望我幫他將第二卷內的引文全部核對一遍，我同意了，但希望他事先與胡裕樹先生打個招呼以示尊重。過后他給胡先生寄了一封信，開頭兩句說：“茅臺尚未開，何日請君來。”劉、胡二位都是暨南大學的校友，胡裕樹暨大畢業后，擔任過劉先生文學史課的輔導。這兩句既凸顯兩人的友誼，也使先生不凡的才情躍然紙上，令點校組里很多人遽受感染。

在幫劉先生校核《中國文學發展史》引文期間，先生常會抄示一些詩歌舊作，其中有些作品寫得相當感人。比如1946年當他知道郁達夫已在南洋遇害后所寫的《吊郁達夫》一首：“一曲情無盡，三秋夢不成。南天魂已斷，故國恨難平。文字傾江海，兵戎問死生。關山千萬里，淡淡月黃昏。”在劉先生平生遇到的老師當中，一個黃侃，一個胡小石，一個郁達夫，都是在武昌高師讀書時認識的，其中關系最深的就是郁達夫。郁達夫當時在武昌講“歐洲文藝思潮論”、“小說創作”，后來郁達夫來上海，劉先生就跟他一起來了，郁達夫還鼓勵他到日本去留學，劉先生曾用李義山“平生風義兼師友”這句詩來形容他跟郁達夫的關系。他的這首哀吊詩作情真意摯，格老味長，是先生舊體詩詞中的絕唱，愈能見出杜甫對他的深刻影響。

澎湃新聞：劉先生還寫過好幾首吊唁周總理的詩詞，據您所知，這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嗎？

陳允吉：劉先生對周總理感情很深，總理逝世后，當時《解放日報》文藝部有個記者去采訪他，他請記者去客堂間坐，一邊哭一邊講總理的事情，說總理曾經到家里看望過他，還跟記者說：“當時周總理就坐在你現在坐的這個座位上。”同時他把已經寫好的五首悼念周總理的詩拿出來交給記者，惟當時的宣傳口均被“四人幫”控制，紀念總理的稿子不可能發表。這組詩中的第四首是寫總理與先生個人的交往的：“幾度光榮接笑顏，循循善誘話千般。心長語重頻回首，最是難忘過五關。”“五關”是指周總理強調知識分子要過好政治關、思想關、生活關、家族關、社會關。后來他又寫出懷念周總理的詞，《蝶戀花》《卜算子》各一首，說明劉先生對總理的感情還是很深摯的。

澎湃新聞：當時這批老先生是不是普遍都在舊體詩詞創作方面頗有建樹？還有哪些老師的詩詞創作比較有特點？

陳允吉：他們基本都能寫舊體詩詞。比較特殊的是蔣天樞先生，他能寫舊體詩詞，偶爾也寫新詩，但創作并不很多，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他的吟誦。1958年他給我們上“先秦文學史”，光《詩經》就講了五十五首作品，而且每首必定吟誦，調子低昂有節，宏暢邈綿，據說其所吟的腔調稱之為“唐調”，是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讀無錫國專時跟唐文治先生學的。唐文治為晚清農工商部左侍郎兼行尚書事，后來退出政壇專心辦教育，曾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及“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上海海事大學前身）的監督，也就是校長，朱東潤先生讀南洋中學時也曾是他的學生。按照朱先生的說法，他是唐先生“看得見”的學生，因為當時唐先生的眼睛還看得見；到了無錫國專時期，唐先生已經失明，所以蔣天樞先生是他“看不見”的學生。

1960年春夏間，復旦廣播臺輯合中文系多位老先生吟誦毛主席詩詞的音頻，在節目中連續播放了一個星期，其中包括趙景深先生用普通話朗誦的《沁園春?雪》、蔣天樞先生用唐調吟誦的《西江月?井岡山》、朱東潤先生用唐調吟誦的《清平樂?六盤山》和王欣夫先生朗誦的《十六字令?山》。王先生的朗誦語速較快，接近口語，節奏感強，各位老師的吟誦各有長處，印象很深。

此外，系里的兩位語言學家吳文祺、張世祿先生，亦非常愛好寫作舊體詩詞。吳先生才思敏捷、積累深厚，1971年點校“二十四史”期間，曾經創作過兩首七律讓我們觀摩，王運熙先生看后盛贊這兩首詩功力不凡，我看后也很認同王先生的看法。先生寫詩非常勤奮，一生創作共五百余首，可惜保管不妥，現在絕大多數都已經散失。

而張世祿先生寫詩可用“厚積薄發”來形容，平生創成的作品共十多首。其中四十五歲時寫的《自嘲》、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寫的《雁蕩雜詩三首》，前者抒情，后者狀景，都顯出了很高的藝術水準。1961年先生為我們年級開設“漢語詩律學”課，因此對弘揚傳統詩詞文化作出了更大的貢獻。先生不僅能從學理上把格律知識講得非常豐滿，而且重視學生嘗試寫作舊體詩詞的訓練，鼓勵大家用心練習，然后交他批改。當時我寫了四首五言律詩《鄉園即事》交給他，他批改很認真，不僅用毛筆糾正幾處平仄的不協調，而且易字精當，并在他覺得好的句子旁打圈，特別滿意的打雙圈，發回卷子時又說我寫得“蠻有詩味的”。受到老先生這樣的鼓勵，我對舊體詩寫作就有自信了，心情還挺激動的。

劉季高先生亦酷愛寫作舊體詩詞，隨著年齡的增加，他舊體詩詞的諷吟也日益進入佳境，并輯成《增訂斗室詩集》六卷，內中風格清雋、筆力老成之作比比皆是。誠如王運熙先生評價的：“顯示出才情富美和耐人品味的藝術特色。”劉先生的詩里面有一首影響特別大，1959年有一批老師要去支援安徽大學和江西大學，劉先生態度比較積極，安徽方面一位高教局的領導專門到上海來拜訪他，請他到國際飯店一起吃冰激凌，劉先生與他聊得很興奮，事后寫了《孫陶林同志約赴皖主安大中文系教席賦此奉贈》七律一首，在復旦中文系的課堂上向學生誦讀過：“瀟瀟梅雨過江城，來上瓊樓第四層。開朗人含豐沛氣，精微論掩迅雷聲。燈前脫帽半頭白，壺里分冰徹底清。便合追隨淝水上，閑居綴處餉春耕。”后來我們年級不少同學都能背誦此詩，等劉先生從安徽大學回來，還有人拿這首詩跟他開玩笑。

澎湃新聞：趙景深先生是戲曲研究大家，據說他自己也會唱戲，您有看過趙先生的表演嗎？

陳允吉：趙先生自小酷愛戲曲，嘗師從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張傳芳苦學八年，生旦俱工，唱演兼擅。我來復旦不久，中文系和數學系開新生聯歡會，趙先生清唱了《西廂記?酬簡》。后來聽說之前1956年，他們一家人曾聯袂登臺，在登輝堂（現名相輝堂）獻演過《長生殿?小宴》，先生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楊貴妃，女兒趙超林演宮女。后來，他又邀請俞振飛、言慧珠等戲曲學校的一批人在大禮堂演出，俞振飛先演了《驚鴻記?醉寫》，又和言慧珠夫妻倆合演《南柯記?瑤臺》，趙先生在這次晚會里演了《邯鄲記?掃花》。根據一些回憶錄的記載，在抗戰時期，他擔任遷至大別山區金寨安徽大學的中文系主任，曾計劃教大家排《牡丹亭?游園》，又演唱過《販馬記》。一直到他晚年，還邀約一些朋友到家里來唱，他唱《長生殿?小宴》，夫人李希同唱《玉簪記?情挑》。所以他既是個戲曲研究家，也是個戲癡。

而且他還樂于借助宣唱、表演來充實課堂教學的內涵。比如他的課堂即興表演，講到唐代戲弄《踏搖娘》，他就一手叉腰，一手拿著手帕一角，另一角垂地，扭扭捏捏，邊唱邊哭：“命苦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嫁不到好丈夫。”講到唐代戲弄《缽頭》，他就兩手指頭彎曲置于胸前，上下舞動，作老虎撲人狀，模仿老虎的咆哮聲。講到明代傳奇南北曲的區別，他分別唱了兩段，北曲是李開先《寶劍記》的一段唱詞，高亢激越，是典型的北曲情味；南曲是梁辰魚《浣紗記》的一段唱詞，清婉柔靡，凸現南曲的風格，特別是收尾一句拖腔長達十六拍。

趙先生終生熱愛戲曲，而戲曲的元素也貫穿了他的人生，他在逆境中有兩個故事，算是痛苦中的詼諧。他因為跟外國人通信很多，在“文革”中被隔離起來查，但一時半會兒又沒什么結論，拖了很長時間。當時有學生看守他，有一次學生要去打籃球，為了防止審查對象逃逸，就把他平綁在床上，這時恰好有個要通過趙先生外調的人來找他，去五號樓找，敲門敲半天也不應，少頃趙先生高聲回答說：“里面沒有人！”對方問：“沒有人，你怎么回答呢！”他說：“我不是人，我是牛！”后來事情捅出來，學生也被批評了，之后他們打籃球，就把趙先生帶到籃球場邊，讓他在旁邊散散步。還有一件事，就是工宣隊追查他，要他交代有沒有“里通外國”的問題，他一直不承認。這一天工宣隊的態度特別兇，步步緊逼，趙先生就很爽氣地說：“有的，我有里通外國的問題。”工宣隊員說：“那你準備怎么樣啊？”先生說：“我馬上寫交代材料，明天就可以交給你。”這位工宣隊員高興極了，滿心以為案件將有重大突破。但第二天看先生交來的材料，上面寫了給外國友人寄過些什么書，最后總結說：“我是把我們國家里的書流通到外國去了，所以我有嚴重的里通外國問題。”“里”、“通”、“外”、“國”幾個字下面都加了小黑點。這兩件事表面看來似乎是喜劇，實則是噙著眼淚的苦笑，是荒誕現實中產生的幽默。

澎湃新聞：中文系以前還有一位吳劍嵐先生也很傳奇，說是醫術很好，武功也很高，是這樣嗎？

陳允吉：吳先生精醫道，嫻武術，喜繪畫，好書法。他行醫數十年，“文革”前因為他一直在病休，我們都不知道有這個人，只有一些“老復旦”請他看看病，到“文革”時大家一起學習，一起下鄉，才認識他。下鄉的時候，他因為有一次光靠切脈就診斷出一個還沒有結婚的女青年懷孕了，一下子老百姓把他當做神仙一樣，人人都來找他看病，向他求醫的群體一下子擴大開來，工宣隊啊，學生、老師，還有校外的人。系里請他看病的人很多，有一位在“二十四史”點校組工作的女老師，確診紅斑狼瘡，就是吃吳先生的中藥痊愈的。吳中杰老師還執弟子禮向他學習醫道。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我患了萎縮性胃炎，上腹部劇漲，積食不消化，吃了他一劑湯藥隨即就覺得緩解了。吳先生說：“你這個情況中醫叫肝膨氣漲，我用小活絡湯治之。”為了幫我祛除胃疾，他建議我每天定時將艾條點燃后熏炙腹部的中脘、關元兩個穴道，效果十分顯著。章培恒先生說：“這個辦法確實很好，既不花錢，又不產生任何副作用。”

武術方面，他也確實很厲害。“文革”期間他在學生班級里學習，為了驗證先生是否真有武術，讓他伸出一個胳膊，六七個年輕力壯的學生，每人用雙手把吳先生的胳膊牢牢抓住。吳先生稍運功夫，吆喝一聲，這群學生人人頓覺雙手劇痛，被他一下子就掙脫了。大家說吳先生精通武術此話不假。

當時中文系的老先生當中，就吳先生會畫畫，他不像外文系的伍蠡甫先生那樣畫名遠傳，但仍然顯出了較高的素養。他的畫作以花草竹石為常見題材，筆法簡凈，景象空靈，頗含神韻。吳先生的字也蠻好的，當然跟郭、朱兩位不能比，但是堅挺軒昂，剛柔兼濟，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吳先生還有一件讓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他很早就為自己寫了一副很長的自挽聯，囑咐家人等他去世后在追悼會上掛出來，后來他兒子在追悼會上確實掛了。若此安排顯得與眾不同，這到底是一種執著還是一種達觀，我覺得真的不好說。